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药价便宜假药少 业内人对中国药价表吃惊

　　环球时报驻印度特派记者 陈继辉

　　几天前，《环球时报》记者陪同国内一个访印的朋友在新德里的一家医院看病。医生开了剂量为四到五天的消炎和降压药处方，这位朋友在药店里看到32卢比(1美元约合42卢比)的划价后不禁大吃一惊。他又让记者帮忙把药店里常用药品的价格问了个遍，结果发现印度药价大约是国内的1/3到1/2。过去十几年中，印度制药业在国际上声名鹊起。许多对治疗艾滋病、癌症等病症有明显作用的新药在西方问世后，几乎几个月后印度市场就会推出同等疗效的仿制品，而且价格往往只有西方药品的一半左右。印度的药品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价格便宜，假药很少

　　古普塔是记者站附近一家小药店的老板。当《环球时报》记者向他询问药店里是否有人会就处方单上的某种药品指定购买进口品牌时，他思考了一下表示，大多数人仍会考虑价格因素，售价低廉的印度国产药卖得会更多一些。可能是由于生产及销售的各个环节都受到严格控制的原因，假药在印度似乎并不多见，而且印度药的“药劲”很大：一些止痛、消炎等常用药往往每天只吃一次就可以，而且药粒体积只有国内药片的1/3左右。

　　记者和一些不同社会阶层的民众闲聊时也发现，“重医不重药”是印度社会对健康医疗态度的一个明显特征。上层社会或有钱人往往选择去私立医院看病，找业内比较知名的医生进行诊疗，医院环境也往往像一个度假村那样安静优雅，普通民众则挤在政府医院或者普通社区医院里看病，有时候甚至要排队两三个小时才能看上医生，医院环境很可能破败不堪，甚至卫生和消毒状况都令人堪忧。当然，不同的医生和医院其诊疗费用也有天壤之别，从1000多卢比到几十卢比不等。生病之后到哪个医院看病，有没有固定的医生为自己诊疗，都可以被看作是社会地位的明显标志。

　　如果病人患的是同样的病，那么不同收费档次的医生开出来的处方却基本不会有大的区别，药店里出售的药品也是完全相同。医生在开药时完全根据自己的职业操守来决定，根本不会出现患者要求吃进口药或者让医生开出指定处方的情况。没有了回扣之类的私下交易，医生肯定会想方设法让患者在治好病的前提下尽量少花钱，而普通百姓在发现便宜的国产药同样也能治好病之后，盲目迷信进口药的风气也会逐渐消失。

　　对中国的药价感到吃惊

　　距离新德里只有30分钟车程的哈里亚纳邦古尔冈市是许多在印跨国企业总部的集中地，而印度规模最大的制药企业、年销售额达到13.4亿美元的制药业巨型航母———兰伯西实验室有限公司也座落在这里。

　　在兰伯西实验室，当《环球时报》记者提到中国某种磺胺类消炎药每盒售价约合两三百卢比时，一名工作人员惊讶地连呼“不可能”。他表示，以业内同行的经验而谈，药品以这样的价格出现在市场上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定价虚高而形成的产品暴利，另一种则是企业根本不懂得如何控制生产成本。

　　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兰伯西实验室媒体部经理高拉夫·乔简要地介绍了兰伯西实验室的药物研发与生产流程。在其所属的4个实验室中，共有超过1400名科学家在普通类药品、专利型新药、药品成分分析以及药物作用机制等领域进行研究。一旦某种药品经过临床实验后定型，便可以在其分布于全球各地的药物生产工厂进行投产。

　　激烈的竞争压力使得绝大多数印度药企将资金投入于扩大生产和产品研发，而不是毫无意义的包装宣传和概念炒作。兰伯西实验室向记者提供的数据表明，公司每年都会把全球销售额7%的资金用于研发，2007年的研发投入更是有望达到9%-10%。对于实验室里的核心技术人才，公司可以提供最优厚的工资待遇和工作条件，同时在药物生产和营销环节却又斤斤计较地控制成本，在全球9个国家设立生产工厂便是明显的例证。

　　国内药品生产企业最为常见的市场营销费用在印度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按照印度政府的规定，药品不得在公共媒体上进行广告宣传，肆无忌惮来宣传疗效的药品及医院广告更像是一种天方夜谭式的笑话。事实上，由于药品最终的市场销售都需要通过医生的处方来进行，患者同样也没有要求医生开处指定药品的权利，因此即使法律允许，厂家在面向普通消费者的媒体上刊登广告也无异于缘木求鱼。“外行指导内行”的情况不存在，制药企业唯一能做的便是获得政府及从业医生的信任，而不是把大量的金钱用在市场回扣以及广告宣传上，药价虚高更是近乎百分之百的市场自杀行为。

　　政府为仿制药开绿灯

　　“兰伯西在成长阶段主要依赖于过期专利药品的仿制生产，目前新药的研发也正在被公司所重视。”高拉夫·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但普通类药物的仿制仍然是兰伯西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同兰伯西实验室一样，印度其他药品企业诸如雷迪医生实验室等同样也是依靠西方过期或非过期专利药品的仿制起家。而印度政府在1970年通过的《印度专利法》及时给这些药企提供了法律避风港。按照规定，印度只会对药品的生产过程授予专利，而药品本身的成分组成则不在印度的专利保护范围之内。在这种情况下，西方药企一旦新药上市，印度的制药企业便可以从市场上购买到产品，送到实验室进行精确的逆向分析，然后用相同的药品成分组成来仿制并供应市场。由于省去了巨额的研发投入，印度仿制药的售价自然要远远低于市场上西方企业同类药品的价格，在发展中国家甚至一些西方国家里都颇受患者欢迎。

　　许多印度学者都承认，《印度专利法》对其国内制药业崛起的贡献几乎是决定性的。多年来，印度政府一直以“促进健康公平”为由，抵挡住了来自西方国家的巨大压力，在法律上为其国内企业的药物仿制大开绿灯。正因为如此，包括兰伯西实验室、太阳制药等100多家印度药企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并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等到印度政府从2005年起开始逐步对保护药品专利向西方国家做出让步时，印度的制药企业已逐渐羽翼丰满，像兰伯西一项药物的前期研究被世界制药业巨头拜耳公司以8000万美元的价格买走，反过来兰伯西又以收购当地制药公司的形式，借助放宽制裁的有利时机打进欧美市场。

　　药店和医院完全分离

　　上百家制药企业的崛起以及充分的市场竞争明显降低了印度国内的药品出厂价格，但是能够保障患者最终也能买到低价药还要归功于另一个重要的医疗运转机制———医药分开。医药分开成功地使得医生站在患者一边与药企进行市场角力，而不会导致医院与药企相勾结，共同搜刮患者的腰包。

　　在新德里阿波罗医院，挂号费和诊疗费用分别为100卢比和500卢比。记者陪同朋友去社区医院看病，朋友在花几十卢比买药之前同样也支付了300卢比才拿到了那张处方单。医生为自己的专业服务向患者收费而且价格不菲，这与国内“以药养医”的体制形成了天壤之别。在印度，患者到医院治病的主要目的是向医生寻求如何进行治疗、该吃何种药物，在拿到医生的处方单后，医院的服务便基本宣告完成。患者可以到市场上的任意一家药店去购买药品，即使一些药店会设在医院内部或者附近几十米的地方，其往往与医院本身也没有直接联系。考虑到地段租金等因素，不少医生甚至还鼓励患者回到家之后再到附近药店去买药，以避免因贪图省事而多花冤枉钱。

　　在医药分开而且诊疗费用单独收取的情况下，绝大部分的医生能够做到遵循职业操守，处方中更是只提及药物种类而不会强制规定任何药品品牌。在这种情况下，药企根本无须和医院打任何交道，也无法通过医生来影响患者购买旗下品牌的药物，要想切实提高自己产品在药店的竞争力，唯一途径便是在确保药品质量的前提下降低价格。

　　严格限制非处方药也是印度得以维持低药价的重要原因。记者曾经想自行在药店买一瓶消毒紫药水却因没有处方而遭到店主拒绝，像国内那种“自己给自己开药”的情况在印度根本不可能发生，一些最为常见的如止痛、治疗感冒发烧等药物都必须经由医生的处方才能买到。由于购药程序必须要在像医生这样的“业内人士”的处方下进行，药品生产企业也就不能寄望于概念炒作、登广告提高知名度，甚至是在外包装上乱吹主治病症等形式来实现“乱涨价”。

　　政府监管促进医药公平

　　除了印度制药业彼此之间的激烈市场竞争外，政府监管对于目前印度的低药价局面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有关数据显示，印度目前大约有近百种药品在实行政府限价。而印度化工部长拉姆·帕斯万还曾多次表示，他希望能够通过和国内药企进行集体谈判的方式，对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354种基本药品(其中包括一些降血压药和抗生素)实行一次性降价，再将今后药品涨价的问题与通货膨胀挂钩。由于增加后的限价药品将占印度目前国内所售药品的40%以上，政府此举显然会导致印度的市场药价再下一个台阶。

　　印度卫生家庭福利部长安布马尼·拉莫多斯此前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也表示，降低药价是政府在促进医疗公平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目前印度有规定要求医生必须按照一定比例为贫困线以下的人口进行免费诊疗，而一旦药价高居不下便使得社会中下阶层失去健康医疗保障的权利。因此尽管印度制药业的多个行业组织曾数次发出呼吁，希望允许企业维持足够的利润来扩大再生产或新药研发，但印度政府仍然不为所动，拒绝在一些“救命药”的定价上超越预定的限制线。高拉夫·乔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兰伯西实验室绝大部分收入都来自海外销售市场，“一些政府限价的药品在印度市场上几乎没有任何利润”。

　　政府的强化监管也使得医生诊疗及药品销售环节非常正规。一方面，医生不愿意因“药品回扣”的蝇头小利而甘冒执业资格被终生取消的风险，随时可以作为书面证据的医生处方单也会促使医生为自己的职业操守负责，力求让患者“花小钱治大病”而提高自己在业内的声誉。另一方面，获得药店经营权的许可也被列入严格的政府控制当中，记者在印度就多次注意到，当地药店如果没有正规医生的处方单，顾客哪怕希望用10倍的价格去买一瓶药也会遭到拒绝，因为一旦被监察人员发现后，金钱处罚和吊销营业许可给其所带来的损失将是致命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