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首相的故事

　　那时候，保守老一代还不把作为王子的胡安·卡洛斯放在眼里，而苏亚雷兹和王子却很有共同语言。他们确信，制度改革是西班牙的惟一出路。西班牙停在老路上，就总是欧洲的另类，作为政治上的落后国家，不能真正进入欧洲先进国家的行列

　　1975年底，西班牙著名独裁者佛朗哥去世，1977年，包括流亡海外如共产党的所有反对党合法化，举行第一次民主选举。1982年制宪后西班牙举行第二次大选，执政权力向反对党和平转移，西班牙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完成了从佛朗哥独裁体制到现代民主体制的政治转型，被誉为20世纪后期全世界最成功的民主改革。在这个政治转型过程中，有个传奇人物，这就是当时的西班牙首相苏亚雷兹(Adolfo 　Suarez)。

　　旧制度的可靠接班人

　　从1939年西班牙内战结束开始，佛朗哥维持了将近40年的独裁统治。40年里，西班牙的惟一合法政党，就是佛朗哥亲自领导的“民族运动”。工会、青年组织、妇女组织等一切群众组织，都只能由“民族运动”统制。西班牙灾难性的冲突历史，使得佛朗哥相信必须以镇压取得稳定。他严酷镇压一切政治反对党，镇压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的区域自治呼声。从二次

世界大战前，走到70年代，谁都知道，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耳边世界进步的脚步声隆隆响过，外面已经是一个新世界，西班牙也已经完全不同于内战时期，虽然，从60年代开始，西班牙经济起飞，通过新闻法，制度层面开始有限改革，但是，应该相应出现的根本变革并没有出现，佛朗哥一党独裁的基本格局没有改变。到佛朗哥晚年，要求变革的压力，形成表面稳定下的不安张力。佛朗哥和大家一样看到，旧制度最危险的时候，就是开始转变和改革的时期。因此，他培养了一个知识构架完全属于新时代的预备国王，却并不想在晚年给自己找麻烦。这几乎是老人政治的规律。在他突然病重的一刻，他曾经被迫向国王交出权力，可是，稍一好转，就匆匆收回。把既定局面维持到生命最后一刻，是晚年佛朗哥给自己开的药方，而这锅药却要全体西班牙人陪着一起喝。连佛朗哥自己都知道，他一撒手，西班牙必定会发生深刻变化。

　　可是，问题还在那里：大变革是最危险的时刻，拖得越久，越是如此。面临危险一刻，西班牙何去何从？

　　佛朗哥死后，第二共和国前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三世的孙子，年仅37岁的胡安·卡洛斯一世，加冕成为西班牙国王，西班牙正式恢复了君主制。但是，胡安·卡洛斯一世早在佛朗哥去世前就公开表示，未来西班牙是君主立宪的民主体制。佛朗哥死后，西班牙将展开政治改革转型，从佛朗哥时代的一党专制，向主权在民、多党竞争的民主体制转变。胡安·卡洛斯一世本人，只是一个虚位君主，并没有最终行政权，不能干预政务。所以，他需要选一个首相，来具体领导这场变革。

　　1976年，佛朗哥留下的旧国会根据国王指示，开始讨论新首相人选。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政治运作，新首相候选人，从一个长长的推荐名单缩短到只剩几个人。名单最后，是大家都认为是陪衬的一个年轻人，年仅43岁的苏亚雷兹。

　　一般来说，一个打出来的政权，资历是按照战功排队。那么，一个年轻人怎么就上了这个名单？在体制内老人们眼里，苏亚雷兹经得起检验。他虽然没有经历过内战，但他的人生道路一开始就在佛朗哥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反对派没有丝毫瓜葛。他是从参加“民族运动”的青年组织开始，一步一步爬上政坛。30岁出头，他就担任过塞哥维亚省长，积累了地方行政经验。后经佛朗哥亲信推荐，担任官方西班牙电视台台长。佛朗哥去世那年，他是“民族运动”副秘书长，掌管着最关键的意识形态方面的职位。苏亚雷兹能适应体制，也是个善于察言观色的年轻人，任电视台长期间，他尽量满足老前辈们塑造自己形象的愿望，也就皆大欢喜。所以，他不但在年轻一辈中脱颖而出，而且在当选时并没有引起体制内反弹，因为他毫无疑问地被看成是旧体制的可靠接班人。

　　在当电视台长的时候，苏亚雷兹和未来的国王一个36岁，一个31岁，结下了年轻人之间的友谊。那时候，保守老一代还不把作为王子的胡安·卡洛斯放在眼里，而苏亚雷兹和王子却很有共同语言。作为专制体制内的新一代政治家，他们确信，制度改革是西班牙的惟一出路。西班牙停在老路上，就不能真正进入欧洲先进国家的行列。

　　在佛朗哥去世的1975年，苏亚雷兹受命起草了一个报告，在这个报告里，苏亚雷兹的结论是，西班牙军队里的将军们、现有体制的老一代人，能够接受温和渐进的政治改革。这一判断，为政治改革找到了一个出发点，给了未来国王以深刻印象。当新国王需要一个首相，一方面，他只能选择一个能够被旧体制接受的“自己人”，另一方面，他需要一个有强烈改革愿望、坚信改革可行性的人。他要善于和体制内保守人士对话，引导他们参与改革，还要有能力和体制外反对派沟通，把他们整合到政治转型过程中来。

　　惟苏亚雷兹，有这样的个人能力。

　　走出政党合法化的关键一步

　　苏亚雷兹领导的政治改革，是要从佛朗哥留下的旧体制转变成现代民主制。转变的关键是从一党制转为多党制，从法律上认可各在野党的合法性，即政党合法化。在佛朗哥时代，所有反对政党都是非法的，但是共产党领导的地下活动小组遍布全西班牙。政治改革一经启动，左右翼政治力量都看到了未来多党制不可避免，纷纷开始组党，有体制内人士组织的右翼政党，也有受到社会党国际支持的左翼社会党。但是，组织良好的共产党却被旧体制看成死敌。军队保守人士警告说，政党合法化不能包括西班牙的敌人，不包括共产党。如果让共产党也合法化，保守将军就可能动用武力阻挡。

　　于是，怎样让保守派接受共产党的合法化，成为政治改革初期最困难的事情。很多人认为根本没有可能。苏亚雷兹的过人之处是，他能看到“可能性”。他和死板的教条主义者不一样，始终认为现实政治需要智慧、需要妥协，对谁都是如此。

　　1976年下半年开始，西班牙政治改革起步。那一年，开始撤除已经维持久远的高压，是最危险时刻，最容易引起左右翼极端出头肇事，可能缩回去、改革半途而废，或可能一乱而不可收拾。此前，国王和苏亚雷兹已经分别派密使去法国会见过共产党领导人，承诺让共产党合法、参与西班牙民主政治，条件是，在撤除高压阶段，共产党不利用形势发动暴力革命。

　　从1976年9月到1977年6月，苏亚雷兹以一种令人叹服的方式，一步一步地走向多党政治。

　　政治气氛逐步宽松，一些失踪了几十年的左翼组织重新出现，其中最大最老牌的是西班牙社会党。这是个重新组建的政党，承继的却是老牌子。总书记冈萨雷兹只有30出头。苏亚雷兹和他多次会见长谈，取得共识。社会党是信奉社会主义理论的左派政党，但他们也与时俱进、大幅度修正党纲，放弃了完全摧毁旧制度的理想。

　　难的是说服保守老人。

　　1976年9月8日，苏亚雷兹拜见西班牙军内最有势力的保守派将领，通报他的政治改革计划。他告诉将军们，计划是国王同意的。他请求这些爱国的西班牙将军们支持他实施。对将军们来说，国王同意，分量很重，而苏亚雷兹的低姿态，就像是“自己的孩子”来向长辈求助。将军们问到最关心的问题，政党合法化是不是包括共产党？他们和共产党在内战中的结仇难以消融，无法接受让共产党堂而皇之回到西班牙。苏亚雷兹回答将军们，以共产党现在的状态，让他们合法化是不可能的。

　　将军们放下心来，承诺会支持苏亚雷兹的政治改革。

　　两天后，苏亚雷兹主持内阁讨论政治改革法案，军人阁员们没有反对。几天后，内阁起草工会组织法，先开放工人组织工会，一位将军阁员表示反对，理由是，当年就是众多工会组织先乱，失控而导致内战。苏亚雷兹认为，工会是让工人参与政治的必要途径。将军坚持反对，苏亚雷兹出乎意料地采取强硬态度，迫使这位将军从内阁辞职。

　　1976年10月8日，佛朗哥留下的西班牙国会对苏亚雷兹提交的政治改革法表决，425票赞成，15票反对，13票弃权。这体现了议员们的勇气，他们并非不知道，旧国会是在签下自己的死刑执行书。苏亚雷兹的判断再次得到证实，旧体制自身启动改革，而不是由外界政治反对派来推翻旧体制，是可能的。

　　1976年12月16日，西班牙为政治改革法举行全民公投，78%的选民参加，其中高达94.2%的人，投票赞同。按照政治改革法的计划，半年以后，西班牙将举行全民选举，所有国会议员将由选举产生。佛朗哥时代留下来的权力结构即将寿终正寝。这时，体制内外的政治家都开始组党，投入选举前的准备活动。

　　此刻的共产党还没有合法地位，还是地下非法组织。苏亚雷兹认为，如果把共产党排斥在政治改革之外，民主政治不可能成功。

　　1977年2月27日，苏亚雷兹和共产党总书记卡利约进行了长达8小时的密谈，取得了共识和协议。苏亚雷兹要求共产党先从改变自身做起，要共产党公开宣布，承认西班牙的君主制，采纳王室的旗帜，放弃暴力革命，遵从法律，遵从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在这个前提下，苏亚雷兹承诺尽快宣布共产党合法化，让共产党参与大选。

　　1977年4月，西班牙政府宣布，西班牙共产党合法化。流亡国外38年的共产党领袖立即回到西班牙，参与了6月举行的第一次大选，取得9.2%的选票，在议会中得到20席。苏亚雷兹本人率领一个中间偏右的多党联盟“民主联合会”，成为国会的最大党，继续担任西班牙首相。

　　佛朗哥的独裁体制正式结束

　　何塞·路易斯之夜

　　第一次大选成功后，还有一系列制度建设步骤要走，其中包括制定一部新宪法，在法律上确立民主制度。新宪法必须回答一系列既涉及国体政体，又牵涉千家万户生活的问题，比如君主立宪制中国王和王室的地位，经济体制，劳工关系，区域自治和独立等等。40年前，正是这些问题令左右两翼众多党派和工会组织，都坚持自己的主张惟一正确，各不相让，引致暴力冲突，滑向内战深渊。

　　整个国家突然减压，出现了一些社会问题，也出现了经济困难。民主改革第一步后出现经济危机，几乎是20世纪后期民主转型的一种规律性现象。有大变革带来的新旧衔接问题，也有改革前已有隐患的滞后发作。当时西班牙通货膨胀，原材料价格上涨，失业率上升，福利保障制度不良，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经济困难会在民众中造成困惑和怀疑，如果这种困惑和怀疑持续下去，政治改革仍然有可能中途夭折，仍然会有反对派站出来，呼吁民众拥护旧秩序，拥戴强权出来整顿经济。

　　苏亚雷兹面对经济困难，仍然坚定推行政治改革计划。他非常清楚他手里的有利条件是什么。现在的西班牙和40年前第二共和国时期完全不同。30年代的西班牙，左右完全对立，各种国际思潮在西班牙安营扎寨，引发民众四分五裂的局面。而现在，第一次大选之后，西班牙从大选前蜂拥出现的几百个政党，迅速整合成中间偏右的民主联合会，中间偏左的社会党两个大党，再加右翼的人民联盟，左翼的共产党两个小党。这样两大两小，中间大两头小，是比较稳定的格局。苏亚雷兹本人，是中间偏右的第一大党民主联合会的代表。苏亚雷兹看到，这种格局对于政治求同非常有利：民众没有四分五裂，没有哪个政治组织或反对派别是在政治改革进程之外、一心和政治改革作对的。

　　苏亚雷兹的有利条件是，他只要说服为数不多的各反对党领袖，就等于说服了各阶层的民众。而面对面的谈话，苏亚雷兹是一个天才。

　　苏亚雷兹担任首相主导政治改革的时候，经常和反对党领袖进行这样面对面的谈话，成功率极高。这种面对面谈话，把政治家之间作为政治机器的动作，变成了人和人之间的正常交往。这样的私下面谈，有段时间经常借马德里一家叫作“何塞·路易斯”的饭店进行。桌上没有笔记本，只有葡萄酒，周围没有秘书，只有饭店的侍者。经常通宵达旦。于是，这种政治沟通方式有个浪漫的名字，叫作“何塞·路易斯之夜”。

　　1977年9月，第一次大选后经济危机趋重的时刻，一天，首相苏亚雷兹邀请各大政党9位领袖，住进首相官邸蒙克罗阿宫，讨论国家经济问题。这些人覆盖了西班牙从左到右以及自治区域的整个政治层面。这是一次“何塞·路易斯之夜”式的对话。不知道他们谈了多长时间，开了多少次会，最后宣布，他们已经就经济、政治政策达成一致意见。10月21日，他们发表了长达40页的文件，各党派的31名代表在文件上签字，该文件被称为蒙克罗阿盟约。

　　这次达成的协议，苏亚雷兹代表执政方，作出了一些承诺，国家更多干预经济，控制工资水平，提高退休金30%，将失业福利提高到最低工资水平，增加教育投入，改善城市住房，控制城市土地投机，实行农村土地改革，等等。而社会党和共产党等在野方承诺，说服民众承担经济困难的负担，不恶意利用经济困难来给政府制造麻烦、获取自己的政治利益。

　　下一步，起草新宪法。西班牙各大党的7个代表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称之为“求同联盟”。1978年1月，起草委员会完成了初稿。在地区自治、宗教问题、教育问题上，求同联盟开始分歧，分歧一度愈演愈烈，中间偏左的大党社会党愤而撤回代表，一个月后才回来。最后，求同联盟终于拿出了初稿，西班牙制宪进入第二阶段。

　　经过148小时的议会辩论，总计1342次演讲，议会宪政委员会终于在6月20日签字，完成了宪法文本。1978年10月31日，议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宪法。12月6日，西班牙再次全民公投，通过新宪法。12月27日，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签署了宪法。西班牙君主立宪的民主体制，在佛朗哥死后三年，终于正式确立。

　　急流勇退

　　在制宪确立民主体制后，西班牙于1979年举行制宪后的第一次全民大选，苏亚雷兹再次以最大党领袖身份出任首相。进入80年代，政治转型以后必然出现的经济和社会转型问题，加上西班牙特有的巴斯克地区自治要求，对民选政府呈现越来越大的压力。军队里的顽固保守势力则认为，是苏亚雷兹把西班牙带上了一条歧路。由于健康原因等多种因素，苏亚雷兹在处理这些问题上渐渐感到力不从心。1981年底，他向国王提出辞呈。此时苏亚雷兹还不到50岁。

　　命运给了苏亚雷兹最后一次亮相的机会。1981年2月23日，国会为通过临时首相的任命举行投票，电视对全国实况转播。突然冲进来一批军人，朝

天花板开枪，命令议员们趴在地板上。这是几个保守军官领导的一次军事政变。议员们惊恐地趴在地板上。只有两个人面对士兵的枪口，端坐在座位上纹丝不动，一个是老资格的共产党总书记卡利约，另一个就是文质彬彬的首相苏亚雷兹。

　　这次政变在国王的亲自干预下被化解了。此后，苏亚雷兹渐渐淡出西班牙政治舞台。在西班牙旅行的时候，我们在各地城乡看到国王的照片、肖像和雕像。在西班牙的报纸上，还能读到政治改革时期和苏亚雷兹一起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左右各大党领袖们的消息。可是，从来没有苏亚雷兹的消息。2005年3月，苏亚雷兹的儿子透露了父亲的情况。多年来，苏亚雷兹身患老年痴呆症，他已经记不得自己曾经是西班牙的首相了。(林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