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泽雄吉的谢罪

　　在距离东京大约200公里的埼玉县的一块私人墓地里，静静地树立着一块墓碑，碑体呈长方形，不事雕琢，黑底白字，碑文翻译如下：

　　在旧军队服役12年8个月，其中10年在中国作为陆军下级干部(原宪兵准尉)，在天津，北京，山西省临汾、运城，旧满洲东宁等宪兵队勤务，参加侵略战争，对中国人民所作的行为，表示深深歉意。

　　这块碑的碑主叫大泽雄吉。通过碑文可知，他在中国东北、华北等地参加过侵略战争。但是，在中国作战期间，他到底做了哪些让他良心不安的事情，他到死都没有告诉任何人。战后，大泽退伍回到故乡以经商为生。他女儿绫子回忆说，大泽常常吐露对天皇、对战争的厌恶，而且夜里常常被噩梦惊醒。绫子多次追问他在中国的事情，他都含糊其辞。绫子知道的惟一细节是，大泽所在的部队曾经抓来一个中国少年做杂活，一天，这个少年突然把自己的右手砍掉，说是自己干活时不小心误伤的，乞求放他回家。大泽的上司看出破绽，命大泽杀掉这个少年。大泽了解到少年和母亲相依为命，母亲生病在床，少年如果不回去，母亲必死无疑；如果逃走，被抓回来肯定会被枪毙。万般无奈，少年才想出这个方法。大泽同情少年的遭遇，就去给他说情。但是，这个少年最终的命运如何，大泽还是没有告诉女儿。

　　大泽临终时，拿出一纸写好的碑文交给病床前的绫子，要女儿一定为他树立这个墓碑，向中国人民谢罪。绫子为了解父亲在中国战场上的表现，四处寻访他的战友，但是，找到的人要么说些当时的生活小事，要么就说当时他们没有直接参加战斗，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中国人民的事情。就这样，大泽的战争经历始终是一个谜，而且谜底随着他的死去而永远被尘封在地下。但是，从大泽留下的这个碑，我们得到的信息是清晰的，这是一个作为加害者的战争记忆的象征。

　　虽然有了遗嘱，谢罪碑的建造并非一帆风顺，大泽死后，绫子的哥哥继承了家业，他坚决反对建造谢罪碑。为此，绫子向同样收到父亲遗嘱的伯父求助。但是，同样当过宪兵的伯父也说，树了这样的碑，会被乡邻误以为死者干了多少天大的坏事，这种辱没门风的事情不能干。结果一直到大泽死后12年，绫子的哥哥去世，他的儿子，也就是绫子的外甥继承了家业，大泽的遗愿才得以实现。

　　“中归连”和“偕行会”的道歉

　　作为和“七士之碑”完全对立的战争记忆的标志，“谢罪之碑”所代表的是作为加害者的战争记忆。事实上，早在1950年代，就有很多日本老兵站出来，把自己的加害体验变成历史的“证言”。日本学者野田正彰曾经调查了“中归连”的很多成员。这些在中国被俘虏的日本兵，在抚顺等地的战俘营接受教育后，被特赦遣回日本，组织了一个“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简称“中归连”。他们通过讲演、著述等活动，介绍自己在中国战场的所作所为，促使日本社会反省自己的战争责任，从加害者的角度认识战争。虽然他们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威胁、恐吓、讽刺和嘲笑，但他们所代表的战争的记忆方式，还是慢慢在日本社会产生影响，大泽的孙子同意在自家的墓地树立“谢罪碑”，就是一个例证。

　　1980年代，还发生了“偕行会”征文事件。偕行会是一个旧日本军退伍军人的联谊组织。1982年，教科书问题引发了日本国内对南京大屠杀的剧烈争论。偕行社在他们的会刊上发布征文启事，向会员征集南京大屠杀的“反证材料”，希望能证明南京大屠杀是子虚乌有。从1984年4月到1985年2月，杂志开始连载《“南京战史”的证言》。所发表的文章中，既有屠杀俘虏的记述，也有亲眼目击大量遭残杀的尸体的证言。连载不但没有起到预想的效果，反而为南京大屠杀的存在提供了新的证据。1985年3月，《偕行》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南京战史证言之总结》，承认事实的存在，并声明，“作为旧日本军的一部分，我们不得不在此向中国人民表示深深的歉意”。

　　这次征文活动，本意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名誉和利益,结果却事与愿违，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而编辑部能够在事实面前坦诚认罪，说明日本社会反思战争的思潮在不断扩大。加害者记忆的构筑开始逐渐展开。

　　代表大多数日本人的战争认识的忠魂碑

　　作为战争记忆的表象，“七士之碑”和“谢罪碑”代表了两个极点。但是，这两个碑在日本都鲜为人知，真正能代表大多数日本人战争记忆的象征物，则是遍布全国各地的“忠魂碑”、“慰灵碑”、“彰显碑”。

　　每一个到过日本的人，只要稍加留心，都会发现并惊异日本的纪念碑之多，多到随处可见。根据日本历史民俗博物馆的调查，日本国内已经确认的纪念碑总数有15343座。平均到全日本3300个村落级别的自治体的话，每个村就有8-9座。这个数字还是不完全统计，前述“七士之碑”等就没有被统计在内。据专家推测，如果全部统计在内，至少有3万座。这些纪念碑的建造是和日本的近现代战争紧密相关的。从1868年明治维新到1945年太平洋战争结束，近100年的历史中，日本历经西南战争、

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九一八事变、上海事变、卢沟桥事变、太平洋战争等，其战死者达数十万，遍布日本全国。与此相应，在日本全国各地都建造了大量的战争纪念碑。以神奈川县为例，建碑的高峰有两次，分别在1895-1896年、1905-1906年，即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期间。为了进行战争动员，需要在精神上赋予战死者以神圣的地位。于是，由在乡军人会主导，为战死的军人修建了大量纪念碑。其中大多为“忠魂碑”、“慰灵碑”等。这些纪念碑在战后有些被推倒，有些被转移。

　　1950年代以后，随着占领军政策的缓和，各地又重建、新建了不少纪念碑。其碑名除了“忠魂碑”、“慰灵碑”以外，还有诸如“和平祈念碑”、“××战纪念碑”等等。这类碑一般把死者的姓名、战死地点、战死时间等刻在上面。对战争本身既不肯定，也不否定。很多碑把明治维新以来的历次战争中的战死者按照时间顺序并列在上边，对这些性质各异的战争中的战死者不加区别，一律以“忠魂”、“英灵”这样的词汇来形容。这些碑和“七士之碑”、“向中国人民谢罪碑”不同，他们基本上对战争本身不做善恶评价，仅仅对战死者表达敬意。经过战后的民主主义教育，大多数日本人已不能接受太平洋战争是自卫战争，是为解放亚洲殖民地所进行的正义之战这样的观点了。因此，像七士之碑那样的战争表述，在这里是看不到的。

　　战争记忆的多重性

　　但是，从个人感情来说，他们又无法接受把战友、兄弟、儿女、父母当成侵略者的事实。这些碑往往把历次战争的死者放在一起，赋予其时间上的连续性。虽然这些战争的性质不同，但都是为了“祖国”，死者都是为国家捐躯的。这些抽掉了道德和理性的“忠勇”和“爱国”，最终往往变成一个情感宣泄的符号。此外，这些碑往往建在神社、寺庙附近，历史记忆往往伴随着宗教情感同时被唤起。思想史研究者孙歌曾经质疑，日本学界以学术研究的所谓理性的暴力来抹杀对历史“情感的正当性”。事实上，当很多日本学者在追究南京大屠杀的人数到底有没有30万，并对中国历史教科书使用的相关照片的真实性提出质疑的时候，他们恰恰忽略了日本人自身的情感因素在历史记忆中所占据的位置。

　　和这些“慰灵碑”共同构筑了日本战争记忆主流的，是以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遗址为代表的受害纪念物。这些纪念馆展示了大量的照片、实物，向游人展现原子弹造成的悲惨景象。而相似的大量战争纪念馆，如东京的昭和馆、广岛和平纪念公园等，展览的基本上都是战时日本人如何忍受物质缺乏的痛苦，如何遭受美军的轰炸，如何被苏联军队抓到西伯利亚做苦力等。而分布在各个县的战争纪念馆，还大量征集战争体验的口述记录，其中绝大多数是叙述自己和家人在战争中遭受的苦难的。这些叙述的大量出版，并通过各种纪念活动和报道，特别是每年在广岛、长崎举行的终战纪念追悼仪式，不断重复生产着日本是受害者的战争记忆。

　　如果把“七士之碑”和“谢罪碑”当作两个对立的极点来看，占据了绝大多数的“忠魂碑”和“战争纪念馆”可以说介于两者之间。它代表了大多数日本人的战争认识。其特点是暧昧模糊的事实认知、夹杂着宗教情绪的个人情感、不断被强化的受害意识以及随着政治局势左右摇摆的不稳定性。

　　构筑共同战争记忆的可能

　　在日本众多的受害纪念馆中，也有少数加入了“加害”的内容。大阪的和平纪念中心就是其中的代表。在其介绍文字中提到：“在第二次

世界大战时，中国及亚洲太平洋地区的人们，还有处在殖民统治下的朝鲜、台湾的人民，遭受了巨大苦难，对此，我们将铭刻在心。”在馆内的展示中，专门设置了“南京大屠杀”的展台，通过图片介绍南京的受害状况。大阪和平中心因此遭到了右翼势力的疯狂攻击。他们成立“战争资料偏向展示纠正会”。另外利用大阪和平中心的公共设施的性质，故意在馆内申请举办诸如否定南京大屠杀的集会等活动。纪念馆也成为战争记忆的攻防战场。

　　把“受害”的范围扩展到交战双方，则是构筑共同的战争记忆的一个努力。冲绳的“平和之础”纪念碑就是一个例子。这个纪念碑是为了纪念冲绳战役结束50周年，于1995年6月在冲绳县和平祈念公园内建设的。在这个纪念设施里，不分国籍、军人平民，在冲绳战役中死亡的所有的人的名字都刻在“御影石”上。现有日本人22万多人、美国人1.4万多人、韩国人263人、英国人82人、朝鲜人82人、台湾28人，共计23.8万人的名字刻在上面。2000年的冲绳峰会，美国总统克林顿曾前往献花。这里成为交战双方共同回顾历史、悼念战争死者的一个共同的“记忆之场”。

　　战争纪念碑作为“刻在石上的战争”，向我们展示了日本社会记录、记忆战争的基本格局。从上述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围绕战争的记录与记忆，日本社会是被撕裂的。由于日本国内尚且无法统一自身的历史认识，因此当面对中国以及亚洲受害国的时候，日本发出的信息往往是模糊和自相矛盾的。我们过去往往把解决历史分歧的希望寄托在对史实的挖掘上，但是，战后60年来，中日双方的分歧，并没有随着历史研究的进展而缩小，相反，近年来，围绕战争的性质问题，双方的论争反而日趋激烈。究其原因，恐怕是对战争的记忆方式的不同，导致了对史实的基本态度的差异。因此，如何超越自身的战争体验，构筑共通的战争记忆，是解决中日两国历史分歧的重要课题。

　　(作者为中山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副教授，日本名古屋大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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