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日本战争纪念碑：刻在石碑上的日本

　　作者:王晓葵

　　每一个到过日本的人，只要稍加留心，都会发现并惊异于日本的纪念碑之多。从这些纪念碑中不难看出，日本社会对二次大战的对立认识：一端是死心塌地地拥护战争，另一端则是彻底反省战争，承担加害责任。这两端之间的距离，可以说是“无限大”。由于无法统一自身的历史认识，当面对中国以及亚洲受害国的时候，日本发出的信息往往是模糊和自相矛盾的

　　深夜盗骨

　　1948年12月24日深夜，驻扎在日本横滨的美军正沉浸在圣诞前夜的欢乐之中，横滨市内的久保山火葬场发生了一起偷窃案。三个黑衣人蹑手蹑脚地潜入火葬场，用事先准备好的工具，在残灰坑里掏了些东西后匆忙遁去。此前一天，依照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东条英机(第40任首相)、板垣征四郎(原陆军大臣、关东军参谋长)、木村兵太郎(原缅甸方面军司令官、陆军次官)、土肥原贤二(原第12方面军司令官)、武藤章(原第14方面军参谋长)、松井石根(原中支那方面军司令官)、广田弘毅(第32任首相)7人在东京巢鸭监狱被执行绞刑。他们的尸体被运到横滨久保山火葬场火化。由于担心会被人拿走作为象征物，美军对这些人的尸骨严加看管，甚至传说要抛撒到太平洋里。眼看这7人的骨殖就要灰飞烟灭，甲级战犯小矶国昭的辩护律师三文字正平、横滨市火葬场附近兴禅寺的住持市川伊雄、火葬场场长飞田美善心有不甘，遂有深夜盗骨之举。

　　七士之碑

　　11年后，1959年4月19日，在距离东京约100公里的热海市伊豆山，树起了一座纪念碑，名为“七士之碑”。碑下埋葬的，就是当年那3个人偷盗出来的7个甲级战犯的骨灰。当时骨灰偷出以后，无处保存。盗灰者和7个战犯的家属想起在伊豆山有一座观音立像，名“兴亚观音”，是南京战役总指挥、甲级战犯松井石根从中国战场归来以后修建的。据说他因为与军部不和，占领南京不久，就被召回日本，后退出军队。1939年前后，他让旧部从当时的激战地南京大场镇带回战场上的血土10坛，烧制成一座观音像，起名兴亚观音。旁边建观音庙，设祭坛祭奠在南京战役的战死者。而他本人就在这座观音像的附近置地建屋，谪居于此。观音庙的住持伊丹忍礼是松井的狂热支持者。1949年5月3日，广田弘毅的儿子、东条英机的妻子、武藤章的妻子和三文字正平等人来到伊豆山，谎称是朋友的骨灰，请求伊丹暂时保存。伊丹心知肚明，把骨灰藏在观音下的石缝里。1951年9月8日，《旧金山条约》签订，1952年4月28日开始生效，美军对日本的控制逐步放松，便有了这个“七士之碑”。

　　“七士之碑”旁边，还有一座乙级、丙级战犯的纪念碑。在旁边的观音堂里，还特别为当年东京审判时主张日本无罪的印度律师帕鲁设置了牌位，以感谢他对日本的“公正”和“良心”。

　　殉国七士墓

　　1960年7月17日，三文字正平等人又把所盗的骨灰的一部分，送到了松井石根的故乡爱知县，在距离名古屋150公里左右的幡豆町三根山，建起了“殉国七士墓”。碑上镌刻了如下文字：

　　由于美国使用原子弹，苏联撕毁互不侵犯条约以及物资的匮乏，日本最终战败。美中英苏澳加法荷印比等十一国召开远东国际审判，以事后法审判和表决的方式，于昭和二十三年二十三日夜执行了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东条英机、武藤章、板垣征四郎、广田弘毅、木村兵太郎七士的绞刑。三文字正平律师从横滨市久保山火葬场取出他们的遗骨并安置在热海市伊豆山。后承蒙幡豆町的厚意，把遗骨埋葬在三根山顶。并征得遗族同意，在清濑一郎、菅原裕两位律师等同志支持和支援下建此墓碑。遥望大洋彼岸，探求太平洋战争的真相，为实现永久和平而努力。

　　碑文把日本的战败归结为美国使用原子弹、苏联出兵以及所谓物资匮乏，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说成是“事后法判决”。碑文整体虽然没有直接对战争本身做出评判，但字里行间传达出来的信息却是非常明确的。表面上是要“探求”“真相”，但这个“真相”在树碑者内心是很清楚的。且看旁边的诗碑上的题诗：

　　哭殉国七僚友记狱中作

　　妖云镇狱朔风腥,

　　昨夜三更殉七星。

　　暴戾复仇还太古,

　　雪冤何日靖忠灵。

　　这个诗碑像是为“殉国七士墓”碑所作的注脚。诗作者大岛浩，二战期间的日本驻德国大使，为推动日德意三国同盟四处活动，深得希特勒信任，战后被定为甲级战犯，判处无期徒刑。他在诗中把关押战犯的巢鸭监狱描绘成人间地狱，把7个战犯捧为“七星”，咒骂东京审判是“暴戾复仇”，还发誓要为他们“雪冤”。

　　石碑塑造记忆

　　我们知道，包括中国在内，各国都有为死者“树碑立传”的习俗，其目的是通过“石”这种能够“永存”的可视化媒介，把死者的生命意义符号化。刻在石头上的文字既是对死者的彰显，也表明树碑者对相关人物和事件的评价与判断。从这个意义来说，纪念碑是一个昭示价值的符号，也是一个不断唤起和创造记忆的设置。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特别强调了无名战士纪念碑和墓园对构筑近代民族国家“想象空间”的意义。

　　在另一本著作《语言与权力》中，安德森把纪念碑看作是一种“表意设置”，用其“特定的形式”表达特定的内容。这里所谓的“特定的形式”实质上就是一种“景观”的创造。石碑或遗迹构成了一个特定的公共空间，通过“景观”把“过去”表象化，进而塑造对事件人物的历史记忆。

　　美国历史学家劳文思指出，“记忆原本就不单纯是过去的储藏库，而是按照现实的需要不断修正的。换言之，重要的不是过去的事实到底如何，而是我们总是按照现实的想象力重铸过去”。

　　如此看来，三文字正平等人冒死去盗取骨灰，并勒石树碑的目的就很清楚了。他们明白，战争作为“过去”已经结束，当人们唤起战争记忆的时候，需要通过某种媒介来进行。而这种媒介所传达的信息，会直接引导人们构筑想象。他们盗出骨灰，并通过树碑构筑起一个“景观”，表明了他们对事件的解释和对人物的评价。

　　赤军的爆破

　　也正是这个原因，在对立的一方来看，这个碑则是一个必须抹消的存在。“七士之碑”建成11年后，1971年12月，日本赤军“东亚反日武装战线”派人在石碑下安置炸弹，一声巨响，石碑化做三截。日本赤军发表了如下声明：

　　殉国七士之碑，是1948年由帝国主义头子吉田茂书写碑铭，为甲级战犯招魂而建造的。这是个彻头彻尾的肯定、美化旧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反革命意识形态的产物。是日本帝国主义推行新殖民侵略的精神象征。

　　需要说明的是，日本赤军由于采用劫机、暗杀、爆炸等恐怖暴力的抗争手法，被日本和国际社会所排斥。但是它的政治立场，是彻底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主张日本应该承担战争责任，向战争受害国谢罪道歉的。他们的战争认识，代表了日本社会最左翼的一端。

　　石碑被炸，立碑者当然不肯就此认输，他们不惜代价，从德国进口专用的粘合剂，把石碑粘合修复，重新立在原处。现在我们还可以清晰地看到碑体上的裂痕。笔者在实地探访时，守碑护庙的女住持妙静在介绍这段往事后，意味深长地说：他们是专业暴力集团，精心策划严密实施的爆破计划，居然没有把石碑炸碎，这难道不是天意吗？

　　围绕七士之碑的“战争”，极富象征意义。美国历史地理学家福德在他的《刻在石碑上的美国：暴力与追悼的景观》中指出，人类大体有“圣化、选择、复旧、抹消”等方式来对待历史遗迹，具体选择何种方式，取决于这个社会对相关人物和事件的价值判断。在经过上述4个方式处理过的景观里，“镌刻着个人、集团乃至社会整体如何解释、认识过去的基本态度”。我们从“七士”的被“圣化”、被“抹消”又被“复旧”的历史中，不难看出，日本社会对二次大战认识的对立构图。一端是死心塌地地拥护战争，另一端则是彻底反省战争，承担加害责任。日本著名的反战活动家吉川勇一用“被撕裂的死者”来形容日本社会对战死者的不同的态度，指出这两端之间的距离可以说是“无限大”。在下一个石碑上，我们可以看到和“七士之碑”对峙的“无限大”的另一端，即日本战争记忆的另一段“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