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将告别希拉克时代

　　3月11日，法国总统希拉克通过电视屏幕宣布：他将不再竞选连任，退下后会“以另一种方式、以同样的热忱”为法国服务。至此，在政界跌打滚爬了45年的“政坛常青树”终于跟政坛说再见了。希拉克执政期间，法国人在国际上重温了戴高乐时代的扬眉吐气，在国内则领略了非左非右的希拉克风格，也重新经历了“五月风暴”式的巴黎骚乱。

　　两次“左右共治”

　　在希拉克时代，法国人就遭遇了两次“左右共治”的政治格局，“左右共治”指的是共同掌管国家行政权的总统和总理分属不同政治派别的情况。第一次是在1986年，当时由保卫共和联盟和德斯坦领导的法国民主联盟组成的中右翼阵营，在议会选举中击败社会党，时任保卫共和联盟主席的希拉克也因此被密特朗任命为总理，首创法兰西第五共和国以来“左右共治”的政治架构。第二次是在1997年，希拉克解散议会提前举行议会选举，左翼的社会党获胜，其主席若斯潘由此出任总理，法国再次迎来“左右共治”，只是这次换成了“右翼总统，左翼总理”。

　　“左右共治”被世人誉为政治史上的一大奇观，因为按照政治常情，选民对左右派别的嗅觉非常灵敏。在英美国家，各派在某一特定地区都拥有铁杆选民。而法国选民似乎更倾向于撮合左右两派，让他们共同栖息于同一套政治马车中。实际上这两次奇观的形成既有其政治制度的因素，更有其深厚的社会背景。

　　法国的政体既不同于美国，也不同于德国。美国总统集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于一身；德国总统虽也是国家元首，但只是个无实权的虚职，国家真正的“一号人物”是总理。法国实行半总统制，总统和首相都是由选民直接选举决定的，也就是说全民投票的总统选举和国民议会选举交叉进行，总统只能任命议会多数党的领袖作首相。如此，总统、总理就有可能分属不同的党派，甚至可能出现反对党领袖甚至反对总统的掌控总理职位。这种制度给左右

同居提供了可能。

　　20世纪80年代以来，选民的这种政治心理更加强烈，经历了“五月革命”的洗礼，法国人对职业政客产生了抵触情绪，对政治也产生了不信任心理，于是选民利用选票来拆掉固化的统治者。在政治力量之间寻求权力平衡成了他们的首选，他们认为这样能够让左右党派互相掣肘、制衡，防止权力过分集中。当然“左右共治”并非解决问题的万能钥匙，由于总统和政府各归其主(党派)，受政治立场与偏见的影响，必然造成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貌合神离，使国家机器运转效率低下，使迫在眉睫的改革无法推行。2002年，希拉克在蝉联总统后任命右翼的拉法兰为总理，右翼大获全胜，说明了法国人开始意识到“左右共治”的弊端，又用选票否定了它。

　　“左右共治”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希拉克不愧为法国政坛的“常青树”。自1967年出任国会议员以来45年间他虽然也有过马失前足，但基本上都是有惊无险，在政治生涯中多次受贵人提携，稳步高升。45年里他两度出任总理、两度出任总统。当意识到选民已确实不再倾心于自己时，他急流勇退，不再恋战，画下一个差强人意的句号，从中体现了希拉克极高的政治智慧和高超的政治手腕。

　　“推土机”“变色龙”

　　1932年11月29日，雅克·希拉克生于巴黎一个企业管理人的家庭。出于对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戴高乐的仰慕，20世纪50年代他投身政治，先是加入法国共产党，还在一份苏联发起的取缔核武器倡议书上签名，这段经历让他首次寻求赴美签证时吃到了苦头。1959年，他从法国国家行政学院毕业，这是一个专门培养

公务员的高校，因此毕业后希拉克顺理成章当了一名公务员。由于当时的总理蓬皮杜非常赏识他解决棘手难题的能力，称其为“我的推土机”，随后被蓬皮杜任命为其办公室主任。1967年当选国民议会议员，同年出任蓬皮杜政府社会福利部长。1967—1974年先后担任就业国务秘书、财经国务秘书、总理府负责与议会联系的部长级代表、农业和农村发展部长、内政部长等。1974—1976年出任总理。1976年成立保卫共和联盟并任主席。1977—1995年3次连任巴黎市长。1986—1988年再次担任总理。1995年，这台“推土机”终于冲破爱丽舍宫的大门，成为法国总统，并在2002年击败极右翼候选人勒庞，成功获得连任，他领导的右翼同时重掌议会。在希拉克的总统任期内，法中关系密切、牢靠，堪称“蜜月期”，两国元首、政府首脑互访频频。他对华友好，曾于1978年、1991年、1997年、2000年、2004年和2006年访华。45 年来希拉克能够在风云变幻的法国政坛保持着“不老松”的形象，主要得益于其“变色龙”式的政治立场和堪与拿破仑媲美的勇气。

　　在国内社会经济政策上，希拉克能够根据社会气候左右逢源，很难给他的立场加以归类。在不同的时候，希拉克会游离于自由市场经济和国家指导经济之间。1995年竞选总统时他采取中间偏右立场，提出弥合社会分裂、减税、削减赤字、增加就业机会以及加强同德国联系的竞选纲领，有效地应对当时法国所面临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成功当选为共和国历史上第五位总统。2002年，他又高举反对极端主义的旗帜，获得了国内外、跨党派的一致支持，以得票率81.5％对18.5％的绝对优势连任，达到其事业的顶峰。灵活的手腕和善变的立场为希拉克带来丰厚的政治报酬。

　　外交上的戴高乐主义

　　戴高乐主义就是戴高乐为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争取恢复法国大国地位的对外政策思想和实践。它诞生于二战期间,在战后戴高乐重新执政后得到充分实践和完善。戴高乐主义在与超级大国、欧洲建设、第三世界的关系中表现得尤为充分。其思想基础在于法兰西民族主义，其实质是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构成了20世纪国际关系中最具特色的一页。

　　作为戴高乐的崇拜者，希拉克担任总统后，在外交上就提出了“欧人治欧”，表现强烈的戴高乐主义倾向，惟一不同的是戴高乐试图一举撇开北约和美国，而希拉克则在想法让北约逐渐欧化，然后再甩掉它。他率先主张让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动用“外科手术”解决波斯尼亚纷争；恢复核试爆；建议由法国向中西欧国家提供核保护伞；建议把英、法的核子力量结合起来形成中西欧的核军备；为加强作战力量将法国的征兵制改为募兵制；建议欧洲联盟建立快速反应部队以应付紧急情况；力主加强西欧防御联盟(WEU，欧洲人自建的联防组织)的职能，以逐步取代北约组织；呼吁改变欧洲联盟这一“政治大集团，军事侏儒”的局面；建议北约组织设于意大利那不勒斯的南翼指挥部由一欧洲人担任指挥官；建议北约组织与俄罗斯签订条约并举行政策联席会议。这说明，希拉克的近期目标在于让北约组织继续存在，但美国最终得退守大西洋的西北部，而大西洋的东北部事物则由欧洲国家自行管理。

　　按照希拉克外交逻辑中的戴高乐主义，他认为后冷战时期需要建立的是个符合地理意义、在全球范围举足轻重的大欧洲。为达到此目的，必须要有一个平和的俄罗斯的配合；必须排除美国的干预；必须中止美国在欧洲的代理人—英国的干扰；必须把德国这个经济大鳄约束在欧洲联盟的框架内。同时为了显示主动权掌控在自己手中，抢先提出了“对南斯拉夫政府采取强硬手段”。于是希拉克发热的头脑正合美国的心意，而南斯拉夫倒成了牺牲品。美国马上于1999年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驱使为不受国际法约束的作战机器，向南斯拉夫进行了长达78天的狂轰滥炸。就空袭南斯拉夫而论，其破坏规模之大、历时之久远远超过希拉克所预期的范围，因此也可说是“超额完成任务”。但是，也就由于空袭过程中对南斯拉夫全境民用设施的肆意破坏(包括对中国使馆的轰炸)，顿然使法、德意识到自己误上了美国的贼船。从此之后，以法、德为核心的欧洲“道德联盟”便开始想方设法约束美国的单边行动，最终则导致2003年攻打伊拉克之前对美国所说的“不”。

　　联手俄罗斯也是希拉克间接抵制美国单边主义的策略。遗憾的是希拉克对俄罗斯表现的善意，因为美国作梗基本泡汤。希拉克建议“北约组织与俄罗斯签订条约并举行政策联席会议”的出发点在于北约组织不断东扩，对正处于民主改革过程的俄罗斯造成严重压力。希拉克为了防止俄罗斯的左派死灰复燃，而提出如上建议。俄罗斯一方自不待言，担心的也是北约无休止的扩张，因此早就提出与北约签订“约束条约”的主张。美国考虑再三，于1997年在北约的框架内，巧妙地设立了所谓的“北约、俄罗斯理事会”。俄罗斯在此理事会里不得参与任何政策决定，对北约的任何重大政策至多只能提出建议。经过长期争执，又于2002年通过了《罗马宣言》，将俄罗斯在该理事会的“决策参与权”扩大至“反恐”、“禁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反战术飞弹”、“保护平民与救援”等无关紧要的领域。至于北约东扩、军备问题、联防之类的关键领域，则仍旧毫无置喙余地。

　　在2003年伊拉克危机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未必是美英两国的厉兵秣马，而是法德两国的不合作态度。希拉克坚决反对美国攻伊，成为国际社会超过俄罗斯、中国的反战“领头羊”，希拉克因而名声大噪。但同时法美关系急剧恶化，降至两国建交以来的最低点。法国自己恐怕也很清楚地知道，它的这种态度会让美国政府十分恼火，可能招致美国的日后报复。果然，布什讥讽希拉克是“反战先锋”，叫希拉克不要指望会被邀请到得州克劳福德布什的私人农场作客。应邀到克劳福德农场做客是布什总统待客的最高礼遇。迄今为止，希拉克总统一直未享受到这一“殊荣”，这在美国的盟国元首中是非常罕见的。

　　更确切地说，在伊拉克问题上希拉克与布什、法国与美国之间其实一直处于“既生瑜何生亮”的水火关系。一方面因为法、美之间实力对比太过悬殊，其次，法国对自己的石油来源操纵在美国人手中感到深切忧虑。法国政治家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就是：如果布什武力倒萨成功，伊拉克实际上就会落到美国的完全控制之中，美国就有了一个在中东产油区的直接的桥头堡。它可以借此直接威胁伊朗，并顺带进一步牵制其传统友邦如沙特和科威特，进而实现对该地区的实际支配。一旦如此，法国对中东地区的传统影响会被极大削弱，法国外交的独立活动空间将受到进一步压缩，更容易受制于美国的意志，这也是德国及其他一些西欧国家的共同忧虑。再次，反战可以以一种比较独立而强硬的姿态来重申、强化自己在欧盟中的领袖地位。法国是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主要推动者之一，与德国一起被称作欧洲联合的发动机。它的这种地位在冷战结束后受到了德国的挑战，后者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及对中东欧国家的传统影响，似乎已成为了欧盟的头号国家。但这次危机给了法国一个很好的机会：虽然德国也在反战，但它毕竟不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没有法国的那种一言九鼎的权威性。最后是基于法国国内政治的考虑。目前阿拉伯移民大概占了法国人口总数的1／10，这是一个任何政府都无法忽视的因素。而法国当局现在的这种表态可以获得他们的好感，也可以顺带满足其他对美国势力的崛起心存疑忌的人。此外，反对战争一向是法国左派，特别是社会党和绿党的传统诉求。现在右派政府转而成为了和平主义的先锋，当然就在相当程度上挤压了左派的活动空间，将它们置于一种尴尬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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