评论：制服与民主神话

　　作者：叶海林

　　10月19日，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将军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表示，他的制服不是镇压、独裁、专制的工具，而是用以稳定政局、强化司法、开放媒体、增进普罗大众，特别是妇女的权利。将军说，“从一开始我就决定只担任‘首席执行官’而不是‘首席军法管制执行官’。”舆论认为，此番表示是为了回击反对派政党日渐高涨的“结束军法管制、重建民主

”的要求。

　　在谈论南亚政治发展的西方著作中，“印度特例”是反复出现的词汇。多数人口贫苦、社会高度分化的印度维持符合西方标准的民主制度长达半个多世纪，在许多人看来，是一个特例，甚至是一个奇迹。虽然随着印度的崛起，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在全球范畴下讨论印度的“特例”经验，但至少在最初，印度民主成功的“特例”往往和巴基斯坦的“民主失败”联系在一起。

　　这也难怪，巴基斯坦建国59年来，一共出现了阿尤布·汗、叶海亚·汗、齐亚·哈克和穆沙拉夫四位“首席执行官”。按照学院派的民主理论，巴基斯坦确实应被列入“失败”行列，至少，也应该像美国教授威亚尔达一样所说的那样，“巴基斯坦一直在民主和威权主义之间徘徊，它从没有能够———因为不稳定———全力为发展做出过持续的努力。”

　　作为深谙美国政治学的一位美国教授，威亚尔达的立论是无懈可击的。但这位教授似乎忘记了，已经或者即将成为世界一极的印度至少在人均GDP这项被所有的发展中国家看重的指标方面，还落后巴基斯坦一小段距离。在另一个被发展中国家顶礼膜拜的数字之神———增长率方面，穆沙拉夫将军执政以来，巴基斯坦也保持了骄人的成绩，连续五年超过5％。

　　当穆沙拉夫在电视上向全国观众表示“我坚信巴基斯坦必将日趋强大”的时候，他的自信和自豪是有理由的：执政七年来，巴基斯坦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所谓不断“被威权主义破坏”的宪政制度也没有寿终正寝，相反，正是在这七年里，国民议会和各省议会第一次得以完成任期；穆沙拉夫说“从未干预司法”———有谁见过手无寸铁的最高法院法官否决军人政权的政令？这件许多法官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在巴基斯坦并没有引起军人总统的雷霆之怒。更发人深省的是，巴基斯坦军人政权极力希望通过的几项法案———废除不人道的“胡杜德”法律、提高妇女地位等等，却遭到了一些依靠民主制度才得以进入国会的政党的激烈阻挠。直到今天，在巴基斯坦的许多地方，全部6000多节经文中只有100节与法律相关、12节涉及犯罪及惩罚的《古兰经》还是惟一法典，这可不是“不民主”的军人政权勾结宗教保守势力“欺压人民”的证据，恰恰是宗教政党利用“民主”的力量才使这种与巴基斯坦“温和穆斯林社会”的形象极不相称的现象延续至今。

　　西式民主制度与繁荣、进步之间的关系，曾被许多典型的西方教授不假思索地定性为“正相关”，但在巴基斯坦却遭到了强有力的反驳。这一反驳和其他一些例子一起，构成了对喧嚣一时的“西方中心论”的打击，也为非西方发展模式的存在增添了新的证据。

　　一定程度上，政治学正在远离哲学殿堂。现代西方政治学著作很少再能见到阿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雄辩滔滔、卢梭和孟德斯鸠的气势恢宏，多的是精巧的数学模型、繁复的逻辑论证。但许多看上去逻辑严密、数据完整、论证清楚的政治学著作都有意无意地忽视了科学的一个重要性质———任何科学都是有限和有条件的，科学工具更是如此。

　　当自然科学领域中有人宣称发明了一项无所不能的万用新技术的时候，仅凭这一点就可以断定其为伪科学———永动机和神奇无比的化妆品都在此列。但在政治学中，长期以来却有无数的西方中心论者不假思索地将“民主”定义为万能灵药，不但是可以解决一切发展问题的工具，甚至是可以终结历史的神明。

　　面对西方文明优势明显的镜像作用，在好莱坞和麦当劳强大无比的攻势下，形成对西方民主的独一性崇拜是可以理解的，幸好还有穆沙拉夫的巴基斯坦———当然，还有更加具有说服力的其他例子———告诉人们，西式民主，不管被披上怎样光华灿灿的外衣，都仍然不过是一件工具。西式民主可能与繁荣和幸福的人类目标有联系，但既不是繁荣和幸福本身，也未必是实现后者的惟一工具。

　　来源：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