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首位换脸人讲述心路历程

　　文·伊莎贝尔·迪努瓦尔  编译·陶蹊

　　38岁的法国女性伊莎贝尔·迪努瓦尔，接受了全世界首例面部移植手术。主刀医师利用一名捐赠者的面部组织，为迪努瓦尔重造了被狗咬掉的鼻子、嘴唇、下巴和脸颊，使其恢复了正常生活的希望。日前，迪努瓦尔在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上撰文，首次详细披露了“换脸”的来龙去脉，以及曾根植于自己内心深处的痛苦与绝望。

　　1.鼻子、嘴唇、下巴以及大部分脸颊都不见了

　　我现在又是一个“人”了，重新回到了芸芸众生之中，与他们一样，有一张脸，有笑容和其他表情，这使我能够和其他人进行交流。

　　在此之前，我经历了一场梦魇和一次天大的冒险。对我来说，现在谈起这些，仍然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因为它实在太疯狂、太不可思议了。但我终究还是挺了过来，重新有了属于自己的未来。

　　事情还要从2005年5月27日说起。那天晚上，我吃了很多安眠药，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整个身体变得毫无知觉。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我醒来了，却依然觉得困倦不堪，头昏眼花。像往常一样，我抓起一根香烟，把它放在“嘴唇”之间。然而，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香烟竟然掉在了地上，似乎没有“嘴唇”能将它夹住。

　　我感到很奇怪，便起身走到

卫生间里的一面镜子前。接下来，我所看到的一切令我惊恐万分：我的脸滴着血，上面有一个大洞，鼻子、嘴唇、下巴以及大部分脸颊都不见了。这太荒谬了！不可能！这肯定不是我！我对自己说。

　　然而，当我看到爱犬塔尼亚时，似乎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塔尼亚是一条拉布拉多猎犬和法国狼犬的“串儿”，它时而抬头盯着我，时而舔着地板上的血迹。在我昏睡不醒时，塔尼亚肯定认为我陷入了危险之中，于是咬我的脸，试图将我弄醒，却几乎将我的整张脸都撕了下来！

　　我立即拨通了大女儿的电话。“你赶紧过来，把塔尼亚带走。”我对她说。但事实上，大女儿一个字也没听明白(都是由于没有嘴唇的缘故)。不过，她肯定意识到我处于某种危险之中，于是，在冲出家门之前拨打了消防队的电话。5分钟后，她和我母亲、我的小女儿一同赶到了我家。当小女儿看到我的时候，顿时惊声尖叫起来。那时，我才真正意识到：我没有脸了，这是一个事实，我不是在做梦！

　　2.我不敢照镜子，生怕吓坏自己

　　消防队也赶到了。他们先为我止血，然后将我送往附近的瓦朗谢纳医院。看到我的样子，那里的医生和护士们都吓坏了。也许从未遇到过我这种情况，他们感到手足无措，立即将我转往亚眠大学附属医院。

　　在那座医院里，我真正的“苦难历程”开始了。由于没有了嘴唇，我的食道中被插入了一根管子，不得不从那里进食。口水不断地从嘴中淌出，一直流到脖子上。我无法通过鼻子呼吸，因为我的鼻子已经不存在了。我的脸，再也无法显示出任何表情。我不敢照镜子，生怕会吓坏自己。只有戴上面具，并且病房外的走廊上空无一人的时候，我才敢走出房门，到外边去透透气。对我来说，这一切就像科幻小说中所描写的那样荒谬和不可思议。

　　我再也不能走进人群中了！我再也“不适合”被别人看到了！我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之中。

　　在医院待了几天后，我发现，说话变得越来越困难，进食也是如此。我的主治医生对我说，他们正在考虑为我做面部移植手术，为我再造一张脸。“在此之前，这种手术从未做过。你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接受面部移植手术的人。我们认为，一切准备就绪，就差一位能够提供面部组织的捐献者了。”他对我说。

　　再造一张脸？从另外一个女人那里“借”一张脸？谁愿意把自己的脸“借”出去呢？主治医生的这个主意令我激动不已，也严重扰乱了我的精神世界。我一直在思索，将别人的脸移植到自己头上会是什么样子，自己是否能接受那张脸，这次“ 换脸”对双方的家庭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最后，我决定接受这次手术。事实上，我没有别的选择——没有脸的生活，还能算是生活吗？

　　在签署同意手术的文件之前，医生详细地给我讲解了手术的过程、可能遇到的危险，以及手术后可能出现的并发症。这次史无前例的手术还需要经过医学伦理专家和相关政府机构的批准。一切就绪之后，我们开始等待合适的捐赠者出现，她必须具有和我相同的血型、皮肤组织、细胞类型……在此期间，医生允许我离开医院，但要求我住在距离医院一个半小时车程以内的地方，以保证随叫随到，随时接受手术。

　　3.终于有人愿意把脸“借”给我

　　在那段时间里，每次我的手机铃声响起，都会让我紧张，心脏狂跳不止。按照医生的要求，我将随身物品都装在一个箱子中，以便随时赶往医院。在此期间，我又养了一条狗——一只英国可卡犬。塔尼亚早已被实施安乐死了。尽管我的脸因它而失去，但我并不恨它。

　　2005年11月27日下午6点，我的手机再次响起，亚眠大学附属医院终于给我打电话了！一位护士告诉我，已经有捐献者了，要我尽快赶到医院。我放下电话，抓起早已准备好的箱子，坐上一辆

出租车，向医院方向狂奔。一路上，我的心里七上八下，激动、渴望、兴奋等情绪一下子交织在一起。

　　进行手术之前，医生再次对我的伤口进行了检查，并且确认我愿意接受这次手术。随后，我躺在手术台上。在被麻醉进入昏迷状态之前，我一直在想：捐赠者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她的脸会和我的匹配吗？我将自己送入了一个难以置信的冒险历程中，不过，当我再次醒来的时候，我将可能重新拥有一张脸了。

　　手术持续了整整15个小时，医生说，手术非常成功。

　　蒙在脸上的纱布被拆掉后，我原本不打算立即照镜子，因为还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然而，当我得知自己将被送往里昂的医院继续治疗时，我决定照一下镜子——我想以这个举动来肯定亚眠医院的医护人员所做的一切。

　　一名医生小心翼翼地将一面镜子放在我面部的上方，我看到，原先的那个大洞被“填平”了，那里有了鼻子、嘴唇、脸颊。在那一刻，我内心的震撼和感激之情无法表达！围在我病床周围的医生和护士们，也处在深深的激动之中。

　　4.陷入无休止的骚扰

　　手术之后，我经常会想到那位愿意把脸“借”给我的捐赠者。她已经死了，但她身体的某些部位已经到了我身上，这构成了我们之间永恒的联系。她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希望她的家人能知道，我是多么感激他们，我以我的灵魂来感谢他们！我也希望，他们能为自己的行为感到自豪。

　　我非常想知道这位捐赠者的详细情况，她的年龄、她的外貌、她的性格，以及她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医学伦理专家们却表示反对，我对此也理解。那位捐赠者及其家人的身份应该保密，我的身份也应该保密，但最终都暴露在媒体的闪光灯下。她的照片和经历后来都出现在互联网上，人们把我们俩的脸进行对比，以寻找乐子——这种行为着实令人作呕！

　　事实上，我与媒体之间的关系是这次冒险过程中惟一的遗憾之处。从我的名字被媒体公布的那一天起，我的家庭就陷入了无休止的骚扰之中。“狗仔们”整日尾随我母亲和我的两个女儿，向她们索要照片，要求她们接受采访。他们送来了鲜花，还有装着现钞的大信封，无一例外，都是为了获得采访机会。一些记者还“废寝忘食”地蹲守在我母亲的公寓楼下，害得母亲不得不在外面住了一个多星期。

　　5.危害再小的

病毒，也可能要我的命

　　我在里昂的医院里待了8周。刚到那家医院，我就陷入了危险之中——手术刚做完不久，正是排异反应最强烈的时候，伤口的缝合处变得通红。医生们的反应很迅速，立即给我注射了抗排异的药物。后来，排异反应又出现了一次，此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第二次排异反应被制止的一周后，我就几乎能够像正常人那样吃吃喝喝了。但我要非常小心，因为嘴唇仍然没有任何感觉，口水还是会不由自主地流出来，有时候被热水烫了，自己都不知道。

　　每天早上，我起床后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抚摸我的脸——我要确定它是不是还在。

　　脸上的感觉慢慢恢复了。首先是伤口缝合处发痒，好像许多蚂蚁在那里爬来爬去，而嘴唇总像被电击了一样发麻。后来，我脸部的神经都开始工作了，鼻子也好使了。6个月后，脸部的大部分表情恢复了。

　　但是，这张脸不完全是我的，永远也不可能完全属于我。起初，我经常照镜子，试图寻找脸上曾经具有的特征。可我不敢去翻过去的照片，因为那会带来极大的痛苦。

　　麻烦的是，治疗过程摧毁了我的免疫系统。如今，哪怕危害再小的病毒，对我来说也可能是致命的。因此，我不得不避免与任何有病的人接触，也不能着凉，每天还要吃20片药。排异反应仍然有再次出现的可能，就像时刻悬在我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无论如何，我渴望继续生活。对于我的家人、亚眠医院和里昂医院的医护人员们，以及那位捐赠者和她的家人，我有着沉甸甸的责任感——是他们给了我一切，我无时无刻不在感激他们，我不能让他们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