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耀与罪恶之辩

　　然而，这些辩解并不能掩盖英国在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中的主导作用，以及巨额原始积累对英国经济发展的强力推动。

　　根据英国历史学家Niall Ferguson著作《帝国》所述，英国商船贩运了350万非洲人，占奴隶贸易总量的1/3还多。值得注意的是大西洋奴隶贸易持续了4个世纪、参与国众多，而英国人只用了不到150年就贩运了总量的1/3，其崛起速度之快和规模之大可见一斑。1768年的一份记录说，欧洲商船当年贩奴总数是9.71万，其中英国人运了5.31万，占总量的一半还多。更有历史学家指出，英国商船在18世纪的前几十年就已经初露锋芒，偶尔出现过贩奴数量大于竞争对手之和的情况。

　　如此后来居上的“骄人业绩”绝不是因为运气好，英国人曾为此颇费心机。航海力量崛起、出口产品价格低廉、宽厚的金融信贷“功”不可没，但是英国商人积极主动打破奴隶贸易垄断是关键性一步。1660年，英国皇室和伦敦商人组建皇家非洲公司，在陆、海军的保护下专营奴隶贸易。在各地商人游说之下，1697年垄断被打破，私人商船蜂拥加入贩奴行列，此后10年，贩运数量激增5倍。《剑桥不列颠帝国史》记载了1749年一名英国绅士的肺腑之言：“来往于新大陆的众多航运生意、海员家小的生计、不列颠制造业的饭碗，这些主要归功于黑人劳动力……对于这个民族来说，黑人贸易是财富和海军力量取之不尽的基金。”

　　从更宽阔的世界经济发展视野审视奴隶贸易，其对英国工业革命的积极推动作用是各国历史学家的共识。17世纪初，毛纺加工主导英国制造业，外贸的4/5是纺织品，主要市场在欧洲。17世纪中期，英国人口增长到达关键点，如果不拓展农业以外的就业机会，工业化进程可能倒退。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加入贩奴行列。英国制造业产品在非洲换奴隶、在西印度群岛换糖、烟草和酒，在巴西换黄金。而英属北美殖民地成为西印度群岛种植园的后勤供应基地，鱼、木材、马匹和大米源源不断送来，换来的收益又买了英国商品。总而言之，这个商业链条的每一个环节都是英国产品出口市场的延伸，而流通得以循环运转的关键是奴隶。

　　在这样一个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殖民经济体系中，收益高、回报快的投资使英国私人资本迅速膨胀，而私人资本的充足使英国手工制造业顺利完成扩大再生产。试想，一个国家从农业向工业化的转变如果主要靠政府投资推动，势必增加国民赋税，从而引起意想不到的不良后果。而奴隶贸易客观上避免了这样做的风险，为18世纪中期工业革命的开始奠定了良好基础。

　　换一个角度说，奴隶贸易在英国经济增长缺少投资的情况下弥补了这一不足。到了19世纪初，英国俨然已经在争夺新大陆殖民地的争斗中独占鳌头，国内工业革命浪潮风起云涌，此时的经济增长则更多地依靠不断推陈出新的发明和技术创新，适可而止地禁止奴隶贸易对经济的持续发展无妨大碍。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在其名著《大国兴衰录》中写道：“18世纪英国在工业化前的重商主义斗争中已经极其成功，工业革命无非增强了这一地位并将其变革为另一种权力。”

　　从立法程序上讲，英国率先废奴也不完全是良心发现的结果。首先，拥奴战线内部出现分裂。英属西印度群岛的大种植园主是最主要的拥护奴隶贸易利益集团。18世纪后期，法属西印度群岛制糖成本降低，为了维持利润，英属种植园主越来越多地依靠英国糖业市场的垄断经营维持高价，这招致航运商和糖经销商的反对。此外，在贩奴起家的英国西海岸城市利物浦和布里斯托尔，自由贸易观念开始影响商业阶层，海运商品种类增加，贩奴量下降。

　　其次，虽然奴隶贸易给英国带来巨大财富，但是暴发户毕竟不是立法者。有政治影响的议员、乡绅、军官、政要以及地主阶层极少与奴隶贸易有个人利益关系，而且他们对非洲和西印度群岛没有什么感性认识。当废奴派把议会辩论和舆论关注的焦点引向贩奴贸易的残忍和种植园主的人格时，极其容易从人性、人权、宗教和道德立场获得支持。再次，拥奴派曾力图为奴隶贸易穿上“道德”外衣。他们渲染非洲食人族等与文明社会格格不入的社会习俗，将非洲描绘成荒蛮社会。他们还提出，由于非洲气候恶劣，白人无法生存，无法改变现状，而非洲人乐意成为文明社会的奴隶。对此，废奴派将计就计，提出更有建设性的解决办法。于是废奴之后，更为严肃和广泛的传教活动在英国政府的支持下深入非洲大陆，这为后来的殖民统治奠定了基础。

　　为了保证禁止奴隶贸易这一“义举”不被他国破坏，英国的确派出军舰在非洲西海岸拦截其他欧洲国家的贩奴船。但是这种做法昂贵、危险，不但收效甚微，而且被法国人讥讽为“愚蠢地断送了自己的财路又见不得别人发财”。英国军舰在非洲西海岸巡逻的结果是在当今赤道几内亚附近岛屿上建造了永久性军事据点，为树立英国在西非海岸霸权奠定基础。

　　至于说阿拉伯人古往今来的贩奴行为，倒不妨把旧账新账都翻出来。阿拉伯人没把那么多非洲国家变成殖民地，阿拉伯人没在南非实行种族隔离制度，阿拉伯人也没有把非洲变成冷战的政治和军事战场，阿拉伯人更没有把津巴布韦几乎所有的肥沃土地据为己有。

　　英国19世纪初率先禁止奴隶贸易是多种因素在当时的国际政治经济背景和国内政治经济框架内互相作用的结果，当然不能排除人道主义因素，但是硬把它说成启蒙的灯塔未免自欺欺人。

　　美国黑人历史学家Anne Bailey教授2005年出版了专著《大西洋奴隶贸易的非洲声音：沉默之后》，这本书以口述历史的方式展现了非洲奴隶后裔的痛苦回忆。Bailey在书中写到，“无论在哪里，只要和非洲人谈起大西洋奴隶贸易就会有震耳欲聋的沉默，而沉默无法掩盖后悔、痛苦、忧伤、罪恶和耻辱的悲叹。”

　　Bailey从牙买加的奴隶后裔开始采访，并亲自前往西非的加纳追寻他们家乡的亲人。几个世纪的奴隶贸易造成了难以计算的骨肉分离，而Bailey在大洋两岸的探询却没有拼凑出完整的历史，“无法填补的裂口就是历史”。

　　这本书仔细分析了西方政府在赔偿问题上的沉默，她赞成以经济援助作为补偿的办法。同时， Bailey认为对非洲人最好的补偿就是把这段记忆变得透明，与其被痛苦和沉默支配，不如尽可能地搜集更多的口述历史，并让这段历史走进课堂和博物馆，以“缅怀不幸的灵魂并正视幸存者后裔面临的问题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