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联合意识的发展回顾

　　整个欧洲维持了半个世纪的和平与繁荣。这并不是什么奇迹，因为欧洲联合的思想在这片土地上存在已久，今天的欧盟正是这一思想积淀下的自然产物。

　　撰稿／金 姬(记者)

　　50年前的3月25日，全罗马的教堂敲响了钟声。比利时、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卢森堡和荷兰的政府代表走进罗马市政厅，庄严签署了关于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CEE)和欧洲原子能联营组织的罗马条约。

　　那个时候，身穿象征6国国旗服装的6名少女，在帝国大道手挽手缓缓前进。时任比利时政治家保罗-亨利·斯巴克(Paul-Henri Spaak)办公室主任的罗伯特·罗斯查尔德(Robert Rothschild)在那一天踏上古罗马的遗迹感叹道：“你们再度完成了两千年以来史无前例的大事，你们在查理曼、拿破仑失败的地方却获得辉煌成功。你们的功绩不是来自武力，而是来自你们的文采和智慧。”

　　纵观人类历史，没有一个大洲的命运像欧罗巴这样纵横离合。两次大战打得如此激烈，冷战铁幕至今历历在目，各国之间竟能泯却恩仇，整个欧洲维持了半个世纪的和平与繁荣。

　　这并不是什么奇迹，因为欧洲联合的思想在这片土地上存在已久，今天的欧盟正是这一思想积淀下的自然产物。正如夏尔·戴高乐所说：“我意识到实现欧洲统一必要性和艰巨性，同时也深深感受到在前人几百年来走过的道路上将遇到的艰难险阻。”

　　一体化：欧洲认同的核心力量

　　意大利罗马大学经济系欧洲一体化历史与政策教授玛丽娅·格拉齐娅·梅吉奥妮(Maria Grazia Melchionni)在2001年出版的《欧洲统一 贤哲之梦》(Europa Unita Sogno Dei Saggi)一书中写道：“欧洲思想意识在漫长历史的长期形成和演变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内在力量，孕育了欧洲一体化进程，成为建设欧洲认同的核心力量。”

　　梅吉奥妮教授认为，在世界文明历史进程中，相对于亚洲，欧洲“作为一个整体”有着自己的历史进程。其中，基督教义在西方的扎根，丰富了欧洲的精神文明，激励了欧洲人的觉醒，努力促进胜利者和失败者的融合。

　　公元9-11世纪，齐里洛(Cirillo)和梅托狄奥(Metodio)两位圣贤有过一个伟大的设想：希望把斯拉夫世界纳入欧洲文明及其文化范畴。于是基督教会传教士纷纷进入曾经被排斥在希腊罗马文明之外的东欧地区。11世纪可说是欧洲历史开始的世纪。在这一时期，从皇帝到教皇之间的冲突起，西方教会就明确提出要在基督教五项教规的基础上建立一种神的世界统治体制，在教会广泛影响的土地上，建立“唯一的圣制”。

　　在中世纪，欧洲的世俗文化逐渐衰落。由于教会采用拉丁语做弥撒，圣喻用拉丁语发表，欧洲出现了语言统一的趋势。文化经验可以通过共同的方法和教育网络，向欧洲各地传播，这表明欧洲社会精神文明团结的基础已经具备。一个既具有欧洲文明特征，又区别于其他文明的各种原始特征和同一性的欧洲在中世纪形成。在那个时代，欧洲文明在政治、宗教和文化方面都具有普遍意义。通过对罗马法的深入研究及对教会法规的修改，形成了共同享有的法律财富。

　　随着宗教一体化，欧洲统一的思想随之出现。欧洲统一的思想甚至成为人们追求的一种信仰。在中世纪，基督教欧洲的统一已经变得十分复杂。这种统一的结构几乎是偶然的、表面的，不过是在信仰上的一种表露，是开明社会和政府之间的一种表面统治形式。自查理曼大帝去世后，神圣罗马帝国就开始解体的劫难。此外，欧洲东西部依然处于分裂状态；北欧和南欧也都出现对峙局面。然后是俄国、波兰、北部德国和法国；最后，那些或拉丁化的、或日耳曼化的、或斯拉夫化的居民，终于定居下来，产生了早期的国家和民族的雏形。

　　从11世纪起，通过不同民族的聚会，真正形成了基督教的欧洲，又从这个历史的衍生地，经过分化，产生了近代欧洲。中世纪末是商业资本主义发展时期，资本主义从意大利发展到德国南部，以及北欧，这些地方的富豪们同欧洲各地建立了相互依存的关系，首先表现在经济方面，后来表现在文化和政治方面，他们成为欧洲空间的联合因素。

　　在15、16世纪，人文主义光芒普照整个大陆，欧洲文化的统一得到有力的推动。由于欧洲的大学用拉丁语作为通用语言，大学结构和教学大纲彼此十分相似，所以为传播人文主义做出特殊贡献。这一时代的经典著作通过三种形式反映欧洲统一的思想：共同理想、种族差异和拥有武装力量的欧洲，并且努力寻求使之具体化。

　　战争：“欧洲意识”的催化剂

　　中世纪后的欧洲，和战争形影不离。而每一次重大战争，都似乎在呼唤统一欧洲的“欧洲意识”。

　　1453年，奥斯曼帝国征服了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对西方构成威胁。教皇庇护二世(Pio II)企图组织全欧洲的力量来反对奥斯曼帝国；捷克波希米亚乔治王(Re di Bomia Giorgio di Poděbrady)希望和波兰、匈牙利和德国共同签署协议，旨在使整个信仰基督教地区获得稳定的和平，恢复曾经的辉煌；而法国国王亨利四世甚至向西班牙和奥地利提出建立一个15国组成的欧洲机制，由各国代表组成一个全欧洲理事会，负责调停分歧和军事冲突。

　　从16世纪开始，由于宗教改革，马丁·路德派、茨温利和加尔文派运动打破了基督神圣一统天下的思想，欧洲文化逐渐摆脱原来的统一感情，西方文化中出现了种族主义因素。而从17世纪开始，出现许多关于欧洲联合的方案，其中就有捷克人文主义者夸美纽斯(Johann Amos Comenius)1645年写的《向欧洲进言》，他说：“我们欧洲人应该认为我们都是同一条船上的乘客。”

　　当欧洲经历三十年战争(1618-1648)的折磨时，法国人艾默里克·克吕塞(Emeric Crucé）于1623年呼吁，建立一个由各国参加的“世界性国联”，首府设在威尼斯，因为威尼斯是世界政治和经济的汇合点，欧洲大陆的枢纽，能够“实现全面和平并在全世界实现贸易自由”。

　　奥古斯特联盟战争(1688-1697)期间，生于伦敦的美国基督教贵格会信徒彭威廉(William Penn)在1693年提出人类以宽容、博爱的思想实现欧洲联合的空想主义方案。他还建议“采用议会制或者参议院体制来实现欧洲现在和将来的和平”。

　　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5)时，另一位贵格会信徒贝勒斯(John Bellers)发表了一篇宣言——《建立欧洲国的几点思考》，对建立一个能够维护和平的国际组织表示怀疑。1712年，圣皮埃尔修道院院长卡斯太尔(Charls-Irenéｅ Castel)建议，在订立持久同盟的基础上，把欧洲各国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单一的共和国，成立一个欧洲参议院，建立一支由各国承担费用的、统一指挥的军队。他提出的集体安全体系，旨在保障欧洲和平和少数成员国的领土完整及生存权，不再受到霸权和非正义的侵犯，让大国小国都能强盛起来。他对和平问题的关注，唤醒了欧洲精神。

　　虽然“欧洲精神”在战争的洗礼中一次次被唤醒，但欧洲各国只是不断地变换盟友，并没有想到进行“大联合”。此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性就是竞争与扩张，再加上不平衡发展规律与民族主义相结合，当出现后发展的强国一旦超越先发展的强国时，不可避免地出现强国之间的争霸局面。于是，在欧洲的历史舞台上，就上演了“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一幕幕大国之间或军事集团之间的战争闹剧。

　　联合：明智的选择

　　回顾从古希腊、古罗马到20世纪前半叶这段历史，欧洲国家内部与欧洲国家之间频繁发生的冲突与战争带来了千百次浩劫。尤其经历了上世纪的经济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人民不得不思考：哪一条才是欧洲走向和平与繁荣的正确道路？

　　对此，不同的政治家和哲学家曾提出不同的方案：有人主张在某个大国主宰下或主导下统一欧洲。罗马帝国、大英帝国、奥匈帝国、拿破仑帝国直到希特勒的第三帝国代表了这一企图，但帝国却一个接一个崩溃。有人主张由几个大国保持均势来实现欧洲和平。19世纪的神圣同盟和20世纪的凡尔赛条约就是均势政策的实践。历史表明，建立在狭隘民族主义基础上的均势政策也不能保证和平。一旦均势打破，和平就将不保。两次世界大战都证明了这一点。

　　痛定思痛的欧洲人不得不另辟蹊径。第二次世纪大战期间，反法西斯的欧洲各国抵抗运动在共同目标下走到一起。其中有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和丹麦的地下抵抗力量，还有德国希特勒的反对派。他们深受纳粹德国之害，通过共同斗争，开始摆脱狭隘民族主义的思想束缚，认识到只有建立起国与国之间互信互利、平等合作的新型关系，才有欧洲的光明未来。由于抵抗运动的不同政治背景，他们关于欧洲联合或欧洲统一的主张也不相同。但是，他们都主张不能再让欧洲成为争夺霸权的战场。当时核心的问题是如何通过民主手段解决德国问题，让欧洲成为和平共处、共同繁荣的大家庭。新的理念促使战后欧洲各国寻求一条新路。

　　1946年9月，丘吉尔在瑞士苏黎世的一次讲话中，建议欧洲建立起“某种类似于合众国的东西……法国把德国引向欧洲合众国”。而后，意大利联邦主义领袖阿尔提艾罗·斯皮内利(Altiero Spinelli)呼吁草拟一部欧盟宪法。而被后人称为“欧洲先生”的是法国人让·莫内(Jean Monnet)，促成了欧洲煤钢联营(CECA)的建立。“这看似是经济举措，其实是出于安全考虑。”上海欧洲协会副秘书长张祖谦对《新民周刊》表示，“煤和钢是每个国家自己掌控的工业部门，也算是战略部门，代表这个国家的军事潜力。煤钢联营，就是为了欧洲国家不再打仗。”

　　1957年，罗马条约诞生。当时的参与者、意大利大使罗伯托·杜齐(Roberto Ducci)在日后这样回忆道：“当我们踏上冈比道里奥台阶，迈步走进罗马市政大厅时，每个人的心情都十分激动；签字仪式结束后，当我们再次走下台阶时，我们的心里满怀着激情和希望。那是3月末的一个晚上，雨过天晴，星星在春天的云彩中依稀可见，闪闪烁烁，庆贺我们打开了成功大门，呈现出一幅未来美好的蓝图。”

　　1959年，戴高乐总统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发表了一篇有关欧洲前途的著名讲话，认为欧洲的真正统一意味着建立一个“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他还强调：“要使欧洲成其为欧洲，必须有重大变化。首先苏联不再是现在这样的苏联，而成为俄罗斯。……这个提法只是一种历史的预见。”历史的发展证实了戴高乐这个惊人的历史预见。冷战结束为欧洲统一提供了历史机遇，中东欧国家提出“回归欧洲”，人们开始谈论“大欧洲”的问题，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就提出“全欧大厦”的设想。“大欧洲”的范围基本上与欧洲的文化与地理范围相吻合，就是戴高乐所讲的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

　　张祖谦表示，欧洲一体化有三大目标：和平，即避免欧洲发生战争；繁荣，即经济发展，欧洲国内市场太小，只有联合形成才能产生规模经济效益；以及重新恢复国际地位。戴高乐当年曾说：“为什么要搞欧洲一体化？我们不必在美国面前没地位，在苏联面前不安全。”

　　在第三个千年的舞台上，亨廷顿看到了在各国文明的碰撞中，欧洲只能以统一的面目屹立在世界舞台上。“这是条不归路。”张祖谦说，“欧盟走到现在，不可能再回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