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降临不受祝福的帝国

　　李扬帆

　　《圣经·马太福音》中，耶稣基督说：“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 ，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 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

　　基督教的到来是晚清对外关系中新的因素，它预示着帝国将要接受末日的审判。帝国的崩溃证明它不受祝福。

　　欧洲(或西方)文化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基督教构成了文化和生活的重要根源。韦伯还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之 间架起了因果的桥梁。而西方大规模入侵前的中国到底有没有全民性的宗教，至今仍然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重大课题。

　　首先，传统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充斥着多元的神、鬼、精灵和神秘的不可知力量如“道”、“天”。在拟人的表现方面 可以是上帝、太上老君、八仙、玉帝、佛祖、观音、老子和孔子等等。而典型意义上的信教民族多半是信仰一元神。其次，占 据中国文化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被宗教化了，但最终是否构成了宗教呢？罗素认为：“孔子……几乎与一些宗 教创始人如释迦牟尼、耶稣、穆罕默德相同，但性质却大不相同。……其最大特点是灌输给人们严格的伦理道德准则，永为后 世尊崇，但这些准则却无半点宗教上的武断意味。这使得后世无数崇拜圣人治国安邦的儒家，对神学持怀疑态度。孔子不是宗 教家，他与斯巴达的莱克尔加斯、雅典的梭伦一样都是政治家，而不是宗教家。”

　　正是由于中国传统社会的特殊性，当基督教(新教)自1816年前后再次来华时，仍然面临的是明朝西方来华传教 士所面临的同样的问题：世俗中国的宗教化。所以，近代中西冲突的本质，除了力量层次的侵略与反侵略以外，文明的冲突确 实构成了重要的内容。正如顾准先生所言，中国恰恰缺乏宗教的狂热，以至于连打仗都不像个样子。基督教给中国带来新的文 明，比如说现代医学。更重要的，是教会学校从教育体制上开拓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新天地。比如，到清朝结束的1912年， 中国各类教会学校在校学生达到了20多万名(历届毕业生已经无法统计)。虽然占总人口的比例不大，但其启蒙作用是明显 的。它带来了培根、牛顿，培养了孙中山、宋庆龄、容闳等伟人。但是，基督教对晚清中国社会冲击的一面，情况到底如何呢 ？

　　首先，不妨从冲突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晚清各地一再发生的“教案”是如何产生的？仅仅是因为基督教传教士担任 了侵略者的帮凶吗？教案的产生有着中国历史的深刻的结构性原因。中国2000年的王朝统治，在社会结构上形成官和民的 二元对立。虽然科举制和“异姓革命”(或农民运动)为这种对立结构提供了缓冲阀和改变的机会，但庞大的、顽固的乡土社 会的统治始终是民间政治的主要特征。祠堂代表家族，家族则代表统治阶级统治绝大多数目不识丁的农民。祠堂在乡土中国的 意义要比教会(教堂)在西方社区的意义大得多。但二者相似之处就在于，它们都是直接把地方权力和百姓生活联系起来的一 种方式。因此，基督教切入中国社会的生活，就直接和地方士绅的统治利益发生冲突。在多数教案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往往是 士绅。究其原因即在于这种结构性冲突。再者，在教案中，地痞和主妇往往也是重要的角色。原因在于主妇生活空虚，却在教 堂找到了温暖。地痞虽然不是为了在教堂得到温暖，但他们却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实际保护。而这两种人都和中国社会底层的 生存状态直接相关。仔细地分析，使人坚信，在晚清的中国，基督教日益和中国社会发生摩擦，并在义和团运动中达到顶峰， 一定有更多的微妙而具体的原因，不是一句简单的文化侵略就可以解释得了的。

　　从更宏大的视野来看，代表了西方文明的基督教及其核心价值观，从根本上冲击了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中国虽有本 土的道教和本土化了的佛教和伊斯兰教，但它们并没有和一定的现代文明如此紧密地纠葛在一起。而基督教则和西方现代文明 一起成为冲击中国传统秩序的重要力量。另外，由于中国本土宗教的迷信化倾向，在灵魂层次上，中国人缺乏“主”的意识， 在社会政治层面上缺乏对神秘力量的普遍恐惧(只有对天子权威的恐惧)。基督教击中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