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反推“霸权之后”

　　作者：陈玉刚

　　保罗·肯尼迪和罗伯特·吉尔平发现了大国兴衰沉浮的历史逻辑，指出兴盛的大国必然会对外扩张，尤其是当它看到的潜在收益会大于预计所需付出的成本的时候。

　　而一个霸权国必然会走向衰落，因为在强盛时期，霸权国必然会把战线铺得很长，

所需要付出的成本会越来越大，当大到它难以为继、难以承受的时候，其衰退期就到来了。世界的稳定、和平与动荡、冲突就在这兴起、强盛、衰落的历史演进中交替。

　　罗伯特·基欧汉破解了他们两人发现的宿命式的历史轨迹。在《霸权之后》一书中，基欧汉提出，即使霸权国的实力相对于其发展的鼎盛时期衰落了，维持霸权时期建立的秩序还是可能的，霸权国领导建立的国际制度提供了这种可能性。

　　如果基欧汉的理论能够成立的话，那么从逻辑上而言，我们也能反过来推论说，为了迎接相对衰退期的必然到来，霸权国的战略应该是在其力量鼎盛时期就制定建立各种国际制度，使国际制度成为维护国际秩序的网络纽带。

　　然而，基欧汉在破解肯尼迪和吉尔平命题的时候，他把国际制度设成是静止的或者中性化了的变量。事实上，在霸权国走向衰落而遭遇挑战的时候，其领导创建的国际制度也会同时遭遇挑战，甚至挑战国会先拿国际制度来挑战，把这看成是一种佯攻性的行动和战略。而霸权国也会把它所极力维护的国际制度看成是其霸权统治的象征，把对胆敢挑战国际制度权威的冒犯者的惩戒看成是表明维护其霸权统治意志的行动。

　　当前的国际形势似乎正要进入这样一个历史性的关键时期，朝核和伊核两个地区性的问题很有可能牵动国际关系全局的神经。撇开价值判断不谈，核不扩散体制是相当一段时期内国际秩序的主要基石之一。美国以搜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借口，悍然入侵伊拉克似乎也表明了其维护国际制度权威的决心。

　　然而，撼动制度权威的事例也曾成功发生，印度和巴基斯坦1998年双双成功试爆了核武器。美国有个别战略家甚至还认为此事不见得是件坏事，它有助于在亚洲形成某种势力均衡的格局。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目前的事和1998年的事还不完全一样。即使真如美国某些战略家所认为的———印巴拥核有助于在亚洲形成战略均势，但从直接影响来看，印巴拥核所造成的后果毕竟还是地区性的，除了互为冤家，印巴拥核所导致的“战略升级”没有带来更大的联动反应。而伊朗和朝鲜不同，两者都有不止一个的冤家，都和美国有着较长时间的敌对关系，都被美国列入“邪恶轴心”的范围。

　　因此，一方面，形势表明这两大问题必须以某种方式解决，国际秩序必须得到维护；另一方面，国际秩序的维护又不能以有限的动荡为代价，无论对美国还是其他有关各方来说，再一次的类似伊拉克战争的行动都是难以承受的。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破解这一困局就成了各国战略家、战术家们当前面临的最大挑战。

　　毫无疑问，美国是两大问题的直接当事人。但是，某种意义上，它又不一定、不完全是最直接和最大的利益相关人。无论对局部地区来说，还是对国际关系全局来说，秩序与稳定本身应该是一种公共产品，维护这种公共产品和继续提供这种公共产品既是美国的责任，也是其他各国和国际组织的责任。

　　而从最直接的关系来说，除了美国以外，这两大问题的利益相关者就是中国和欧洲了。中国一直努力协调和促进六方会谈，为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地区的无核化和地区稳定而努力。欧洲，特别是英、法、德三国，也一直在做伊朗的工作，以便找到一种既能照顾到伊朗的权利、又不至于使这方面核心的国际制度权威遭受撼动的办法。

　　在不久前举行的中欧领导人第九次会晤上，双方再次确认了继续深化和发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一致认为加强中国和欧盟关系对中欧长远利益、亚欧合作及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法国总统希拉克在启程访华前夕接受新华社记者书面采访时也表示，法中有能力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服务于和平与进步。

　　形势既给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提供了一个实践的时机，也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进一步深化和推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可以说，中欧之间从来没有像现在那样互相需要过。

　　来源：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