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距离观察日本参议院大选：民生问题待解决

　　本报记者 赵忆宁

　　日本参议院大选进入关键期，七个主要参选政党的选举纲领中，几乎全部是日本的民生问题，重建养老金制度、解决收入差距拉大、增加就业岗位、提升教育质量、加强医疗保障、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名列榜首。

　　日本正在面临着社会转轨时期，但是解决诸多民生问题不是只靠各政党的选举政治纲领和口号，而是靠国家财政汲取能力、国家财政转移支付能力。

　　没有钱，一件事情也解决不了。

　　然而7月13日，当记者走访日本财务省时，根据其提供的数据，日本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恶化程度令人无法想象。有评论说，日本国家(中央政府)财政早已经破产了。

　　一个靠借债度日的财政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为解决上述民生问题“埋单”？尤其令人费解的是，纵观所有政党的选举纲领中，没有一个政党把这一关乎国家安危的财政问题作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已经破产的日本中央财政

　　5000多万件的旧养老金记录，因为由手写的纸质记录改为使用电脑输入统一为新账号出现了纰漏。在原来的底账中，人名是用汉字书写，但是在输入电脑的过程中，则是采用发音对应的英文字母拼写。但日本的汉字往往有多种读音，若被误读为错误读音，最后就成为了无主记录。这些“悬在半空中的养老金记录”成为2007年参议院选举前的安倍政权的危机，并由此造成全社会关注、各党派竞选的头等议题。

　　而另一个深藏在角落的危机则不太会让人发现，也并未引起日本人的更多关注。“平成萧条”15年之后，日本除了地产价格与金融资产缩水之外，一个不太容易观察到的问题是财政状况持续恶化。

　　十几年间，日本政府财政收入的构成发生了巨大变化，政府财政总支出的税收比重由1990年的86.8%，持续地下降到了2006年的57.6%。财政支出的窟窿则是依靠国债补充，每年发行的国债从1990年的730万亿日元到1999年的最高峰3750万亿日元，2006年也在3000万亿日元；从1990年到2006年累计发行国债额为41920万亿日元(合计349万亿美元)，相当于日本国民人均负债273.4万美元。

　　1993年，日本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只有75%，到2006年上升为175.2%，中央政府的国债额相当于2006年日本税收收入额(4590万亿日元)的9.1倍。也就是说，日本中央政府累计15年发行的国债，至少需求有9年财政抵偿。日本中央政府实际上已经是一个巨额透支的政府，也是一个理论上已经破产的政府。

　　在名古屋大学采访时，记者约请该大学经济系教授平川均对此问题进行评述，平川均教授告知：“你所讲的只是中央政府的债务，如果加上地方政府的债务，应该是你所讲债务数额的3-5倍。”日本有一都、一道、两府、43县(相当于中国的省)，他们都有权限自行借债。

　　在短短的十几年间，日本瞬间变成了一个债务累累的发达型国家，负债额也是所有发达国家中最高的，比美国还高。目前美国政府的债务比重占GDP比重为64.1%，而在1993年时将近100%，这反映出美国的国家债务是持续下降的。据《日本国势图会》数据显示，日本财政的可持续指数在OECD国家中最低。

　　日本为什么出现这么大的财政窟窿？根据财务省和野村证券的专家分析，在1990年代时，日本预测未来经济增长率为5%，如果效益增加将会带动税收的增长，但是后来并没有实现5%的增长率，但是支出已经安排出去了。特别是应对泡沫经济的破灭，为了1%的经济增长率，政府大量借债扩大内需，如修建公共设施等。

　　这种状况恰好与中国截然相反，中国财政的支出安排历来从紧，而往往是整个财政税收收入增长出人意料，1995年到2006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8.0%。而专家则认为，这与两个国家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关。例如，日本在1955年-1970年税收收入(国税与地方税)年平均增长率也达到了15.6%。

　　而日本的经济学家有他们的看法。晚宴时，日本名古屋大学经济学教授西村真指着记者盘子中的烤乌鱼说：“乌鱼是靠吃自己的爪子生存，而日本人则是靠吃自己的债务生存。”该大学经济学院荒山教授则说：“我5年前在中国上海复旦大学讲演时就说过，日本政府早就破产了！”

　　税收结构强化支出硬约束

　　首先是税收收入大幅度下降。2006年日本的税收收入比1990年减少了23.6%，比1997年减少了14.8%。什么情况造成日本的财政危机？西村真教授说：“日本企业税率很高，所以很多大企业都到国外办厂；个人所得税也很高，很多高收入的人也移民到国外。能动的只有消费税了。”

　　日本政府税收主要依靠三大税源，第一税源是公司所得税，2006年占全部收入的28.5%；第二税源是个人所得税占27.9%；第三税源是消费税，占22.9%；其他占到20.9%。

　　从税收来源来看正在形成一个税收悖论：财政支出越是有刚性需求，就越是需要征收公司所得税，“就会造成公司创造财富的动力减少，进而加快向海外投资、产业转移。1980年代的时候日本消费税是3%，1994年以后增加到5%。这次大选前安倍内阁原本希望提高消费税，以解决财源问题，但是迫于竞选压力，把说出去的话又收了回来。

　　从日本三大税源来看，首先最主要的税源是公司所得税，由于公司是创造财富的主体，如果对公司的所得征税过高则不利于刺激创造财富或者说经济增长。比如中国已经从33%的公司所得税下降到25%，降低公司所得税目的是便于激励公司更高更有效率地创造财富。

　　这些年来，日本政府税收减少的主要原因是个人所得税占税收总量比重在大幅度地下降。为什么个人所得税占整个税收比重下降呢？原因是过去多年来日本所实行的减税政策。从1990年的43.3%，降到了1997年的35.6%，到2006年又进一步下降到27.9%。

　　具体来看，从1986年到2007年近20年的时间，年收入500万日元，1986年税收比率为7.8%，2007年降到4.0%；年收入700万日元，则从12.7%减少到6.6%；年收入1000万的实际税率从18.9%减少到11.3%；3000万以上的从45%减少到31.6%。显然，日本的减税运动对富人有利，这也是造成日本所谓“格差”(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安倍内阁希望调整消费税，而不对个人所得税动刀，被认为是受到整个富人集团的压力，这也正是日本社会党与日本共产党坚决反对的原因之一。一般税收理论认为，对个人所得税有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而提高消费税所起的作用往往是反向的。一个月收入100万日元的富人，买1万块钱东西交5%的消费税，只相当于月收入的万分之五。而对一个月收入10万日元的人来讲，尽管税率面前人人平等，而后者付出的相当于月收入的千分之五，所以说，提高消费税并不能起到收入分配的二次分配作用，而且会进一步扩大收入差距。由此可知，日本正处于一种恶性循环型的税收结构之中。

　　日本的财政危机本质上是一场经济危机。最核心的原因是国民收入增长缓慢所致。中国国民总经济增长率1997-2006年平均为9.7%，而日本16年来，日本名义国民收入却只增长了8个百分点。如果一个国家GDP蛋糕或者国民收入不增加的话，怎么有能力分配这块蛋糕？又怎么摆平诸多的社会问题？

　　以所谓的“格差”为例，日本“格差”扩大以后，无法增加新增税源，特别是个人所得税。在经济总量蛋糕没做大反而做小的情况下，再分配蛋糕方面又有利于高收入阶层，两个因素都会进一步恶化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

　　安倍希望以经济增长来扩大税基，但这并不是短期可以实现的，第一，能不能发展？第二，发展的速度有多快？就算日本经济增长超过了2%，对于支出来讲，蛋糕还是不够大。

　　回顾日本近些年经济增长的纪录,实际上，日本经济从1987年以后就一直在衰退，造成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比重由78.1%一直持续下降到2006年的57.6%。2007年上半年已经过去了，现在还没有迹象表明它就是最低点，也没有迹象表明它就是上升的起始点。

　　在税收收入减少的情形下，财政支出则是刚性的硬约束。在老龄化社会的日本，社会的养老负担越来越重。1990年政府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只占国民收入比重的13.6%，到了2006年这一比重上升到了23.9%。

　　日本财务省的数据表明，日本社会保障硬性支出，在这16年间实际上增长了91.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国民收入只增长了8个百分点。由此看到的图景是：社会财富的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社会再分配的支出增长速度。

　　以2006年为例，个人所得税占整个GDP的比重只有6.6%，而国家用社会保障的比重占GDP的14.7%，出现了个人纳税抵不上国家用于个人的养老金。这种情况也与美国不一样，2003年美国个人所得税占全部GDP比重的11.1%，国家用于社会保障的负担占GDP的8.7%，还稍稍有些盈余。再比如瑞典个人所得税占GDP的比重22%，用于社会保障负担的费用占GDP的21.0%，尽管是双高，但是基本上是平衡的，可以相互抵消。而日本在社会保障及其他领域则反映出收入和支出的严重不对称性，而且缺口越来越大，不得已以大量发行国债补这个“窟窿”。

　　选民选举的国家的软约束

　　从2007年日本参议院选举中可以观察到，能够获得选票的机制是基于许诺如何分钱、花钱。包括重建养老金制度、解决收入差距拉大、增加就业岗位、提升教育质量、加强医疗保障、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这变成了硬支出：一个国家16年来国民收入增长只有8%，但是养老负担的支出却增长了90%多，这显然是不可持续的。另外，教育、健康也需要花钱。创造就业要增加对公共或者说其他方面的投资来刺激，也需要钱。面对国际竞争与地区安全，要发展科技与国防，也要钱。

　　日本已经被各种利益集团所迷惑了。人人关心的是如何从国家得到东西，而并没有考虑为国家付出什么。无论是国会还是选举所讨论的所有问题都是瓜分财富、消耗财富的方案，而没有讨论如何创造财富和创造财政收入的机制和体制。日本经济新增长政策与方针在哪里？如果国民经济没有3%的增长，蛋糕如何做大？又如何解决财政危机？日本正在陷入到选举社会中的国民集体悖论，或者称之为集体背逃。

　　日本人选择了安倍，虽然他希望重建日本财政，也想搞点改革，但是，面对再一次的“选主”时，他甚至都不敢明确地表述他的“改革方针”。6月25日公布的《2007年经济财政基本方针》(简称大骨方针)，是安倍晋三领导下的政府提出的第一个基本方针。在回答如何在少子化和老龄化的情况下维持目前的生活水平，同时坚持预算规律以便重建面临巨大公共债务的财政问题时，报告指出：在2011年实现中央和地方税收的基本平衡；最大限度地削减开支；努力改革包括消费税在内的税制；改革公务员制度；改革国立大学和其他独立行政法人。

　　由此而受到日本媒体“重点模糊、缺乏优先意识”的批评。媒体认为，本年度经济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涉及的范围和目标是非常广泛的，但在优先排序方面似乎重点模糊。特别是针对包括提高消费税在内的税制改革、以及削减开支等项目并没有提出明确的定量目标和时间表。这大概是因为考虑到对7月29日的参议院选举会产生的潜在影响。各大报纸在6月20日的社论中纷纷对这一问题提出了批评，部分媒体还指出安倍内阁违背了改革的承诺。

　　《产经新闻》质问道，“大骨方针能成为改革的灯塔吗？基本方针的性质似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已不再是结构改革的处方(像小泉政权制定的基本方针那样)。”该报承认方针的基本方向是正确的，但“却缺乏可行性和效力”。

　　《日本经济新闻》指出，“提高增长力、开放日本的经济，这些方向并没有错。然而，仅仅列举各方面的问题并不充分。安倍首相不屈服于执政党内的压力、推动改革的意志力遭到了质疑。”由于执政党内的反对，基本方针并没有提出“削减3%”的公共事业投资，而只是提出进行“最大限度的削减”。该报指出，“应该强有力地、迅速地执行改革。首相是不是应该提出执行基本方针的简单易懂的时间表？”

　　日本政府的确受到各方面的压力而被迫改革，但也还是这种压力又使改革困难重重。安倍是有改革愿望，但却缺乏改革能力。当然这不是安倍的过错，而是选举社会的必然结果。解决日本的财政危机，不仅仅是执政党，所有的党派都陷入了选举的软约束之中。为了取悦于选民，虽然财政危机迫在眉睫，但是在支持率与合法性的机会主义面前，最优的选择是选票，次优的才是国家的利益。即使再选一个“新主”，其结果也同样如此。

　　人们可以从日本的财政危机观测日本：从表面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发达的日本，技术创新的日本，但其实质上也是一个衰老的、虚弱的、亏血的日本，或者是一个负债累累的日本。透视日本国家资产负债表，日本完全依靠国家的信用发国债，如果有一天老百姓不再信任政府，谁又能保证不会出现抛售日本国债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