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的双重生活

　　丝丝的冷雨，把伦敦一年中最好日子的气温降到了摄氏七度。路上，面色凝重的行人穿着防雨风衣行走着。在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地铁里，没人会去寻找哈利·波特的九又二四分之三站台。不断闪过的，是拎着公文包的伦敦人穿过长长的地下过道，老式的载重电梯把他们送上送下。车厢里多数时候是满的，很安静，乘客们各自捧着一本厚厚的小说，或者捏着支笔做着报纸上的数独游戏，请放心，伦敦人从不下错车站。

　　每个英国人都是社会批评家。退休老太太和我讨论福利制度、税收政策，究竟是布莱尔还是玛格丽特·撒切尔对英国贡献更大。连英国式的幽默，也是带着矜持的冷幽默，一位中国朋友曾向公司抱怨——公共安全检查有种族歧视的现象，随后收到公司书面回复，全文如下：“阁下，您是否认为一位年老的白人妇女是恐怖分子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呢？”

　　朋友夫妇都是善社交的个性，和同事相处融洽，也常常会在工作后一起去酒吧喝上一杯。共事两年，却从未被任何一位同事邀请到家中。“他们都彬彬有礼，很友好。但是，他们距离你很远。”他说。

　　吝啬的上帝，在某几天里也会把阳光带到这个阴郁压抑的城市。那几天，公园里，绿地上，躺着各色各样的躯体。姑娘们骄傲的白肚皮，在阳光下闪闪发着亮光。

　　周末的夜晚，站在皮卡迪莱大街上，酒吧里，男男女女在享受着酒和

　　午夜的伦敦地铁里，带着兔耳朵的三个年轻人正赶去城市另一角的“17岁18岁”派对。“再见，再见，宝贝们。”他们快活地向换车的我们招手。等换上另一条线，邻座的两个男子正在热烈、缠绵地舌吻。

　　如此奇妙而极端的两个伦敦——一个生活在英伦的冷雨、规则和理性中，一个在阳光和夜色中绽放着妖媚。她们知道彼此的存在，又在各自的轨道上行进着，冥冥之中，又息息相连。

　　少了其中的任何一个，伦敦人都会因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感，对眼前的生活无比厌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