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门替弱势者发声

　　来联合国之前，马修做过很多工作。当过律师的他精通经济法，曾创办两个非盈利组织“公平金融观察”和“内城报道”。前者专为纽约的低收入者打经济官司，后者关注纽约最北部的布朗克斯区—嘻哈文化的发源地、少数族裔的大本营、全纽约最破最穷的地方，问题和冲突也最多。马修自出生就一直住在这个区，在联合国当记者后，每天都乘半个多小时的地铁回布朗克斯的家。

　　也许是因为出生地的缘故，马修特别关心那些被忽略和被轻视的弱势人群。作为一个没有“单位”、不代表任何机构或者组织的博客，马修堪称“世界记者”，联合国管什么，他就问什么。他似乎有一种天生的责任感：专门替那些没有机会说话的人提问，对热门问题反而不太涉及。

　　马修一直关注朝鲜和索马里等非洲国家。他发现，虽然联合国机构每天讨论的都是这些国家的问题，但这些国家并没有记者派驻联合国。于是他每天都特别留意这些国家的新闻，在发布会上提问，然后将问答贴到博客上。“从非洲发来的电邮多到看不过来，他们免费提供照片给我，鼓励我继续写下去。”

　　马修每天会问自己：世界上都在发生些什么，哪些需要在这里得到答案？不管事件发生地在哪里，只要他觉得有必要，就会在发布会上举手提问。一天他在《悉尼晨报》网站上看到联合国维和人员在东帝汶涉嫌嫖娼的报道，澳大利亚在联合国没有常驻记者，“如果有澳大利亚记者在这里，他们应该会就此提问。既然他们不在，我就来问一下。”

　　遗传了中国爷爷的钻研精神马修姓“李”，赵钱孙李的李。没想到这个长着一脸犹太式大胡子的美国人，居然有四分之一的中国血统。

　　“我的爷爷是中国人。”马修似乎猜到了记者的惊讶。他爷爷是四川人，1938年获得加州理工大学的奖学金来美国留学，毕业后留在一家飞机公司当工程师，娶了美国太太，就此安家立业，现已去世。

　　“1992年他带着我们回到他的家乡四川成都。这是个大家庭，那里有他的13个兄弟姐妹。”马修的祖父是个乐观开朗的老头，像其他的美国老年人一样，时不时会去拉斯韦加斯试试手气，输赢不计，权当消遣。他还为美国航天局研制过飞机，“只不过那架航天飞机还没上天就坠毁了。”马修忍不住笑出声来。

　　马修认为自己遗传了爷爷的钻研精神，做的是“调查式报道”。“科学家碰到一棵树，想知道它为什么长成这样。我也一样，总是好奇事情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

　　于是联合国这个让很多人觉得乏味的地方，在马修眼中成了应有尽有的天堂，有取之不尽的“矿藏”供他尽情挖掘。

　　马修认为，“问那些发言人想听的问题没有意义，毕竟你要的不是官方答案，你要的是真相。”他不想制造新闻，也不想改变新闻，只想发现新闻背后还有些什么人们不知道的真相。

　　马修不喜欢传统媒体，觉得它们的版面限制会使自己的很多“调查成果”白白浪费，而空间、自由度都没有限制的互联网才是他的最好平台。“我觉得自己像个侦探，总是不满足于给出的真相，非要一路跟踪下去，把我要知道的都弄清楚才会满意。”

　　他将自己定义为“互联网记者”。他觉得：“写博客的好处是比传统媒体更快，而且博客没有空间限制，不用每次都把事情解释一遍，你可以用超链接。”

　　刁钻的提问者

　　5月初，潘基文任命了三位气候变化特使—智利前总统拉戈斯、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和韩国前外交部长官韩升洙。

　　马修为拉戈斯准备的问题是：“有智利的环保组织说，你不应担任这一职务，因为当总统期间，你没有对智利的环境做过什么好事。对此你怎么看？”他扔给韩升洙的则是：“你是否因为曾经是潘基文的上司，才得到这个位子的？”

　　2006年8月，美国说唱歌星Jay-Z为一个“生命之水”活动来到联合国，呼吁人们关注非洲的饮用水问题。在发布会上马修的第一个问题是：“你认为饮用水应该私有化，还是继续由政府控制？”

　　Jay-Z回答说：“我不在乎，这是当官的事，我只知道应该有更多的水。”马修又问：“有人说你的服装品牌Rocawear是洪都拉斯的血汗工厂生产的，对此你如何回应？”Jay-Z瞪着马修，一会儿才反应过来：“我不敢相信你居然问这种问题。我不是来回答这种问题的。”

　　“对不起，但你是在联合国的新闻发布会，这里提倡的是人权和自由，你不回答可以，但我有问的权利。如果不是真的，你可以否认；如果是真的，说说你接下来要怎么办。”马修回忆道。

　　“他气坏了。我不是他的歌迷，不要他的签名。我是个记者，来问问题的，不是别人讲话你鼓掌。记者不能受这些人的钱，不能与被采访者结成联盟，不能站到某一方的一边。”

　　《纽约时报》刊登了对他专访文章后的一天，马修在联合国大楼碰到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南非大使库马洛。他向大使打招呼，库马洛假装嫉妒地对他说：“等等，你只是一个记者，媒体为什么报道你比我还多？”马修笑着答道：“大使别担心，我会报道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