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存者遭软禁被怀疑成空难制造者

　　刚出虎穴　又入龙潭

　　飞机终于亲吻了跑道，发出一声尖叫，轮胎冒出了浓烟。

　　安全着陆，我们跌跌撞撞地逃出了飞机，却发现，自己被巴西的军队团团围住。

　　太阳已经落到了树丛后面，但我们仍能清楚地看到机翼、机尾受损的情况：飞机几乎被撕去了半截。我们竟然能从这样的飞机上逃命，简直不可思议！在接下来的3个小时里，我百思不得其解：难道我们撞上了秃鹫？“开什么玩笑！”有人说，“在8000多米的高空撞上秃鹫？”

　　我们成了这座军事基地的“俘虏”，但军方对我们很好。他们把我们带到了一个有床铺的兵营里，我们几个“俘虏”甚至可以使用首长办公室的电话。军方确认了我的记者身份，可是轮到我打电话时，电话还是“罢工”了。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有电脑的兵营，费尽力气，终于说服一名士兵允许我给我妻子发一封电子邮件。

　　我们喝着冰镇啤酒，吃着热饭，谈论我们是怎么活下来的。有人开玩笑说，也可能我们都已经死了，这座兵营就是我们开始死后生活的“地狱”。我们把自己称为“亚马孙7人组”，约定每年的这个时候都聚会一次，交流如何度过我们来之不易的余生。

　　饭吃了一半的时候，我们这些幸存者中惟一会说葡萄牙语的巴奇曼被叫到了兵营指挥官的办公室。10分钟后他回来了，脸色煞白：“我刚才被告知，一架客机和我们的飞机相撞，之后就掉进了丛林里。”

　　空难幸存者成了“凶手”

　　此刻，我们终于知道，我们的飞机究竟撞到了什么。我们愣在那里，好长时间没有说一句话。后来我们得知，那架客机上的人全部遇难，很多烧焦的尸体几天后才被找到。飞行员莱波利说：“我们不该活着，这没有道理。”我安慰他说：“我们能活下来，是因为你们俩救了我们。”但两位飞行员仍非常伤心。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我们遭到了软禁，然后被送到库亚巴市的警察局接受审问，就像我们蓄意制造了这起撞机事故一样。美国驻巴西大使馆的一名官员在库亚巴机场和我们见了面，这位官员的助手、一名美国空军上校安慰我们说：“我们将尽快把你们的事情处理完。”

　　随后，他告诉我们，要按巴西警方的要求填写一些表格和文件，说明我们的全名、住址、年龄、职业、受教育程度，还要写上我们父母的姓名、住址和出生日期。我问上校：“我们写这些东西干什么？”上校眨了眨眼睛说：“还是按他们的要求做吧。”

　　接下来，巴西派来一名医生为我们检查身体。我拒绝接受检查，大声把上校喊来。他劝我接受检查，否则要在巴西多呆好几周。他进一步解释说，检查身体是为了验证我们在巴西并没有受到虐待。

　　第二天早上6时30分，在飞行了一夜后，我终于回到了纽约。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巴西像开了锅一样，绝大多数媒体都出现了这样的声音：美国人的飞机，飞行高度错误，又不听塔台指挥，结果把巴西的客机撞下来。美国人没有死，巴西客机上的人却无一生还。此后，我收到了很多电子邮件，里面充斥着“死吧，凶手”、“你将为此付出代价”等字眼。

　　直到今天，关于这次空难的原因，仍然没有定论，我们飞机上的两位飞行员仍滞留巴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