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校园枪击案看美国的暴力文化

　　曾子言

　　病态的心理、混乱的大脑、与世隔绝，都不足以解释美国暴力事件的频发

　　赵承熙开枪自杀了。神经病理学家们还没来得及研究他的大脑，弄明白是什么导致他的异常行为；遗传学家没来得及分析他的脱氧核糖核酸，搞清究竟是哪种基因决定了他的冲动和攻击性；心理学家没有机会询问他为什么去年秋天导师让他做社会咨询服务时，他会写下如此弃世残忍的戏剧和评论；当然，社会学家也没有机会探寻美国社会是如何塑造了这位23岁、在美国生活了15年的韩国移民的性格。究竟是什么魔鬼诱惑赵承熙射杀了32人？没人问过，也许也没人能够回答。但不可否认的是，关于暴力病因学研究的争论又一次上演了。

　　不久以前，科学家们还在用基因学、大脑皮层的活动、过度活跃和残忍的家庭纪律来解释1996年查尔斯爬上德克萨斯大学奥斯丁校区高塔上制造的血案和1999年科隆比纳高中的枪击案。尽管有些人确实携带了某种基因，也可能最终成为反社会分子；也有一些人大脑的某一个部分过度活跃，可能会导致犯罪。但这些都是个案，因为还有更多具有同类情况的人一辈子都在老老实实做人。研究犯罪暴力的科学家认为，天生的生理特征、后天的生活经历、所处的文化环境，都会影响着一个人的发展，单独分析任何一个原因都是不够的。正如莱奥那芝加哥大学的心理学家詹姆斯·格尔巴瑞努所言，“这就像孩子在堆积木一样。最终，积木倒下了，你可以指着最后一块木头说，就是它的原因。但实际上，这是所有危险因素的一个积累过程。”用赵承熙的基因克隆一个人，让他生活在不同的环境中，可能他就不会成为杀人犯。从生理学上说，也许他已经足够变态了，但他的心理状态(经历和生理互相作用的产物)还没有让他做好杀人的准备。只有生活经历、个性特征和文化环境共同作用，才能够产生一个冷血杀手。

　　枪支文化——美国暴力工具史

　　这是一个酷爱和依赖枪支的民族，他们用枪支来证明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用枪来维持社会的秩序，甚至用枪来解决个人问题。在反思美国校园枪击案件的时候，不得不正视两组数字，一个是从1972年到现在，美国每天死于枪支造成的他杀、意外伤害和自杀的人数有82人，居发达国家之首；另一个数字是，在美国2.6亿人中，私人拥有枪支达2.35亿。而且，任何一个被认为是守法公民的人都可以在店里购买枪支，审查程序也非常简单。全美只有17个州制定了禁止儿童接近枪支的法律，许多儿童很容易把家里的枪支带到学校。很多是枪支爱好者的父亲甚至还为自己的孩子购买枪支，并教会他们射击的技术。这些还没有判断力的孩子很快就成为美国枪支犯罪的重要生力军。

　　美国的枪支文化由来已久，而且一直有大量的拥趸。从欧洲人第一次踏上美洲新大陆时，他们就需要用枪来保护自己，用枪来开拓生意，并最终用枪来争得自由。500年前的北美还是由印第安人统治的，尽管林木茂盛、粮食充足，但初来乍到的欧洲移民们需要面对的不仅有随处可能的野兽袭击，还有印第安人的仇视。事实上，这些外来的欧洲人最初也的确和印第安人有过短暂的和平共处，美国人现在还在过的感恩节就是最好的例证。但生存的需要和文化的冲突很快使曾经的朋友反目为仇。当然，这些移民们凭借相较先进的武器——枪，战胜了只会使用原始弓箭的印第安人，并把他们赶到中西部，北美的东海岸成为欧洲开拓者的新自由天堂。

　　为了更好的生活，欧洲开拓者需要用猎来的皮毛换取必需的生活用品。1770年，有超过80万磅、价值5700 0多法郎的鹿皮被出口到其他国家，排在烟草、小麦、靛青和鲸油之后，列第五位。猎取食物的需要和市场上对于毛皮的巨大需求，使多数美国男子都比较熟悉火器的使用。后来，为了摆脱英国殖民者的剥削和压制，北美大陆的人民用枪支和鲜血换来了独立与自由。枪支，在这个崇尚自由的民族的心中，代表着他们与世界权衡的力量。就连《美国宪法》第二条修正案都明确规定：“纪律严明的民兵，对一个自由国家的安全实属必要，故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得侵犯。”正是这一修正案在法律上给与美国民众持枪的自由，也造成了美国深入人心的枪支文化。

　　用枪支获得自由的美国人普遍相信武力造就正义。像很多好莱坞大片中强调的一样，美国人认为强者生存是天经地义的，武力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因此，在面对不服管制的其他国家，美国政府选择了出兵；面对试图对抗的邻居，美国人拔出手枪。于是。我们看到的是，每年死于枪下的美国人超过3万，但这并不妨碍年轻人随时可以到枪支专卖店选购一把中意的手枪，或者为了防身，或者为了攻击。

　　持枪自由——利益集团的对抗

　　事实上，持有枪还是放弃枪，现在已经不是美国个人可以左右的问题了。美国的军火商和美国步枪协会不仅是枪支文化的拥护者，他们还可以左右美国政策的制定。传统意义上，枪支是一个政治利益实体对抗另外一个政治利益实体进攻和防守的武器，但现在演变为一部分人与另外一部分人力量对抗的工具。提倡枪支管制与支持私人拥有枪支的对决事实上是一个集团对另一个集团的暴力，而承受这一暴力对抗结果的往往都是没有特殊权利的大众。

　　美国的军火工业是全球实力最为雄厚的，美国也是全球最大的军火出口国。2006年美国军火商向其他国家出售的武器出口收益达186亿美元。军火商每年不仅可以为美国上缴数目不菲的税款，还在支持着众多的决策者来制定有利于他们的政策法规。全美步枪协会成立于1971年，最初的目的是为了推动狩猎、打靶射击以及枪支安全等水平的提高。但就是这样一个运动组织，后来逐渐演变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势力庞大、资金雄厚的民间游说集团。到现在为止，美国步枪协会拥有 420多万会员，每年用于开拓步枪市场和宣传私人拥有枪支合法化的预算开支超过8000万美元，经费主要来源于会员费和捐助。美国步枪协会是全国性的组织，下设10000个州一级协会和地方俱乐部。这些会员在联邦、州和地方的各级选举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不仅是数量庞大的选民，而且会提供大量资金支持那些与协会立场一致的候选人。而支持枪支管制的美国手枪管理组织无论在资金上还是在动员的实力上都明显弱于美国步枪协会。与之相对，手枪管理组织目前只有40万名成员,还不到美国步枪协会的1/10。两者较量，胜负立见。

　　美国共和党就是美国军火商和全美步枪协会的坚定伙伴，他们坚持美国私人拥有枪支的权利。美国现任总统布什在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发生枪杀案后的讲话中就强调，美国人拥有持枪的自由，是人杀了人，而不是枪杀了人。和堕胎一样，要不要禁枪，已经成为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在历次大选以及历届政府同参众两院争论的焦点。尽管民主党曾在历史上通过六次不同程度上的枪支管制法案，但最终，私人持枪在美国，还是合法的不争现实。

　　对此，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教授琳达·布劳特的看法是，不管有多少大规模暴力事件是因为枪而起，对于利益集团，他们考虑更多的是自己的需要。比如，共和党需要军火商的经济支持和选票，民主党也决不会在2008年大选之前做不可能成功的争辩。别人的生命于他们，也许很重要，但绝对不可能重于自己的前程。而且，在每次枪杀案之后，我们都会听到普通民众对私人持枪的质疑，但每次，都会最终归于无声。就是这次弗吉尼亚理工大学33人死于枪下，也只有《新闻周刊》做过相对深入的社会学方面的分析，其他媒体，一律把原因归咎到杀手的生理问题上。在号称新闻自由的美国，这次暴力事件的成因分析，各大媒体们倒好像是曾经统一过口径似的。

　　娱乐传媒——强者文化的泛滥

　　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像美国那样推崇丛林法则和个人英雄。在美国人的眼中，失败者就必定为社会所遗弃，只有依靠个人的力量才能改变这一现状。达尔文主义在美国有着深厚的信仰基础，众生平等在美国人心中其实从来就没有平等过。

　　强者文化的流行，除了和美国的历史文化有关外，传媒、电影和电子游戏中对暴力的强调也是重要的推动因素。只要有暴力事件发生，美国媒体一般都会刨根问底。比如，这次赵承熙使用的9毫米口径的手枪，媒体会细致地描写这种名为“帕拉贝伦”的手枪是多么被手枪爱好者狂热追捧。就连这支枪的名字都是取自一句阿拉伯谚语，“你要想寻求和平，就先得为战争做准备。”这种手枪的射击速度可达每秒1100英尺，射程可达100码。1999年，纽约便衣警察用这种9毫米口径的手枪错杀了手无寸铁的西非移民阿玛都·蒂阿罗。当时，他正准备往外掏钱包，瞬间，41颗子弹将他射倒在地。同年，科伦拜恩高中的两位学生也是用这种枪射出188颗子弹，杀死13人后自杀。就是这样一种沾满血迹的手枪，还是得到很多人的青睐，说唱歌手冰块居然还用他的歌向这种枪致敬：“举起我的9毫米，给你脑袋搬家”。由此可见，尽管枪对于大部分美国人来说，意味着可能的危险，但他们更相信，枪给了他们安全和自信。

　　媒体对暴力的报道直接影响着美国青少年的行为和思想。据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报道，一个美国青少年在18岁之前，从各种传媒上能看到4万起谋杀案和20万起其他暴力行为。在孩子们还没有能力判断是非之前，他们看到的是枪在手里，就会成为控制者。加上美国家庭的强者文化的教育，青少年在可以获得枪的时候，就决不会拒绝。因为他们相信枪能“解决”一切问题。在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情况下，枪就充当了他们希望成为强者、希望被认可的工具。比如1981年3月30 日，有精神病史的26岁青年约翰·辛克利用枪刺杀里根，目的竟然仅仅是为了引起女影星朱迪·福斯特的注意。

　　正如人们所说的，可能人性中本来就有攻击同类的残暴本能，这才是暴力镜头能引起共鸣，获得快感的深层原因所在。正是基于这样一个从未被证明的假设，暴力电影和暴力游戏才有了创作故事或程序设计的灵感，暴力美学也成为心理学家集中研究的问题。究竟为什么人，尤其是男人，会如此沉迷于这种流血的快感，没有人给出更有说服力的解释。电影和游戏宣传的暴力美学弱化了社会劝戒或道德审判，把美学选择和道德判断还给观众，意味着电影和游戏不再提供社会楷模和道德指南，也不承担对观众的教化责任，只是纯粹提供一种审美判断。或者，就像布什总统在应对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枪杀案时坚持的，不是枪杀了人。而在这里，我们也似乎找不到理由就此成为道学家，指责暴力电影和暴力游戏。在导演和游戏设计师的哲学中，暴力其实也是一种寻求解决社会问题、探寻生命本质的途径。相比丑陋的政治阴谋和武力侵略，枪只是他们无法出头时找个说法的工具而已。于暴力制造者而言，暴力也不过是种随心所欲的游戏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