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天战争40周年祭

　　战争到今天还没有结束

　　摘译自《卫报》，作者Jonathan Freedland

　　按正式说法，1967年的那场战争只持续了6天(1967年6月5日至10日—编注)。在现实中，它却持续至今，成了一场14600天的战争：当时年仅19岁的以色列一举征服的加沙正在发生内战—在法塔赫和哈马斯之间。同时它们也在与以色列交火。哈马斯重新向以色列发射卡桑火箭，以色列则恢复了定点清除。40年前的六天战争可能给以色列带来一个辉煌大捷，但没有带来和平。

　　以色列赢得的既是祝福，也是诅咒。不错，当时它做到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闪电般击溃三个发誓要消灭自己的敌国的军队，也抚慰了全世界犹太人的受伤心理：奥斯威辛刚刚过去20多年，犹太人就不再注定永远是历史的受害者，而是可以保卫自己并夺取胜利。

　　但早在战争结束之前，以色列开国总理大卫·本-古里安就呼吁从新夺取的领土上撤军。他知道占据这些土地和生活在其上的巴勒斯坦人，将使他缔造的国家面临一场政治和道德上的致命灾难。

　　这一灾难如今已变得很明显：1967年的大胜使以色列成了军事占领者，而被占领的人民最后总会反击的。1987年巴勒斯坦第一次起义(intifada)爆发，1990年代自杀爆炸不断发生，2000年又开始了第二次起义。尽管这40年来遭受最大痛苦的是生活在占领之下的人民，但这一痛苦也不可避免地为以色列人民带来了危险和无穷无尽的冲突。

　　政治上的威胁是：如果以色列还想保持它的犹太民主国家理想，那么它就无法统治一个在数量上迟早会赶上犹太人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口。现在情况正是这样：如果以色列要实行真正民主，给予巴人投票权，犹太人就无法再占多数；如果它通过排斥巴人保持其犹太国性质，那么它就不再是民主国家。犹太人多数和民主国家两者不可兼得，这就是1967年战争留给以色列的两难选择。

　　道德上的威胁表现在：每次一个18岁的以军义务兵在检查点拦下一个男人或女人，或者向一个定点清除对象按下“开火”按钮，以色列的道德核心就会又缩小了一点。1967年以色列赢得了很多国家的舆论同情，被看作敢于挑战阿拉伯巨人哥利亚的牧童大卫。40年后它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已大大下降，当年的钦佩已转变为怀疑甚至反感。

　　目前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正处于崩溃边缘，主席阿巴斯政令难行，“团结政府”的两大派别正在加沙街头互相杀戮，国际禁运使得整个社会贫穷潦倒，加沙越来越像以南部边境上一个无法无天、军阀混战的索马里。有人警告：这一真空可能导致“死亡天使”基地组织的打入，对此前欧盟中东斡旋人阿拉斯泰尔·克鲁克回答说：“你们说得太迟了。基地已经在那里了。”

　　目前哈马斯还在极力将基地组织挡在自己的地盘之外，但已经有一个巴组织投靠了基地，并在黎巴嫩一难民营挑起战端。即使基地取代不了哈马斯，随着势力的坐大，它可能迫使哈马斯走相同的道路，使目前这一以抵抗占领为主旨的民族主义运动变得更固执、更意识形态化、更加抗拒理喻和谈判解决。

　　以色列应该做的是：抓住哈马斯任何可能妥协的暗示，利用哈马斯同样希望打败基地组织这一点开始与宿敌谈判。其目标是结束这场从未停止的战争，因为其他的选项只会更糟。

　　以色列得不偿失的胜利

　　编译自《经济学人》

　　开战的第7天，全球犹太人都在为以色列终于摆脱险境庆祝，但在40年后的今天看来，六天战争看上去越来越像历史上代价最惨重的胜利之一。

　　这并不是说，那场战争是不需要的。以色列是在埃及总统纳赛尔派兵开进西奈、驱逐联合国维和部队、对以色列船只封锁阿喀巴湾之后开战的，胜利为它打开了水道并打破了敌人的包围，避免了“第二次大屠杀”的发生(很多以色列人对此深信不疑)。但从长远看来，战争对它来说也成为一场灾难。

　　由于以军的大捷，很多以色列人因此认为己方必有神助，兼有宗教和民族主义色彩的收复故土运动于是诞生，目标是永久吞并新占土地。开战6天之后，以色列在南、北、西三面征服了埃及的西奈半岛、叙利亚的戈兰高地和约旦的耶路撒冷老城和约旦河西岸(犹太教发源地，古称犹地亚和撒马利亚)。

　　这些土地本可用来与阿拉伯人交换和平，联合国安理会242号决议也是这样呼吁的，但以色列人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阿拉伯人则因羞辱而变得麻木。阿方没有打电话来求和，以方也毫不介意，开始愚蠢地兼并东耶路撒冷，并在所有新占领土上建立犹太定居点，以奠定“大以色列”的疆域。

　　数十年后埃及和约旦与以色列达成和平，但400万巴人却仍被禁锢在加沙和西岸。两年前沙龙强行撤出加沙，但除非收回西岸和东耶路撒冷，巴勒斯坦人仍不肯考虑和平。

　　实现和平需要勇气，双方都必须少取多予，重新回到1967年以前的边界。以色列应放弃西岸并与阿方分享耶路撒冷，巴方应放弃回归之梦并给予以方安全感。剩下的只是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