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婴儿首次公开身世 纳粹血统成耻辱(组图)(7)

　　重返出生地感慨万千

　　吉塞拉曾经两次回到以前母亲工作的“育婴农场”斯特恩霍灵。斯特恩霍灵坐落在绵延起伏的旷野上，远处是覆盖着皑皑白雪的阿尔卑斯山。吉塞拉的母亲就是在这里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负责“希特勒婴儿”领养的登记工作。如今，这所被废弃的房子靠马房而立，房屋大门上的纳粹党卫军标志依然清晰可见。门前的纳粹雕像——“希特勒婴儿妈妈”用

母乳喂养孩子，提醒并向世人诉说着这所房屋黑暗的过去。

　　尽管斯特恩霍灵现在已经是一个残疾人中心，但吉塞拉依然深有感触。她说：“看着这些快乐的孩子玩秋千，真的非常激动。如果生活在当年那个第三帝国世界，他们不可能生存下来，因为希特勒疯狂的种族政策不允许。”吉塞拉说她在“生命之源”纪录文件里找到证据可以证明，这个计划下出生的残疾儿童不是被杀死就是被送去集中营。

　　效忠希魔的妇女不愿接受事实

　　玛丽亚·多尔是另一名“希特勒婴儿”，母亲来自挪威，父亲是德国军队里的士兵。多尔现在生活在德国法兰克福附近，她认为自己是希特勒的一名受害者。还是嗷嗷待哺的婴儿的时候，她就被从挪威转移到了莱比锡市附近的克兰·萨里斯“育婴农场”，后来被一德国家庭收养。

　　强忍着泪水，多尔回忆了当时她意识到自己原来是养女的那一刻：“当我还是名学生的时候，有个女人突然走过来告诉我，我不是德国人。于是我开始秘密注意养母的所有东西，但直到长大成人后，我才知道了自己的‘希特勒婴儿’历史，发现了真相。我无法摆脱‘希特勒婴儿’这种感觉，我觉得受到了伤害和干扰，我的生活完全遭到了破坏。”

　　而在距离莱比锡市一个半小时路程的一所小公寓里，玛丽亚·黑妮奇骄傲地看着那本有60多年历史的相册。1942年，那时她是克兰·萨里斯“育婴农场”的秘书。

　　黑妮奇不记得多尔了，但她仍然与“育婴农场”其他一些“希特勒婴儿”保持着联系。黑妮奇目光坚定，她坚持认为尽管自己曾经在“育婴农场”里工作，但她并不是纳粹分子，“当时我还年轻，根本没有想过我们做的事是对是错，但我真的很喜欢那份工作，我没有尝试做任何事情来纠正这个计划，我不过是个小小的秘书而已。我也没有与慕尼黑的‘生命之源’总部有任何联系。”

　　吉塞拉解释说，事实上，许多曾经为“生命之源”工作的女人，包括她自己的母亲，在余生中都耻于提起“生命之源”、不愿接受自己这段人生轨迹。因为不管她们的作用是多么微小，她们都曾经扮演着支持希勒特种族政策的角色。

　　吉塞拉表示：“说出真相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在纳粹统治下，她们觉得自己充满了罪恶、耻辱和恐惧。于是她们建造了一座谎言之墙，然后有人出现，威胁说要推倒这堵墙。这对于她们来说，无异于威胁她们的生命。这就是为什么她们不愿意道出真相的原因。当时，许多女人向党卫军立下誓言‘忠诚是我的荣幸’，这句话至今仍影响着她们的生命。她们情愿死也不愿意说出真相。”

　　吉塞拉是首个出书讲述个人经历的“希特勒婴儿”，在书中她勇敢地告诉世人自己如何寻找真相。吉塞拉的自传还被改编成电影，并在2006年7月的慕尼黑电影节上播放。

　　有必要让孩子知道历史事实

　　吉塞拉参加了11月4日的“希特勒婴儿”集会，她强调在课堂上向学生讲述“生命之源”这段历史故事的重要性。“如今孩子们知道很多历史事实，他们的历史知识很丰富，但他们对历史缺乏情感上的联系，”吉塞拉说：“‘生命之源’的故事很重要，因为它关系到家庭，是关于母亲、父亲和孩子的故事。这能帮助学生们把历史和自己联系起来，更好地理解历史。”这次的重聚还证明了所谓的“优秀人种工程”作用非常有限。已经长大的“希特勒婴儿”看起来与其他普通德国中年人没有什么区别：男人都留着花白的胡子和顶着个秃头脑袋，女人也都是头发花白、戴着眼镜。

　　拥有金发碧眼的吉塞拉说：“我真的是个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