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启良：新加坡高薪养廉的伦理困境

　　一个强调以高薪吸引人才从政和投身公共服务的国家，无法激发子孙在这块土地继续深耕和生根。

　　总理年薪比美国总统高4倍

　　新加坡政府再度提出把部长和高级公务员的薪金调高，参照市场薪金标准，平均加薪33%。总理年薪调高到309万元新币(约合1545万元人民币)，比美国总统薪金高4倍(美国总统年薪约40万美元)，而国务资政(吴作栋)和内阁资政(李光耀)各304万新元。此项措施引起民间极大反弹是预料中的事。最后总理李显龙不得不退让一步，决定把今后5年所加的薪水全部捐出作慈善用途。

　　目前部长和高官的薪金增幅如此之大，不能被一般新加坡人接受，主要有3个理由：第一，年度财政预算案2月才提出，政府把消费税从5%提高到7%，人民税务加重，心中已经有了怨言，政府百般诱导解说，仍然未能平息，如今又说要以百万薪金才能诱人才进入内阁，实难服众。

　　第二，经济增长虽然可观，但国人贫富差距越来越显著，还有失业率仍然偏高，政府在没有把这些民生问题解决之前，就急于加薪，不可能得人心。

　　第三，新加坡全国大选去年刚刚举行，这个被认为是“刻不容缓”、“当务之急”的议题，竟没有在当时向人民说清楚，过了大选后才提出来，未免说不过去。一般新加坡人们虽然没有很深的“人民应该是老板”的民主概念，但是“政府应该是人民的仆人”这个浅白的道理，还是了然于胸的。现在政府在没有充分征求百姓意见的情况下，执意加薪，难怪人民反对的声音特别强烈了。

　　公共服务不能与私企混淆

　　政府采用市场薪金参照标准，理由是“高薪养廉”、“留住人才”、“为政困难”等。该标准自从1993年提出以来，就存在很大的争议。第一，公共服务(包括从政)本来就不能与私人企业混淆，公共服务讲究的是服务人民、建设国家、造福后代，奉献社会是这个职业道德的最高要求，有它特殊的伦理性；私人企业一味追求利润最大化，以效率为前提，公平正义的追求是次要的。

　　从政者没有把握好这个大原则的分寸，因此随后的论述也越来越欠缺说服力。向人民解析政策时的许多论调，由从政者的逻辑角度来看，似乎合情合理，但是民众听来，却是一种“硬拗”(强词夺理)。

　　第二，市场的顶级薪金是公共服务薪金无法追上的。现在公共服务署比照银行家、律师、会计师、工程师、跨国企业管理人员及本地制造商管理人员这6个行业中、每个行业前8名最高收入者的常年收入，来制订市场薪金标准。如此一比，部长和高官的薪金当然远远落后。如果这个差距成为公共服务增加薪金的最重要理由，这将是一个永远达不到的目标。那将每过几年就得调整一次，而且调整的幅度将越来越大。

　　好政府不一定昂贵

　　第三，新加坡是个小国，部长和高级

公务员的治理任务、管理工作，究竟是不是比大国如美国、日本、中国领导人的工作更为复杂、更为困难，令人怀疑。好政府不一定是一个昂贵的政府，从政者都应该有不为物质欲望而降志，不为金钱而辱身的情操。别的国家很少考虑过这个市场薪金参照标准，是有理由的。因为这牵涉到一个伦理问题，近10年来，全球“政府改造”运动，大力引进私人企业管理经验和原则，但并没有政府采取像新加坡这样的公务员人力资源管理方法。新加坡政府领袖又何必制造把柄，让人感觉有监者自肥之嫌？

　　要高薪请到别处高就

　　新加坡政府反贪成就斐然，许多国家如中国的公务员都不惜远行到狮城观摩学习。但政府领导人的“没有高薪就会使贪污贿赂泛滥”的言论，却没有说服力。

　　首先，这种说法侮辱了那些不为高薪所诱、严格自律、真正有诚意为人民服务的从政者和公务员。况且，如果真有其事，人民宁愿这样的官员到别处高就，免得污染了政府机构这块神圣净土。

　　第一代新加坡领导人在艰苦的逆境中无私奉献，建造美好家园，令人缅怀。他们用一代人的时间就使新加坡从第三世界的地位跃身到第一世界的经济水平，全国人民付出了某些代价，同时也得到应有的果实。的确，打造一个廉洁、有效率的政府是有代价的，民主自由被限制，在建国初期或许是一个“必要之恶”。

　　今天，国际时局变迁如此之大，新加坡中产阶层的声浪如此殷切，施政者就有必要在政策上进行调整。

　　新一代领导人是否能继承上一代领导建国时的浩然正气和无私奉献精神，乃是当前新加坡公共服务的最大隐忧。

　　一个强调以高薪吸引人才从政和从事公共服务的国家，将不能培养下一代人服务社会的意识和热爱乡土的情感，更无法激发子孙在这块土地继续深耕和生根。

　　何启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副教授)

   （香港《亚洲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