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第一大报改变右翼立场检讨战争责任

　　《读卖》的倒戈

　　《读卖》的行为能否影响日本政府的行为，尚难逆料

　　在日本,《读卖新闻》长期被看作是持保守和右派立场的报业代表,在推动日本右倾化的许多事件上,《读卖》不止一次地充当“攻城拔寨”的排头兵角色。《读卖》支持修改和平宪法,不仅如此,1994年,《读卖》还率先发表私家版的《宪法修正草案》,鼓吹承认自卫队为符合宪法的军队。

　　《读卖》赞同参拜靖国神社。2001年小泉纯一郎作为日本首相第一次参拜靖国神社时,《读卖》就以社论的形式表示支持。

　　然而,从2005年6月开始,《读卖》却突然倒戈。该月4日,《读卖》发表了长篇社论,针对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提出“首相不应参拜合祀了A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的主张,并呼吁尽快建立另外的国立追悼设施。

　　《读卖》的转向不仅仅在于如何看待靖国神社,而很像是一个系统工程。这一工程的成果体现在一本名为《检证战争责任》(以下简称《检证》)》的书中,这本书最早于2006年7月由中央公论新社出版发行,对从1928年开始到1945年由日本引起的战争的原因、经过、结束以及责任进行了全面调查。

　　《检证》难以避免地牵涉到中国:“九·一八事变”是怎样发生的?“七·七事变”如何引发了中日走向全面战争?《检证》提供了自己的答案。中国人至今无法忘却那场战争,但是在剥离了情绪主义的宣泄之后,仍不得不冷静下来研究那场战争究竟是为何而发生的，日本究竟如何走向了侵略之路，谁该为此负责?对此,《检证》也进行了自己的分析。

　　《读卖》的发行量是1400多万份,是发行量意义上的世界第一大报,在日本普及率是20.28%,相当于每五个家庭就有一家订阅该报,其影响力可想而知。6月19日,专门来北京联系该书中文版出版的《读卖新闻》调查研究本部主任研究员滨本良一告诉本刊记者,在政治类书籍销售暗淡的日本书市,《检证》一书共销售了8万册,“这么硬的书,在日本一般很难卖,这本书很成功”。社会反应也颇大,报社共接到邮件、电话等形式的6000多位读者的反馈。

　　日本的五家全国性报纸,过去《朝日新闻》、《每日新闻》和《日本经济新闻》反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而《产经新闻》和《读卖新闻》则持支持态度。今番《读卖》的倒戈使《产经新闻》成为政治立场上的孤家寡人。如今需要观察的是《读卖》的倒戈能否进一步影响日本保守化的政治氛围,以及如何影响因历史问题而纠结的中日关系。

　　新华出版社副总编辑黄春峰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此书中文版目前已经完成编审校工作,将于近期由该社出版发行。

　　“影子将军”走出暗影

　　《读卖》的转向与一个大人物息息相关。此人名渡边恒雄,今年已经81岁高龄,他于1985年任《读卖》主笔,1991年开始任报社总裁。渡边在政界、商界和媒介交游甚广,在日本拥有影响力。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后《读卖》右倾化的进程中,留有深刻的渡边印记。渡边还以“霸道”的作风出名,他曾把几位与他观点不同的社论委员全部排挤出报社,且《读卖》的许多规则与制度也是他一手创立,因此新闻界给他起了一个“读卖独裁者”的称号。

　　然而,推动《读卖》于2005年后产生“哥白尼倒转”式转变的也同样是他。上述6月4日的社论正是出自此公之手。

　　自小泉第一次参拜靖国神社之后,渡边就把家搬到神社旁边,通过不断观察,他发现靖国神社里的“游就馆”是个赞扬军国主义的地方。渡边认为,小泉虽然在国会承认甲级战犯是战争罪人,但首相参拜的结果会令与“游就馆”思想相同的人欣喜若狂。中、韩等国自然会产生“日本是个危险国家”的想法,而日本则会因此与其相抵触,导致恶性循环。

　　2005年6月后,渡边继续明确态度,多次表示“反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并认为“靖国神社的态度是一个大问题”。鉴于《读卖新闻》在日本社会的影响力,美国《纽约时报》于2006年初对渡边进行了采访,这篇题为《影子将军现身,意图改变日本》的特写这样开头——“在人生的黄昏,神秘的日本媒体大佬渡边恒雄决定走出暗影。”该文中,渡边批评小泉“不懂历史”,而他自己则被形容为“意图改变日本”的“影子将军”。

　　同是2006年初,渡边还与20多年来不仅在市场竞争方面,而且在政治主张方面的“死对头”《朝日新闻》的社论主笔若宫启文坐到一起,就两报长期对立的靖国神社等问题进行了一次对谈。在这次对谈中,两位日本媒介的大佬共同认为“只要日美关系好,亚洲外交就会顺利”是一个愚蠢的短见,下任首相假如还是选择参拜靖国神社,日本的亚洲外交就会彻底失策。这次对谈的内容发表在《论座》杂志2006年2月号,被抢购一空。

　　也是在这次对谈中,渡边提议,切断日本与邻国之间恶性循环的最好办法是认真检讨历史罪行,努力让大多数日本国民认识到:“事实上,那就是侵略战争。”

　　渡边将此动议付诸实践。在他的亲自主持下,《读卖》建立了由编辑、记者组成的“战争责任检证委员会”,决定就日本的战争责任进行调查和分析,将调查的结果形成报告,以连载的形式在报纸上陆续发表。渡边先生亲自提出了以下5个调查的主题,要求以年轻人为主的委员会成员到各地、各国进行调查研究,这5个题目是: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为何发展到了中日战争;日本为何在根本没有取胜把握的情况下与美国开战;是什么人“发明”了所谓全部战死的“玉碎”及自杀式的“特攻”战斗方式;美国投放原子弹是否不可避免;东京审判所遗留下的问题是什么。

　　“战争责任检证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在《读卖》上连载一年之后,又经过进一步的整合和修改,《检证》一书最终出炉。不久后,该书即出版了英文版。

　　“卢沟桥事件是偶发性极高的事件”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方委员会首席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步平教授近年来活跃于中日关系领域,他被“战争责任检证委员会”纳入到了采访的范围,《读卖》的记者曾经两次专程来北京对他进行访谈。而《检证》一书出版后,步平也在第一时间做了细致的阅读。

　　他向本刊记者介绍,该书对日本战争责任从纵横两个方向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又从总的方面进行了总结。从时间的纵向上,该书主要划分出8个单元,对每个单元应承担的战争责任进行了分析。

　　关于“九·一八事变”,书中说,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和参谋本部第二部俄国班班长桥本欣五郎等人是发动“九·一八事变”的主谋,他们应对这一时期承担主要责任。石原军事思想的核心是“世界最终战争论”——日美两国作为东西两大文明的盟主通过战争争夺世界第一强国地位。他与持有“用谋略活动来逼迫国家”信念的参谋们造成既成事实,并得到军部少壮派军官的配合,从而发动了对中国东北的侵略行动。

　　《检证》对卢沟桥事变也有描述。 书中指出先后任首相的近卫文 、广田弘毅,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和陆相杉山元、参谋本部作战课长武藤章等对这一时期承担主要责任,是他们让日本陷入了中日全面战争的泥潭。

　　此书认为“卢沟桥事件本身是偶发性极高的事件,冷静地加以处理,有可能回避全面战争的危机”。但是由于近卫内阁向华北派兵,从而使战争逐步升级。而此后近卫没有主动发挥政治领导力,却“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广田弘毅也跟近卫一样,以几乎沉默的姿态贯彻始终,而且还跟陆军大臣杉山元和海军大臣米内光正等人一起主张中止同国民政府的和平交涉。一系列行动促使全面战争爆发。

　　对于另外6个单元:关于日德意三国同盟、日美开战、战争的继续、“玉碎”和“特攻”、本土决战、原子弹轰炸,《检证》也同样问责到具体的个人。

　　问责结果与东京审判不同

　《检证》还从社会角色的横向视角,对不同层面的责任者进行了分析。对于天皇,书中说虽然明治宪法第十一条规定“天皇为陆海军统帅”,但天皇其实没有统帅权的实质性权限。尽管在日本战败时,昭和天皇对麦克阿瑟表示通过退位接受责任,但实质性的责任是在首相、大臣、参谋总长、军令部长那些人身上。

　　《检证》认为东条英机前首相的责任最大,说他是一种“缺乏国际感觉的开战”。东条作为第二届近卫内阁的陆相入阁后,曾着手进行了日美军事力量的比较调查。调查的数字显示日军难以维持长期战争。但是东条却说:“美国缺乏国家的主轴,而我们的帝国却拥有三千年的国体。”于是,“在他当上了最高指挥后就做出了冲入日美战争的决断”。

　　“东条政治的显著特征就是利用宪兵的镇压和由国家垄断信息。”书中说,东条完全不顾国民追求幸福的权利与内心自由被压抑的痛苦。在战争后期,他集所有的权力于一身,通过发布“誓死不当俘虏”的“战阵训”鼓励决死的“特攻”和所谓的“玉碎”,使大量的士兵丧失了生命。他甚至说过:“在日本,不是飞机在天上飞,而是精神在飞。既然我们的精神在翱翔,就不会输掉这场战争。”

　　东条之外,《检证》也对允许军部独断专行的近卫文以及广田、松冈、杉山、永野、小矶等指导层重要人物的责任进行了条分缕析。

　　1948年11月12日,远东军事法庭作出了著名的“东京审判”,东条英机等7人获绞刑,荒木贞夫等16人被判终身监禁。《读卖》认为自己的调查结论与东京审判不尽相同,并在《检证》一书中特别指明。书中认为发起满洲事变的参谋石原莞尔和推动进驻法属南印度支那海军的石川信吾、以及主张对美开战的参谋本部的田中新一等幕僚“负有重大责任”,但是东京审判中他们根本未被作为被告。

　　另外一处明显的不同,东条一派的陆军次官木村兵太郎和南京大屠杀的元凶松井石根在东京审判中被判绞刑,但是《检证》认为他们虽然有责任,但事实上他们在领导战争方面的作用并不大。

　　“到底错在哪里?”

　　在最后一章里,《检证》将对战争的反思引向深入。“到底错在哪里?”《检证》总结出几条大的教训。首先是军部和政府“误读国际形势”:一方面关东军的侵略挑战了当时主张尊重中国主权的华盛顿体系,另一方面日本与德意结成同盟更是一个“致命的选择”。

　　第二条受到批判的是日本的“幕僚政治”。书中指出,在昭和战争中控制和左右日本的,主要是陆海军的军部官僚。“这些人以‘统帅权’为盾牌,逐步掌握了人事权、预算分配权、政策决定权。”这些从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大学毕业后被录用到参谋本部等中枢机构担任参谋等要职的所谓军队精英,“精英意识和封闭主义是他们共通的特征”。

　　而事实上,这些精英们的实际军事能力很低,而且这些人虽然不断错误地出谋划策,造成战局的恶化,但不仅不承担责任,反而会得到重用,不断晋升。这就造成了日本官僚体制的巨大缺陷。

　　“议会忘记了自己的职责”成为又一条重要的教训。书中指出:“帝国议会变成了追认昭和战争的机构。虽然控制官僚、制止军部的妄自行动是受国民之托的议会和政治家们的工作,但他们却忘记了这一重要责任。” 由于不赞成军部增加军费要求的藏相高桥是清被杀,议员们对军部逐渐变得唯命是从。“议会最终未对阻止和结束战争发挥丝毫作用。”

　　《检证》指出的最后一条教训是“轻视生命和人权”。战争期间,指导日军军官和参谋的教典是《统帅纲领》,强调“胜败的主因依旧在于精神上的要素”。同时,军部还向士兵进行即使剩下最后一兵一卒也应拼死战斗的“玉碎”精神教育,并开发出带人炸弹“樱花”和人体鱼雷“回天”等“特攻”武器,种种非人道的行为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而在日本国内,“批评战争的人,不积极合作的人都遭到了宪兵和特高(特别高等警察)毫不留情的镇压。不仅是政治家,就连提倡自由主义的思想家、评论家、学者也成为迫害的对象。作家如果不表露出协助战争的姿态,就不能再发表作品。”

　　右派的反思比左派有力

　　渡边率领《读卖》所作的这次“华丽的转身”,曾被批评为“投机”甚至被认为是个“阴谋”,即在日本国际名声不是很好的情况下,为《读卖》自身赚取一些声望。不过步平认为这种批评有失偏颇,他说:“在日本的现有的政治条件下,这么做还是需要勇气的。”

　　渡边对历史问题的转变,激怒了一些日本的极右势力,甚至他和家人的生命也曾一度受到威胁。有人给渡边寄威胁信,信中说:你的周围的警卫非常严,我们不能去杀你,但是你的孩子,在哪儿工作,每天怎么样去上班,我们都清楚。

　　今年3月份,在接受《岩松看日本》节目专访时,渡边透露了一个老者的心境:“今年我已经80岁,我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就要去世了,如果我们都去世的话,就没有人讲述以前的事情了。所以我想更加抓紧时间,来对人们教育当时的情况。”

　　而在给即将由新华出版社出版的中文版序言中,渡边写道,之所以出版本书,动机无非是来自这样一种信念:我们对这场战争的非人道性以及其责任的所在必须研究明白,只有本着日本人民自身的良心,获得正确的历史认知以外,才有可能与受害国家进行直率友好的对话。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崔保国与《读卖》相稔熟,在他看来,晚年的渡边达到了权力的顶峰,可以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思想去做一件事。“检证战争责任的计划未必在报社内部都能得到认可,但是以他的权力和威望可以迅速推行,而且表现为整个《读卖》的立场。”崔对本刊记者说。

　　《读卖》对这项工作自视甚高,认为这是战后60多年来日本人第一次系统全面地检讨战争历史,渡边的表述,日本“从来没有以日本国或者日本人民的名义自主追求过战争责任”。不过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亚洲太平洋研究室主任晋林波看来,《检证》的内容并没有太多新鲜之处,“许多观点日本学者早已有人说过”。不久前,他在美国时看到了《检证》的英文版。

　　步平认为,需要用一个较宽广的视野才能对《检证》有清晰的认识。“战后日本反思历史责任,媒体中《朝日新闻》一直比较积极。而其他的反省也是很多的,日本多数知识分子认为那是一场侵略战争。”不过,步平又说,“反思比较深刻的一般都是左派学者,在这个意义上,保守色彩浓厚的《读卖新闻》所作的反思是值得肯定的。”

　　具体到内容上,步平认为:“如果跟《读卖》以前相比,许多内容都是突破,但如果和进步力量相比,突破也并不那么显著。”但是,他提醒记者,在日本整体保守化的背景下,右派的反思比左派的反思有力得多,影响也更大。

　　“《检证》是对孩子很好的教育”

　　“我们收到的反馈中持赞成意见的占大多数,许多人说这是对孩子很好的教育,”滨本良一告诉本刊记者。颇有意味的是,他透露,由于《读卖》在日本被认为是保守的,所以书籍出版后并没有极右势力的宣传车到报社门口来表示抗议,“如果是《朝日新闻》的话肯定会出问题的。”这让人联想到当年持反华态度的美国总统尼克松突然造访中国,打破中美坚冰,非但没有受到民众的指责,反而得到民意广泛支持的往事。

　　作为《读卖》的一员,滨本如此看待《检证》的价值:日本人以前不敢承认自己的错误或者采取沉默的态度,而现在开始有自信真正去认识那段历史了。

　　当然,从中国读者的角度考察,《检证》一书也仍然有诸多的遗憾以及与中方观点不尽相同之处。新华出版社在筹划中文版出版的过程中就遇到了这方面的难题。出版社副总编辑黄春峰告诉本刊记者,除了个别带有极右色彩的、有可能伤害中方感情的地方,中文版基本上没做删除,保持了原著的原貌。

　　不过,在一些地方中文版仍然做了说明。比如,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数字,《检证》如此表述:“有的说是20万以上,有的说是十数万,众说纷纭。历史学家秦郁彦经过实际考证,推测为4万左右。”而卢沟桥事变,《检证》认为是中方放第一枪。另外还有“田中奏折”(指在1929年曝光,由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1927年7月25日呈给昭和天皇的秘密奏章,其中提出“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日方认为是假的”,黄说, “这三处史实,还有一些错误的观点，中文版以‘编者注’形式做了集中的说明，提醒读者注意鉴别。”

　　中国读者不解渴之处还有,与中国息息相关的南京大屠杀，《检证》基本如蜻蜓点水般一笔带过,未做深究，而对慰安妇和细菌战等热门话题却只字未提。

　　滨本不久前在美国加州大学举办了一个研讨会,会上有中韩美日学者共同参加。滨本向与会者介绍了《读卖》检证战争责任的计划,并呼吁:“这是日本一家报社所作的,现在应该政府来做这项工作了。”美韩两国学者对此叫好,而中国学者表示这项动议难度很大。令滨本感到意外的是日本学者的态度,“他们对此集体表示悲观。他们说,一是日本政府不会全面开放二战资料;而即使公开了全部资料,日本政府也不一定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读卖》的行为能否影响到日本政府的行为,此时尚难以逆料。“但是对于《读卖》的反思,尽管它还有局限,可如果这样的东西都不能肯定的话,中日的互相理解还怎么办呢?”基于这样的认识,步平和崔保国在接受本刊采访时都表示,对于书中部分篇章后面收录的一些日方学者的右翼言论也不妨完整保留,“这样才可以真正地了解对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