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恐: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文-张国庆

　　不久前发生在英国的未遂恐怖袭击以及美国提升捉拿本·拉登悬赏额度，再度引起了人们对基地组织和国际恐怖主义的高度重视，而日前曝光的美国官方机密文件《国家情报评估》则暗示美国本土再遭恐怖袭击灾难的可能性不低。情报显示，即便在美国国内，基地组织也还是拥有一批骨干支持力量，这批支持者不仅包括出生于中东地区的人士，还包括一些其他民族的支持者。

　　而真正让人们担心的是，“基地”的“旗帜化”、恐怖主义的国际化和反美情绪的扩散。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特尼特曾提到过“一种受到基地组织激进思想影响的全球运动”，在他看来，“有关方面的反美情绪的增长以及基地组织的破坏技术广泛散布，使得在可预见的将来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威胁，无论有没有基地组织的存在”。换句话说，拉登的能量不在于他能否继续组织恐怖袭击，而在于他的“旗帜性”意义。

　　国际恐怖主义：更小、更强、更新

　　与此相关的，便是“基地”组织等国际恐怖主义的新变化。

　　首先是组织规模变小，行动更具不确定性。与“9·11”恐怖袭击不同的是，如今的绝大多数恐怖袭击策划得并不是那么周密，规模也往往是局部性的而非跨国性的。

　　在阿富汗战争之后，基地组织将核心移到了诞生地以外的地区，同时建立了许多新据点。它就像是一个转移了的病灶一样，将“癌细胞”扩散到了世界各地，由过去的一个统一性组织变成了多个地区性恐怖小组的集合体，而且这些地区性恐怖小组越来越倾向于采取自主行动。

　　用《基地内幕》一书作者罗汉·古纳拉特纳的话说，基地组织不是一个一次就办齐所有东西的恐怖超市——追随者在这里领取金钱和武器，并接受对袭击目标的指令——它更像一个快餐特许经营店，允许当地的组织根据自己的计划策划阴谋，而不在乎被打上基地组织的标签，还是别的任何标签。

　　虽然规模变小了，但恐怖主义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无所顾忌地寻求最大程度的杀伤力。为了造成更大的影响，他们从尽量减少人员伤亡到尽可能地伤害更多的人，手段和武器越发具有破坏性，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落到恐怖分子手里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正如基辛格所担心的，恐怖主义者有办法获得各种武器，把屠杀成千上万人的战略付诸实施。

　　经济目标、平民目标和城市正在成为重点打击对象。在开放的后工业社会，大城市对恐怖行动的防范呈现弱化趋势，平民和经济目标更加易于伤害。而恐怖分子也正是喜欢“攻其不备”，在人们意想不到的时间和地点发动袭击。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进而破坏投资环境和经济发展，是恐怖分子一个重要目标。

　　由于全球化进程加强了各国在经济上的互相依赖，恐怖主义袭击，尤其是动用化学、生物和核武器的袭击，也更有可能造成地区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全面瘫痪。

　　恐怖主义不仅善于利用现代化的通讯工具，也善于利用传媒大造声势，加剧大众的心理恐慌。在当代社会信息开放的条件下，就像媒体暴力一样，恐怖行动也有极强的示范性，一个爆炸会引发更多的爆炸，“传染性”和“繁殖力”极强。

　　煽动和利用反西方情绪也是恐怖主义的新法宝。人们担心，在国家和地区之间不平等状况不断加剧的情况下，许多国家本土的恐怖主义都在蠢蠢欲动并试图掀起恐怖行动的浪潮，这种浪潮不仅来自感到无望和怨恨的人，更来自那些希望以此达到不可告人目的的恐怖主义势力。

　　伊拉克战争：“反恐”的弯路

　　而伊拉克成为反恐前线则是布什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时始料未及的。还是在美军进军巴格达时，一些观察家就在给白宫泼冷水，他们警告说，当年苏军侵占阿富汗的历史将在这里重演。

　　而在那些初露头角的恐怖分子看来，伊拉克也确实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施展拳脚的机会。他们可以通过把一个超级大国赶出穆斯林世界，来证明自己的非凡勇气，就好像20世纪80年代本·拉登的军队把苏联军队逐出阿富汗一样。

　　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被许多人视为“基地”复苏的一大因素。古纳拉特纳就直言不讳地说：“我觉得，要是他们没有打伊拉克，现在他们应该抓到本·拉登了。”令人遗憾的是，“最优秀的人被调离这一行动。最有头脑的人被调到了伊拉克。这是迄今为止反恐战争中的最大军事失误。”而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杰·洛克菲勒也批评说，美国早该在2003年就把在巴、阿边界的恐怖分子一网打尽，以消除基地组织对美国的安全威胁，而不是侵略伊拉克，分散了美国反恐的军事和情报资源。许多有独立见解的专家认为，伊拉克战争(布什所谓的“反恐战”的一部分)已经成为“基地”在整个穆斯林世界招收圣战新成员的重要手段。

　　在美国政府甚至一些共和党人之间，这已经成为一种共识：美国将大量原本应该用于对付阿尔-盖达及其同盟的情报和军事资源投入到伊拉克战争，使苟延残喘的恐怖组织得以重生。

　　强大的敌人与强大的联盟

　　同样令人遗憾的是，伊拉克战争不但分散了布什政府的反恐注意力，还破坏了反恐联盟，而反恐的国际合作程度也未能跟上全球恐怖势力紧密联结的进程，人们对恐怖主义的威胁和新的变化还缺乏深刻的认识。

　　在恐怖主义日益国际化和高科技化的今天，仅靠一国之力显然难以根除恐怖主义的祸患。如果缺乏有效的情报共享机制、经验分享机制和边境联防机制，阻止恐怖组织跨国作案及进行“业务培训”和指导将十分困难。

　　也许，布什此刻有必要听听对“9·11”进行反思的学者们的一些建议。这些建议包括(美国)停止与伊斯兰世界的敌对行动，以此作为真正杜绝恐怖主义，争取和解的最终解决方法；还包括以更广阔的胸襟争取一切可以争取到的力量团结起来应对恐怖主义威胁。而从根本上是要求反恐战争的领导者们，真正把反恐战争当作一场持久战来看，长远而非短视地，耐心而非急躁地，开放而非固执地采取增进国际理解和多边合作，系统化地解决全球问题，根除恐怖主义土壤的策略和措施，从而把反恐战争推向一个正确的方向。

　　反复强调美国在反恐战争中要重视软实力的约瑟夫·奈对此颇有感触。还是在五年前，奈就多次提醒五角大楼和国务院，美国单枪匹马不可能抓获躲在全世界边远地区的所有“基地”组织头目，美国也不可能随时发动战争而不导致疏远他国和失去缔造和平所需要的合作。他相信，随着反恐斗争走向深入，美国人会逐渐发现许多东西是美国无法控制的。奈清楚地记得， 2003年有人问拉姆斯菲尔德对软实力有何看法，拉姆斯菲尔德的回答是：“我不知道它指什么。”

　　在经历了反恐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磨砺之后，如今已有越来越多的美国学者和高官倾向于相信：美国如要打赢反恐战争，他们的领导人就必须学会更好地把软实力和硬实力结合起来形成“可观的实力”。

　　很显然，共同的敌人导致了不同寻常的联盟。就像法里德·扎卡里亚所总结的那样，如今的恐怖主义不需要政府支持，因为它靠的是三股潮流：自由社会的开放性、获取暴力技术的便捷性和极端的全球性仇恨思想。只有在每个方面都采取对策才能制止恐怖主义。这其中，一种互信、互谅、互助、互惠的国际关系的建立和巩固将是重中之重，也将是对布什政府最大的考验。

　　通过一件件血的事实，越来越多的人已开始意识到，采取协调一致的多边行动是反恐战争取得胜利的关键所在。这方面的积极做法有：八国集团同意强化发放护照的国际标准，制订了防范肩射式地对空导弹的新措施，建立了应对紧急空中威胁的联络网，并将运输安全培训和援助扩展到八国集团之外。同样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将“东突”分裂势力列上了国际恐怖组织的“黑名单”，这对加强中美反恐合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2001年对大国关系来说，是不平凡的一年。那一年，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令人心痛的“9·11”，一件是令人欣慰的中国入世。

　　前一件事，近乎根本性地改变了国际政治的核心议题。也正是从那时起，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用左手举起了反恐大旗，把右手挥向了防扩散大业。而随着反恐战争、伊拉克战争和防扩散“工程”的全面展开，一个对世界有着深远意义的国际政治格局变化出现了。

　　一方面，被伊拉克战争、反恐战争和朝鲜核问题及伊朗核问题牵扯住手脚的美国，为了解决中东这个美国全球战略中的核心地带的种种问题，无论它多么具有单边主义的行动理由，也还是要在诸多问题上借助于中国、欧盟、俄罗斯等地区大国，这也要求它必须尊重这些国家的利益要求，调整双边关系。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和俄罗斯在“9·11”后展现了具有同情心和全球意识的大国风范，戏剧性地为中美关系和美俄关系的好转创造了条件。华盛顿原有的对华和对俄敌意和猜忌，即便没有完全消除，至少也在相当程度上被淡化并放在了反恐等问题之后的位置上。而这也为中国和俄罗斯在欧亚乃至全球更融洽地与美国的盟国发展关系，释放政治和经济能量提供了很好的战略环境。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试探、观望、磨合乃至交锋之后，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中国所追求的和平发展，所提倡的发展安全理念，所持有的平等和多赢立场，所坚持的各种文明相互理解和包容的原则，都有着一种清新的大国风范，这也促进了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转换思维，重新定位与中国的关系，而中国龙也便有了更为广阔的回旋空间。

　　小贴士：

　　恐怖主义的源流

　　整理-舒舒

　　恐怖活动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和罗马时期。古希腊历史学家色诺芬专门记述过恐怖活动对敌方居民造成的心理影响。中国古代的荆轲刺秦王，古罗马的凯撒大帝遇刺都是著名的历史恐怖事件。公元1世纪，为反抗罗马帝国入侵，犹太狂热党人曾在罗马帝国饮用的水中下过毒，暗杀与古罗马人合作的犹太贵族。

　　古代时期，没有形成一个巩固而有凝聚力的民族概念，民族因素很少是恐怖主义的根源。除了一些宗教原因的暴力活动外，很少因为意识形态发生恐怖活动。通常的形式是一些王公大臣培植杀手以达到争夺权力、打击对手的目的，带有浓厚的个人色彩，一般政治目的很小。由于当时传播技术极端落后，且民众地位十分低下，一般没有直接针对平民的恐怖活动，因为这样不如杀害达官显贵更能渲染恐怖气氛。恐怖活动的这一特点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

　　关于“恐怖主义”一词的起源有两种说法，一是认为这个词汇最早出现在18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当时，为了镇压反革命，保卫新生政权，执政的雅格宾派决定用红色恐怖主义对付反革命分子。国民公会通过决议，“对一切阴谋分子采取恐怖行动”。另外一种说法是认为来自俄罗斯的无政府主义思潮，这种思潮主张用一切手段打碎国家政府体系。在用正常手段无法完成以后，他们主张用恐怖完成自己的政治目标。恐怖主义已不再仅仅反映一般的、孤立的、偶然的恐怖行动，而是发展为一种有组织、有制度和有政治目的的恐怖活动。

　　从18世纪末到第二次

　　国际恐怖主义的真正形成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到1960年代末。在此期间，恐怖主义的活动热点是在殖民地、附属国或刚独立的民族国家，这一时期的恐怖事件明显增多，手段日趋多样，劫机、爆炸、绑架与劫持人质手段都被采用，袭击目标和活动范围已经超出国界，越来越具有国际性，逐渐形成了国际恐怖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