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利钦破旧有方而立新无术

　　在政治方面，转轨的成就应当说比经济好些，然而也还谈不上完成，比多数东欧国家包括前苏联的波罗的海三国来也要差一截。1993年的炮打白宫表明俄国人还远未学会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其后的新宪法体现的总统集权也有违于民主制下的权力制衡原则。然而由于规则不健全，机构无效率，事务官的专业素质比政务官的民主素质更差，加上地方“诸侯化”的影响，使俄政府的实际行政能力低下，形成“集权的弱政府”畸形状况，这与现代法治民主国家实现的是“权力制衡的强政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俄目前政党政治的发展水平也很低，众多小党林立而缺乏有影响的大党(俄共除外，但实际上俄共影响也在下降之中)，这与中东欧各国大都已从众党林立的初期阶段发展出成熟的两党(或数党)理性竞争的体制相比，差距甚大。俄国不少政党有浓厚的“会党”“朋党”色彩，人际关系纽带重于思想、政纲纽带，奇里斯马魅力重于主义的影响，竞选主要是个人魅力的角逐，而非党及其纲领的较量。以致许多俄国政党在名称上就显得非“纲领化”且突出个人色彩，如“祖国”，“家园”，“我们的选择”，“亚博卢”等。显然，俄罗斯转轨即使在政治方面，也还有相当一段路要走。

　　除了经济、社会、政治以外，在民族关系上俄罗斯至今没有找到一条实现“瑞士式的多民族祖国”的路，在国际关系上至今无法给自己在冷战后世界明确定位，在军事上也没有定下新的战略思想与军事体制。总之，说叶利钦“破旧”有方而“立新”无术，大体是对的。

　　二、“帝国后遗症”

　　当然，说“立新”无术并不等于完全没有“立新”，否则在旧秩序不复存在时又完全没有新秩序，那就要天下大乱了。俄罗斯当然不是这种情况。在世界历史上，强力控制下的大帝国从未能避免这种悖论：一方面消除混乱是维持帝国、实行强力控制的理由，另一方面强力本身不但只能掩盖而不能消除致乱因素，以致于没有一个帝国是永垂不朽的。而且越是强力控制的大帝国，一旦解体就更难建立正常秩序。但秩序再乱，恢复旧帝国也往往是永无可能。于是“帝国后遗症”的结局多数都不外乎三者：一是持续的混乱使人厌倦，社会情绪日益极端化，终于呼唤出一位铁腕人物建立新的强力控制，而且往往是比旧式强力更严酷的强力控制。这种“乱世铁腕”可以在混乱中借助“民意”而和平上台。典型的如第一次

世界大战后霍亨索伦王朝德意志帝国体制的解体，乱糟糟的“魏玛共和”维持了15年，终于使德国人民失去耐心，在“逃避自由”的情绪下把希特勒以合法方式选上了台，并拥戴他建立了法西斯专制的第三帝国。与此同时“魏玛现象”遍及全欧，一战以来帝制解体后新生的许多共和国也纷纷抛弃“混乱的民主”而以合法方式或和平政变方式产生了铁腕专制，如波兰的毕苏茨基萨纳齐(“整顿”)政体与匈牙利的霍尔蒂独裁。俄国在沙俄倾覆后出现的“二月民主”也是如此：二月里上台执政的自由派很快因“立新”无术失去民心，在民主选举的立宪会议上几乎全被淘汰出局，而主张“人民专制”的民粹派社会革命党大获全胜。可以想见，即使布尔什维克不因大选失利而驱散议会，“二月民主”也极可能演变为铁腕专制，只是专制者改成民粹派而已。

　　第二种结局是帝国解体后的混乱发展为内战，而内战中民主自由秩序的生存机会更加渺茫，绝大多数不外乎两种可能：或者内战中的胜者建立新的铁腕控制，其最终结果与前述第一种结局一样，只是经过内战代价更大罢了。这种例子不胜枚举，从我国历史不断重复的“分久必合，乱极生治”的王朝循环，直到1917年后的俄国内战、1911年后的中国内战。或者在内战中没有胜者，帝国在四分五裂之中逐渐成为一盘散沙，最终不仅原先的“大国”不复存在，“文明”也可能因之走向衰落。后冷战时代这样的例子也俯拾皆是：从阿富汗、扎伊尔。南斯拉夫、索马里直到最近苏哈托垮台后的印尼――后者虽未发生全面的内战，但从东帝汶、亚齐之变直到各主要城市频频发生的暴力骚乱，也比前述那种“混乱的和平”无序得多了。至于历史上，从强力控制解体走向统一国家消亡乃至“文明”衰落的例子更比比皆是，能超脱于这种命运的反是少数(中国在“治乱循环”中一直延续了它的文明就是一例)，而像罗马帝国解体后那样走向长期混乱乃至文明变异的却是世界历史上的“常规”。

　　第三种结局是外部输入民主与法治的新秩序，从而摆脱“专制的稳定”与“混乱的民主”之循环，这方面最典型的莫过于德、日

二战后在被占领状态下的民主化，二战后的西德没有步魏玛共和国的后尘，原因固然很多，二战后德国受美英法占领当局的改造无疑是重要的一条。但这种状况要蒙受被占领的耻辱，除非出现非常条件(战败)是难以让人接受的。

　　对于“帝国后遗症”有几点需指出：第一，强力控制帝国的后遗症并不是某种“主义”所特有的，无论“左”的还是“右”的强力控制由于过分地垄断社会组织资源，都可能导致社会缺乏替代组织能力，从而造成强力消失后的无序，出现所谓“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局面。俄罗斯的“乱”被一些人指责为放弃了某种主义的结果，而另一些人则反过来认为某种“主义”要为如今的“乱”负责。其实，苏联帝国解体后产生的这些现象，与苏哈托专制崩溃后印尼的混乱、1917年沙俄崩溃、1911年清帝国垮台后的混乱十分类似。它与帝国的意识形态无关。同时，乱中出现的新铁腕也非某种主义所特有，德国“魏玛共和”之后出现极右的纳粹专制，俄国“二月民主”之后出现极左的布尔什维克政权，波兰的毕苏茨基萨纳齐体制产生于左翼——社会党，而匈牙利的霍尔蒂体制产生于右翼——箭十字党，但结束“混乱民主”，建立比旧体制更严酷的强权则是其共同点。

　　第二，这种后遗症也非某种“文化”所独有的。儒教的中国、东正教的俄国、天主教的匈牙利与新教的德国都出现过这种现象，而且不但像中、俄这样专制帝国历史悠久的国家出现过，经历过启蒙运动深度洗礼并久已实行立宪制度的德国出现过，甚至在中世纪就长期具有“贵族民主”、“自由选王”等非专制传统的波兰也出现过萨纳齐专制这样的现象。当然，传统可能使人更能适应某种体制，但造成帝国后遗症的一些基本因果关系(组织资源垄断与无序状态的互为因果，等等)是跨“文化”的。

　　第三，外界的干预并非这种后遗症的基本原因。有些国家如后蒙博托时代的刚果(金)、后殖民时代的安哥拉出现乱世，固然与外因有关，但大多数国家，如西亚德之后的索马里、门格斯图之后的埃塞俄比亚、苏军撤走后的阿富汗以及南斯拉夫，致乱因素都主要是内因。在有些场合外来干预反有助于稳定，如国际社会的监督对南非过渡期的作用就是如此。但无论外因是促进稳定还是生乱，都只能通过内因起作用。

　　第四，“后遗症”中今不如昔的议论与事实均不少，但真想回到昔日的可能几乎没有。我国民初混乱时代今不如昔的怨声不绝，但几乎无人愿意回到帝制，袁世凯称帝与溥仪的复辟都被唾弃。1917年以后的俄国、1918年以后的德国等等也莫不如此。混乱中产生新强权、更严厉的强权是很可能的，但恢复旧式强权则罕有其例。

　　三、走出“魏玛化”阴影

　　从应付“帝国后遗症”的角度看，应当说叶利钦时代是成功的。作为一个历史积怨至深的各族之国，俄罗斯人又只占前苏人口不到一半，苏联解体前的社会危机之积累也比绝大多数东欧国家更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叶利钦的八年中能使俄国基本保持稳定，苏联和平解体、俄罗斯境内除车臣等边境之地外依然有序。在漫长的过渡期中俄国既没有由混乱发生内战，也没有导致人们因厌乱而走向极端，尽管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学者都曾指出俄国的“魏玛化”危险或重蹈1917年“二月民主”覆辙之可能，但俄国人民近来反而出现了日益“中派”化的趋势：1998年以来各方的民意调查显示左右两翼(俄共与叶利钦身边一群人所代表的寡头自由派)影响下降，极左极右(安皮洛夫式的“斯大林主义者”与日里诺夫斯基式的法西斯倾向)更不成气候，而以卢日科夫-普里马科夫为代表的中左翼和以“亚博卢”为代表的中右翼则地位上升，这在世界历史上帝国后遗症事例中是极少见的，而对于传统上向来好走极端、中派从未成事的俄罗斯来说就近乎奇迹了。尤其在1998年出现金融危机、叶利钦本人的行事又日益病态、社会不满加剧的情况下就更是奇中之奇了。无疑，在社会心态“中派化”的情况下出现“左”或“右”的新铁腕、重演魏玛共和或二月民主悲剧性结局的可能性极小。即便叶利钦自己要想耍“铁腕”——在民主化进程中叶利钦的成就就在于连他自己也极难能扭转这一进程了。

　　俄罗斯没有乱出内战，没有乱出极端化，当然更没有落到请外国人来“立新”的地步。如果把转轨比拟为从此岸向驶彼岸的一艘船，那么叶利钦这个掌舵人使船驶离了此岸，但没有到达彼岸。然而这艘船也没有掉头而返，更没有在风浪中倾覆，而且还在冒着风浪向彼岸行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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