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能否打赢反腐战争

 　 本刊观察家 黄晴

　　日前，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联邦安全局会议上，承诺继续增加联邦安全局的预算，并再次强调了情报部门在反腐败方面的重要性。这被认为是普京反腐败决心的又一次展现。

　　腐败是俄罗斯社会古已有之的痼疾。从沙皇时代到苏联时期，腐败都是一种难以根除的现象。苏联解体之后，急剧的社会转型使俄罗斯腐败行为大泛滥。有人说，腐败已成为俄罗斯人的生活方式，没有行贿受贿，别想在俄罗斯办成任何事情。

　　据俄民主思想基金会的一项调查，俄罗斯人每年送出的“好处费”达30亿美元，工商界送出的红包达上千亿美元。2001年，行贿受贿总额达360亿美元；2005年，这个数字是3190亿美元。尽管这些数字的可信性大可置疑，但国家机构腐败之甚，乃是不争之事实。

　　普京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社会现实，他自己也说过：“俄罗斯的腐败阶层实际上已经组成了一个个黑社会。”那么，当腐败已成为某种生活方式，当腐败者已经结构化、组织化之时，普京能否挽狂澜于既倒？

　　腐败现象在转型国家中有一定的规律：它总是围着稀缺资源和相应权力机构转。在商品短缺时，走私、倒买倒卖批件成为主要非法活动方式，海关和相关部门成为主要的腐败发生地。当土地成为稀缺资源时，相应的权力者和部门便成为腐败多发区。最近，俄罗斯在医疗卫生和教育领域的腐败现象急剧增加，也同社会需求上升形成“稀缺点”有关。

　　最近，普京反腐的重点是国家强力部门和执法部门。如内务部、海关、检察院等，多名高官被解职。普京深知，如果这些控制非法和腐败活动的国家机构出了问题，就必须先行清理，打扫干净了才能用，否则，反腐就是一句空话。

　　反腐过程是一种廉洁文化的建设过程。普京大声疾呼：“社会责任感应该成为官员和工商界人士的行为准则。他们应该记住，人民是俄罗斯富足和繁荣的源泉。国家必须让这一点落实在行动上，而不是停留在口头上。”

　　反腐过程是一种法制建设的过程。普京强调：“国家的威望不应建立在为所欲为和纵容姑息之上，而应建立在公正的法律和坚定的执法能力之上。”普京认为，钱权必须分家，“想要挣钱，就下海经商；想为国服务，那就靠工资生活”。在大力反腐的同时，2004年，普京大幅调高了联邦官员的工资。

　　在某种意义上，领袖人物是应运而生的，是历史的产物，更是时代的产物。他(或她)反映了国家和社会的某种内在需要、心理或社会组织上的稀缺。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国力急剧衰退，人民传统的大国自豪感严重受挫。普京的政策、人格个性，正代表了俄罗斯社会这一内在的心理要求——要重振俄罗斯的大国地位。

　　苏联解体之后，俄国家机器处于某种瘫痪和功能异化失效的境况，其表现是：一、联邦一级的中央统合功能降低，地方分离主义和搞独立的倾向抬头。二、国家机构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水平大大下降，腐败行为盛行，利益部门化和个人化，国家机构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了代表社会公众利益的职能。三、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法律和制度建设未能跟上，相应的道德和文化建设未能跟上，经济上的混乱现象、巧取豪夺之事和为富不仁之举大量出现。这些现象在俄罗斯现今的历史进程中恐怕有某种必然性。

　　就反腐这一社会命题而言，人们最关心的事是，普京能否成功？对这个问题，绝对乐观或悲观的态度恐怕都是不可取的，而应进行历史的分析。

　　首先，在市场经济早期，腐败大量出现是一种历史现象。例如，美国纽约市就发生过市政厅腐败案引发社会暴动的问题。在社会制度空缺和人们利欲上升的情况下，这是必然要发生的。当腐败现象大量发生时，社会的反弹和人民的不满也必然上升。在这种情况下，直接的对抗、制度的建立和调整、相应代表人物的出现，便成了必然的一种社会调整。

　　其次，普京是俄最高执政者，他代表着体制内解决腐败问题的一种努力。普京高调反腐，大得人心，尽管俄罗斯社会对此信心不高，但普京的民意支持度却相当高。普京行事效率较高，出手较快且果断，对腐败行为的震慑力初步显现。俄罗斯历经多年动乱，说明在体制外解决社会问题的代价相当高。现在人心思定，普京的体制内努力因此当可获得社会的主流认同。

　　其三，普京面对的是一种成为“生活方式”的腐败，一种成为“亚文化”的腐败，一种结构化、组织化、黑社会化的腐败，其解决难度可想而知。由于腐败问题是蔓延于社会肌体中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也是一种社会手术问题，需要准确的判断和高明的切割技术，也需要输血供氧等综合保障。反腐是一场持久战，不可能一击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