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利钦大权独揽，但并未缩小政治自由

　　在1992年初的俄国，这两种意义上的休克疗法实际上都很少回旋余地。当时俄国已经连续两年经济滑坡，又突然面临经互会“大家庭”经济空间与苏联统一经济空间双重解体的冲击，经济失衡已到了无论什么“主义”者都无法容忍的地步，以紧缩制通胀的“休克”大概是谁在台上都难免要搞的。而私有化在那时几乎是众望所归，就是俄共也表示如果私有化不可避免，那就只有平均分配，而不能让国有财产落到少数人手里。因此那时出现的“证券分配”法恐怕也难有替代的选择。同时在明知“阵痛”与风险难免的情况下，趁“8月胜利”后“民主大潮”中民心可用而发动“闯关”，也比人民热情过去后经济状况更糟时再在埋怨声中让他们“休克”风险要小些。可见当时那种转轨决策，也的确是大势所趋。

　　在此之前，苏俄已经出台了沙塔林计划、亚夫林斯基计划、雷日科夫计划、雷日科夫-沙塔林折衷方案、帕夫洛夫“反危机计划”等。这些计划与盖达尔的方案哪一个更好，也许并不值得讨论，而它们都没能扭转经济局势。事实上，无论激进还是渐进的方案都不是万应灵药，但也不失为一种选择，关键在于任何方案都有其行为逻辑，其有效性取决于这种逻辑能否贯彻到底。无论激进还是渐进，都比一忽儿激进，一忽儿保守、朝令夕改、没有章法要好。而在叶利钦与议会的拉锯战中，任何疗法都不能贯彻到底，其疗效不佳也就不奇怪了。

　　1992年7月，俄议会推翻了政府的紧缩预算，大幅放松银根。这时休克疗法仅持续半年，议会的行为给人的感觉是：俄罗斯人民已经承受不了了。然而那时“承受”的东西(无论是较抽象的经济指标下降，还是人们确实感受到的拖欠工资之类)在数年以后(例如在1993年10月白宫事件时)实际上是更沉重了。如果说1992年7月按议会的说法不放松紧缩就会发生社会爆炸，那么1993年10月事变中人民没有起来支持议会就是完全不可理解的。事实上，1992-1993年、特别是“两宫之战”期间不同方面的民意测验表明，这个时期叶利钦的声望固然大大下降，但反叶的议会方面的民意基础更差。就整体而言，这个时期俄国人并没有失去对“激进改革”的期望。而实际上，在议会的压力下放弃财政货币紧缩的结果是靠大印钞票来弥补赤字、增加国企补贴，饮鸩止渴而使经济更加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务实的切尔诺梅尔金，只能倾向于再紧缩，这就是这位“中派”提名的总理何以在一度犹豫后又成为“没有盖达尔的盖达尔路线”代表者的原因。其实这种现象在东欧也不乏其例，许多靠反对“休克疗法”起家的在野党，包括左派(如匈牙利社会党、保加利亚社会党)，一上台也不得不搞“休克补课”，只不过是在更困难的情况下搞罢了。

　　由于政策摇摆不定,经济与货币无法稳定，“私有化”也搞得很糟糕。本来,“

证券私有化”作为在国有资本基数大、无买主而且公众又有起点平等愿望条件下的一种私有化起动方式,虽有其缺点(股权过于分散,形不成资产责任),但在许多东欧国家(如捷克)还是行之有效的。然而在俄国由于货币急剧贬值,资产估价严重失准,而且在政局多变的情况下企业折股工作极为迟缓,致使私有化证券长期有价无市,在不稳定气氛下人们也没有持券信心,因此尽管俄政府一再号召公众慎用证券，许多人还是为一瓶酒之类的代价便出让了自己的一份,导致严重的入市前投机。加之俄国证券私有化方案设计得也不如捷克周详(如直接用卢布,而不是像捷克那样以“投资点”计价，也没有象捷克那样建立记名帐户以控制入市前投机),这一切使俄罗斯的证券私有化阶段存在着严重弊病。虽然叶利钦政权在1993年4月全民公决后曾采取措施加快企业折股、规范证券市场,但不久再度激化的两宫之战及“炮打白宫”后立即展开的杜马大选又把这一切打乱了。

　　这样俄国便度过了混乱的一年，政争激烈、改革出现混乱与停滞、经济大滑坡,成为这个阶段的特点。

　　六、寡头化时期：叶利钦时代第三阶段

　　1993年10月白宫事件到1998年3月切尔诺梅尔金下台为“叶利钦时代”的第三阶段。白宫事件后,叶利钦消除了”两个政权并立”的局面,通过总统集权的新宪法,使他成了“民选沙皇”,俄罗斯政局出现了叶利钦时代最稳定的局面。叶利钦大权独揽,但并未缩小政治自由。以俄共与日里诺夫斯基为代表的反对派在白宫事件后仅两个月便在第一届杜马选举中大显身手,使新杜马的成员中叶的反对派比重甚至高于旧议会。然而政治游戏规则已经改变：杜马权力大为缩小,而反对派则从热衷于政治斗争转化为主要从事议会斗争。这两点使这一阶段的政争相对温和而有序,左派起家的议长雷布金与谢列兹尼奥夫反而比过去的“民主派”起家的哈斯布拉托夫更能与叶利钦和平相处。俄国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无民主而有自由”或民主少而自由多的“新权威主义”格局。加上经过10月事件考验后切尔诺梅尔金彻底倒向了叶利钦,受叶任用为总理达5年多,政府的相对稳定使其得以实行一贯的转轨战略。经过四年多的调整,俄国逐渐实现了从稳定财政货币到稳定生产、从证券私有化到货币私有化、个案私有化的转变。经济在1995年趋于稳定,虽因1995-1996年间的”选举战”和车臣事件影响又有反复,但到1997年上半年,已首次出现了回升的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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