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格曼的电影世界：一如梦境，一如你所见

　　我是为日常生活的目的、而非为永恒拍摄电影

　　王宝民

　　75部电影电视，170部戏剧

　　“我自称‘艺术家’，是因为没有更好的名字。我的创作中除了冲动之外，没有任何不言而喻的东西。……我曾被指认为某种奇怪的东西：五条腿的小牛、怪物。……我可以不时地感觉到妄自尊大的飓风横扫我的双眉。但我相信自己是免疫的，只需一秒我便可提醒自己：人类世界的艺术微不足道。”

　　电影《狼的时刻》(1968年)中画家约翰的话，似乎可以看作电影艺术家英格玛·伯格曼的肺腑之言。其中所包含的对被误解的无奈也足够真诚。这种误解，一部分来自瑞典电影独特的“幽灵”传统，一部分来自精英影评人试图“封圣”的善意。在这样的评价中，伯格曼的电影成了被“鬼魂附体”的痛苦、折磨的化身，或者中产阶级敏感心灵的写照。长久以来，伯格曼被当作一位伟大的电影作家，其作品含义深邃、象征复杂，需要长篇累牍、高深莫测的解读方能进入，他自己却强烈地否认这一点：“我是一个电影制作者而非一个作家，电影是我表达的媒介而非书面文字。……当我的电影被当作一本书时，我感到强烈的羞辱，就像把鱼叫做鸟，叫做火，叫做水。”

　　对伯格曼电影的最佳进入方式，或许可以出乎意料地简单：“一如梦境，一如你所见。”——这是他赞美塔尔柯夫斯基时的话，完全可以用在他自己的电影上。

　　在伯格曼自己看来，他仍旧只是童年那个狂热地盼望得到一架电影放映机的孩童而已。追究伯格曼电影梦的最好去处，是他的童年。在1987年出版的自传《魔灯》中，他认为：“我们的成长过程大都建立在如做错事、认错、受惩罚、被宽恕和恩宠这样一些概念上，这些具体的因素凝结在孩子、父母、上帝的关系中。”对爱的缺乏的深刻体验，不仅体现在他人生在世的各种人伦关系当中(他曾经五度结婚，和父母的关系也经历了艰难的对立、和解过程)，体现在对上帝的信仰、怀疑，对死亡的惧怕和坦然接受当中，也自然构成了他的作品一以贯之的主题，使他的电影带上浓重的阴郁、严肃、内省、怀疑的气质。

　　从1944年至今，他拍摄了75部电影电视作品(其中导演62部、编剧66部)、制作了170部戏剧作品(其中经典戏剧34部、广播作品44部)。1982年，他宣布自己的电影生涯终结在《芬尼和亚历山大》这部鸿篇巨制上。在这部电影中，家庭成为主要的舞台，他的自传人生成为主要剧情。

　　“我的每一部电影都是最后一部”

　　1918年7月14日，伯格曼出生在瑞典乌普萨拉，3岁时全家迁往斯德哥尔摩。父亲恩里克·伯格曼是位虔诚的路德教徒，曾长期担任牧师。母亲是一位上层阶级出身的小姐，任性而孤僻。父亲对伯格曼的管束严厉到残忍的程度，伯格曼的童年生活笼罩着一种压抑的气氛。最大的快乐是木偶剧团的演出和用100个锡兵向哥哥交换了一部电影放映机。

　　1921年元旦，影响了他一生的电影《幽灵马车》在斯德哥尔摩首映。这也是他后来隐居法罗岛时仍旧反复观看的电影。这部影片的导演维克多·斯约斯特罗姆开启了瑞典电影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1937年，伯格曼进入斯德哥尔摩大学攻读文学和艺术史，大学毕业后在哥德堡、赫尔辛堡、斯德哥尔摩皇家剧院担任过戏剧导演，这为他日后的电影编导生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946年，他在“斯文斯克电影工业公司”执导了自己的第一部电影《危机》。

　　他真正的成功是在第6部作品《监狱》问世时，这是他第一部自己编剧的电影。

　　1950年代，瑞典正在风行一种所谓“夏季电影”，伯格曼深受其影响，拍出了《欢乐颂》、《夏日插曲》、《等待中的女人们》、《与莫妮卡同在的夏天》、《夏夜的微笑》等作品。人们从这些作品中感受到瑞典夏季浪漫温馨而又充满诱惑的气息，惊异于夏日海滩上女性诱人的胴体，会心于夏夜情侣们纯真的爱情。这些影片和他后来阴郁、深邃的风格大异其趣。

　　接下来，他拍出了后来享有盛名的《第七封印》和《野草莓》。前一部虽然“有一点疯狂，有一点愚蠢，同时还有一点急就章”(伯格曼语)，却成为瑞典电影的辉煌巨作，死神与骑士对弈的场面历来为评论界津津乐道；对伯格曼个人来说，这是他“最后一部讲信仰的电影”。后一部电影因为老年维克多·斯约斯特罗姆的出演，“加进了他自己的经验、痛苦、忧愁……”，伯格曼相信它“不再是我的电影，而是斯约斯特罗姆的电影”，因为“他有我父亲的身躯，却占据我的灵魂，把两者变成他自己的所有物”。

　　1960年和1961年，凭借《处女泉》和《穿越黑暗的玻璃》，伯格曼连续获得两个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他的电影生涯达到巅峰。前一部作品中男主人公在女儿遇难地拷问苍天的镜头，曾经在李安心中引起巨大震撼；后一部作品是他和摄影师斯汶·尼克维斯特的首次合作。此后，尼克维斯特几乎拍摄了他的全部电影，他们的合作成为世界电影史的神话。《穿越黑暗的玻璃》(又译《犹在镜中》)和《冬日之光》、《沉默》被评论界合称为“沉默三部曲”，加上《假面》、《狼的时刻》、《耻辱》、《安娜的激情》等片，1960年代的伯格曼致力于探讨人类生活中的罪恶感和惩罚的主题，影片中的人物都在互相折磨、自我折磨中痛苦不安，和解的希望渺茫不可见，上帝的影迹不再光临人世。

　　接下来的1970年代，对于伯格曼来说是混乱和动荡的年代。1971年54岁时，他开始了第5次婚姻。因为剧院的“逃税风波”，他受到调查，被迫“流亡”德国慕尼黑。在此期间，他在风格上有了很大转变，更加专注于家庭关系中的裂痕和修复主题，拍摄了《呼喊与细语》、《婚姻即景》等影片。前者以姐妹和解的典型姿势而著名；后者是一部长篇电视电影，探讨了婚姻生活的种种微妙情境。流亡期间，他在挪威拍摄了《秋天奏鸣曲》。这部作品把母女之间的冲突发挥到了激情的高度，令人颤栗。

　　这一次，童年不再仅仅是阴郁的

　　“我是为日常生活的目的、而非为永恒拍摄电影，我惟一的骄傲是作为一个好的匠人的骄傲。”

　　熟悉伯格曼的观众很容易勾勒出他的电影世界中的典型场景：一个温馨的大家庭，严厉的父亲、拘谨的母亲、听话而受压抑的孩子、可亲的祖母、马戏团的演出、圣诞节的欢乐，以及背叛的夫妻、失和的姐妹、冷淡的兄弟……无论在世界的哪个角落，人们总会遇到这些令人头疼的日常生活和情感问题。这些问题堆积日久，变成了人类沉重的负担和困顿。伯格曼并不高蹈。他在探讨死神、信仰问题之后，很快回归这些琐碎的日常生活。

　　1978年秋天，伯格曼在慕尼黑开始构思一部新的电影。再次回到家乡法罗岛时，他已经 60岁，越来越像《野草莓》中的那位退休教授。不同的是，他能够与9个子女欢聚一堂，这使他感到人生的快乐。1980年9月，电影开拍了，这便是长达3个小时(电视版长达312分钟)、伯格曼的最后一部杰作《芬尼和亚历山大》。这是他人物最多、情节最复杂、规模最大、视野最广阔、拍摄费用最高的影片——60个有台词的角色，1200个群众演员，一部把喜剧、悲剧、滑稽剧和恐怖片熔于一炉的家庭史诗。在这部获得4项奥斯卡大奖的电影里，他又一次沉浸在童年的回忆当中，这一次，童年不再仅仅是阴郁的，也充满了欢乐、幻想、倾诉、渴求、希冀和难得的爱。

　　1982年，他宣布退出电影界；1983年，他拍摄了一部名叫《卡琳的面孔》的纪录片，以纪念自己的母亲，宣告和母亲的彻底和解。

　　2003年7月，他宣布隐退家乡法罗岛；2004年7月，他宣布退出戏剧舞台；10月，他出版了又一部自传作品《三本日记》。法罗岛的日子平静而美好。他和家人生活在一起，快乐、充实。他不再看自己的电影。在一次接受电视台采访的时候，他解释了个中缘由：“我不经常看我自己的电影，看的时候总是战战兢兢，随时会哭出来，感觉很可怜。”

　　伯格曼5次婚姻的时间分别是2年、5年、8年、10年和24年，越往后越长。他和她们育有8个孩子(8个子女中，有5个导演，1个演员，一个作家，一个机长)。除了这5位妻子，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还有丽芙·乌尔曼，后者与他合作拍摄了10部电影，并生有一个女儿，是伯格曼终生的爱人和朋友。

　　2007年7月30日，89岁的伯格曼——这个从不服输的电影“棋手”，终于在法罗岛与死神握手言和。死前，他的最后一任妻子守候在他身旁。围绕着他的，是一个大家庭。

　　躺倒在女人的怀抱，得到永恒的安宁——这大概是一个从小缺乏母爱的孩子最大的心愿。他的电影的主人公们总是以这种典型的姿势和解。而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不知道哪位女人的臂弯能够安放下这颗一生不得安宁的、痛苦而沉重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