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英国学者戴维·洛奇

　　在后工业时代，一切都变得可有可无

　　戴维·洛奇在英国大名鼎鼎。在文学界，他是“学院小说”的代表；在学术界，他是著名的教授和批评家，被视为具有理论思辨的天才；在大众间，他因为有多部作品被改编成电视剧，知名度甚高；而在中国，由他主编的《二十世纪文学批评》在大学里流传甚广。

　　文/河西

　　戴维·洛奇是一个顽童，喜欢在小说中嬉戏、大放厥词。1984年，他出版了自己最著名的小说《小世界》，这部描写学术界闹剧的作品一推出，就大获好评，《每日邮报》如此评价它：“书中运用了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写作手段：拼贴、游戏、隐喻、双关语、意识流··内容涉及性、罗曼司、惊险、滑稽、嘲讽、噱头··妙不可言。”

　　《小世界》和洛奇的另两部作品《换位》、《作者，作者》组成“卢密奇学院三部曲”，这三部曲确立了洛奇作为“学院小说”代表的地位。三部曲中，《换位》最早完成，出版于1975年。洛奇说，《小世界》是《换位》的姐妹篇，《换位》中的主要人物扎普教授和史沃娄教授均在《小世界》中出现。从表面上看，《小世界》是现代人的爱情故事，其实，它还是亚瑟王传奇的现代滑稽版。洛奇对这个经典故事的戏仿，消解了现代人追逐梦想、名利和地位的努力。他说，一切在后工业时代都变得可有可无。同时，这位英国皇家文学院的院士，在文学理论方面，无论是作品数量还是影响力，丝毫不逊于小说。他的文学评论代表作《小说的艺术》(1992)和《意识与小说》(2002)即将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B=《外滩画报》

　　L=戴维·洛奇(David

　　Lodge)现代大学里的“亚瑟王”

　　B：虽然《小世界》和你本人都给人玩世不恭的印象，但听说在提笔之前，你花了很大功夫准备。

　　L：没错。当我有了一部小说的主题之后，就开始准备，记下构思、人物速写、内容概要、笑料、情景和各种备忘录。首先，我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找到某种结构，把不同国家的不同学者聚集起来，让他们在不同的地点、聚会中频频相遇，产生戏剧性的矛盾冲突。为此我一直在观察我的同事以及在各种学术研讨会上碰到的学者，并把他们写入书中。当然，这只是一种“借尸还魂”的手段，在现实中，他们的行为和他们本人也许并不能等同。

　　B：《小世界》的结构为什么要借用中世纪的“圣杯传奇”？

　　L：我是一个现代主义者，我的大多数作品都运用了19世纪或20世纪的某种元素。之所以在《小世界》中借用亚瑟王传奇，是因为我了解中世纪，那是我们共同的遗产。当时我正巧看了一部非常有趣的电影，名叫《亚瑟王的神剑》，我已经不记得导演是谁了，只记得那部片子很荒谬可笑，有点后现代。当时，我就想，亚瑟王和圆桌骑士的故事正是《小世界》可以借用的结构。艾略特的《荒原》其实也是以这个经典故事为原型的。而众所周知，詹姆斯·乔伊斯巧妙地借用了荷马史诗《奥德赛》。

　　B：你是否有为学院派读者写作的意图，因为只有他们才能顺利地在书中发现“达·芬奇密码”？

　　L：我想通过书传达我的思想，但和其他小说家一样，不会把我所有想说的话全放在表面上。《小世界》有几层结构，至少在表面上它很好读。我不想像乔伊斯或普鲁斯特那样，写一本让人望而生畏的书，但我希望有读者能注意到学院教授和圆桌骑士之间的对位关系。至于读者发现书中深层的关系，我并不抱太多的奢望。这种深层关系就像藏在书中的一块金子，如果有人无意中发现它，就会得到一份惊喜。但显然，它比较隐晦。我希望我的小说能让读者以一种快乐的方式，探索一个他不怎么熟悉的世界。我不认为这是坏事。

　　B：圣杯传奇和学者罗曼司的故事还是很悬殊，你觉得这两个故事是否有共通性？

　　L：英国女学者杰茜·韦斯顿在研究后发现，圣杯骑士们寻找圣杯的动因，是一种古老的异教祈求丰收的仪式的变换而已。这一仪式的核心是一个阳痿的国王和他贫瘠的王国的神话，它后来影响了艾略特写作《荒原》。在我看来，这一神话与在学术会议上体现出来的文人无行和性生活的无能是一致的。罗曼司是这部作品另一个重要原型。作为一种文体，其范围远远超过了中世纪亚瑟王和他的圆桌骑士的故事，从文艺复兴时期斯宾塞的史诗体罗曼司到莎士比亚的悲喜剧，它们从未停止过在文学作品中传承。我给这部作品定了一个“学者罗曼司”的副标题，跟罗曼司这种文体也是有关的。形式并不特别重要

　　B：加缪曾指出，卡夫卡全部的艺术就是让读者重新思考他们认为已经思考过的东西。你的写作是否也是卡夫卡意义上的写作？

　　L：没错。对一部好作品最无可争议的测验就是看它是不是经得起重读，能否在每一次重读之后，让人产生更多的快乐和意义。我努力做到这一点。每一个作家都希望自己成为这方面的艺术家。

　　B：约翰·济慈说：“一个美好的事物是永远的快乐。”他认为美是没有时间限制的，你认为是否存在这样一部作品，它跨越时空界限，永恒？

　　L：我相信一旦出现这样的一部作品，就一定会被所有时代的读者喜爱—那就是古典的定义，但并不意味着每一个人都会欣赏它。口味永远难以调和。一个喜欢《哈利·波特》的读者恐怕很难把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通读一遍，而一个对后现代理论非常着迷的学者恐怕也很难拉下架子称赞悬疑小说。这是一个口味的问题，并不是说谁比谁高明。

　　B：你很少写短篇，可是在《小说的艺术》中，你却分析了短篇小说的各种写作技巧。在长篇和短篇中，你更偏爱哪一种文体？

　　L：显然，长篇和短篇是不同类型的文体，它们的内在动力不同。短篇小说应该足够短，一瞬间就结束了。我写作一部小说的出发点似乎都需要对时间和空间进行深度和广度上的延伸。我认为写作的形式并不是特别重要。左手小说，右手理论

　　B：作为一名作家，你最大的弱点是什么？

　　L：我用英语中的一句谚语作答：“这是我所知，但需你来发现的地方”。

　　B：你写了很多让大学教授如坐针毡的小说，可是你本人从未离开过大学，你喜欢学院生活吗？

　　L：之所以成为一名大学教师，是因为我年轻时不能靠做自由作家的收入养家糊口，同时我喜欢教授文艺批评。我现在仍然在写评论，这让我感到很满足。但我很高兴我能在工作27年之后，提前从大学退休，全身心地投入写作。纵观我的一生，我左手小说，右手理论，这两份工作交织在我的文学人生之中。

　　B：你本人似乎深受格林和伊夫林·沃的影响。

　　L：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如饥似渴地阅读格雷厄姆·格林和伊夫林·沃的小说，他们是我的灵感源泉和学习的样板。之所以那么喜欢他们，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是天主教作家。

　　B：现在你已年届古稀，你的工作和生活状况如何？

　　L：幸运的是，除了听力有点问题之外，我很健康，精力旺盛、经济稳定、夫妻和睦、儿孙满堂—他们都住在伯明翰。只要我还能写作，就会让自己满意，并且让那些我能够让他们满意的人感到满意，但这越来越难了。上了岁数，一切都变得艰难起来。

　　B：你持怎样的政治立场？

　　L：中间偏左。在英国选举中，我通常把票投给英国工党。我对一切激进意识形态和对社会问题简单粗暴的解决方式持一种怀疑和抵抗的态度。在人类和民族的冲突中，我倾向于实用主义和折衷主义的立场。

　　B：你在写新书吗？

　　L：我刚刚完成了一部长篇小说，名叫《聋子的判决》(这是对死刑判决的双关语)，部分讲述的是听力丧失后的后果，那是我的亲身经历。我已经在开始考虑下一本书了，但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