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利德热忱投入难民儿童艺术教育

　　在危险逼近中思考

　　20世纪30年代初的奥地利，右翼势力已经很强。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掌握政权。他领导的纳粹，也就是所谓的国家社会主义党，丝毫不能容忍思想和表达的自由，哪怕那是艺术领域的自由。因此，希特勒一上台，包豪斯立即被关闭了。

　　1934年1月，奥地利的右翼应声而起。“辛格-迪克工作室”虽已不复存在，可他们当年设计的作品被大量捣毁，设计的建筑被拆除，其中包括在1928年建成的维也纳网球俱乐部，以及刚刚建成的Heriot女伯爵的客舍。天性自由的弗利德无法容忍对艺术自由的扼杀，也无法容忍纳粹对犹太人的敌意。36岁的她孤身一人，在奥地利纳粹横行起来时，试图加入反法西斯行列，因而走向左翼，参加了奥地利共产党。这一时期，她设计了一些反法西斯的海报。这些海报仍有着明显的包豪斯风格，并且用词激烈。

　　弗利德的朋友圈子里，每天都在选择中挣扎：是留在那里与法西斯斗争，还是逃离奥地利？当时的弗利德认为逃离是羞耻的。她帮助朋友们在画室藏匿了一些私人文件。当工作室被搜查出一些假护照后，她马上被逮捕了。在令人目盲的强光下，她在审讯中保持了沉默。最后，法庭没有定罪，她被释放。一出监狱，她随即离开维也纳，前往布拉格。这在她后来的绘画《审讯》中，被记录了下来。

　　弗利德出走，是一次典型的政治逃亡。可是，在内心深处，似乎也是对她前一时期短暂的激昂，画上了一个休止符。

　　1934年的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民主制度下的自由国家，犹太人在国会拥有议席，对各国政治难民张开双臂。弗利德在布拉格突然重逢自由，重逢她熟悉的宁静。单纯的艺术创作的冲动，深层的艺术哲学的探索，这一切构筑了她的世界。她似乎感到，假如离开这个世界，她的存在本身都会存疑。虽然她知道危机没有消失，依然力所能及地做一些甚至有很大危险的工作。但是，她的激昂已经不复存在。36岁的弗利德，在疑惑中试图认清自己。

　　走进布拉格，弗利德的艺术风格突然变化。她离开新潮，离开包豪斯的结构主义，离开所有高调的形式，回到淳朴画风。她全神贯注地开始大量的绘画创作：风景，人物，静物，常常带有装饰风格。她似乎要通过这些绘画中清纯的美，来救赎和寻找本原的自我。纳粹在毁坏的，是弗利德心中所感觉的生活最本质的东西。坚持属于自己生命本原的特质和追求，是她的个人抗争最核心的部分。对她来说，假如放弃了这一切，纳粹就胜利了。

　　她热忱地投入了对难民儿童的艺术教育。她不能放弃在维也纳开始的艺术教学实验。她的朋友希尔德回忆说，弗利德和孩子们是如此融洽。他最喜欢听弗利德讲孩子们的事情。有一次，一个孩子问弗利德，教堂是什么呀？弗利德回答说，教堂是上帝的家。孩子想了想说，您说错啦，上帝的家是在天堂，教堂是他的工作室。

　　她联系上了住在维也纳的父亲，得知姨妈和她最小的儿子巴维尔·布朗德斯，也住在布拉格。弗利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亲情的抚慰。她喜出望外，通过布拉格的犹太人中心找到了他们的地址。这个偶然相会，为她的生命带来了一个新阶段。她和巴维尔相爱了。1936年4月29日，38岁的弗利德有了属于自己的家。多年孤独长途的跋涉，如今，在每天路途的尽头，终于有了一盏专为自己点亮的灯。弗利德在青春时期的挚烈情爱，突然又回来了。但是，她已经无法得到长久梦想的孩子。她婚后有过一次怀孕，但是流产了。她失去最后一次做母亲的机会。

　　她是幸福的。却偏偏是在一个残酷的年代。

　　1937年7月，有两个艺术展在慕尼黑开幕。一个在最知名的慕尼黑艺术博物馆的主要画廊，展览名为“德国艺术的伟大展出”。另一个画展的展出场地在仓库，主题是“堕落艺术展”。通过这样“黑画”展出，希特勒试图让民众知晓，什么样的艺术将不再被他所建立的社会所容忍。“黑画展”开幕那天，希特勒发表演说：“艺术领域混进了外行，今天他们是现代的，明天他们都将被遗忘……”可是，多年以后，第一个展厅的画家都已被世人遗忘，而那个“黑画展”的画家们，则被今天的人们反复提起，重新认识。

　　1938年3月，德国占领奥地利。意大利、匈牙利和罗马尼亚都站在了纳粹一边。1938年9月，德国和英国、法国、意大利一起签订的“慕尼黑协议”，致使希特勒掌握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局部领土。捷克斯洛伐克不再是一个安全国家。纳粹在欧洲开始公开迫害犹太人。1938年11月9日,德国纳粹在一个夜晚，大肆袭击犹太人，无数犹太人的商店被捣毁，玻璃橱窗被砸碎，这是历史上有名的玻璃之夜。维也纳也传来消息，弗利德当年设计的作品，不论大小，几乎悉数被砸光。她所有的朋友都在作进一步逃亡的准备，一片惊恐气氛。朋友们都关心着既是犹太人又是知名艺术家的弗利德，告诉她必须尽早离开布拉格。

　　可是，恶讯对弗利德几乎没有影响。她仍然在忙着她的绘画和儿童艺术教育。她的老朋友安妮和她丈夫，给她寄来了移民巴勒斯坦的证书；而她手里也持有随时可以离开的护照。她不走的原因只有一个：逃亡对她的丈夫巴维尔已经太晚，他不可能再取得护照。她没有离开步步逼近的危险，只是循着自然也是必然的选择，她要和深爱着的丈夫生活在一起。

　　她写道：“我的艺术生涯曾将我一千次地从死亡中挽救出来。通过勤勉实践的绘画，我才补偿了自己不知来源的罪恶。”这种感觉是弗利德一生的主要基调。

　　有一些东西，是邪恶永远无法战胜的

　　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对犹太人的迫害，开始随着纳粹侵略的脚步，遍及整个欧洲。从1938年到1942年，弗利德和丈夫巴维尔离开布拉格往乡间躲避。他们来到罗诺弗，那是巴维尔出生的小镇，一个美丽的地方。弗利德写道：“这里如此祥和，哪怕在我生命的最后一刻，我都坚信，有一些东西，是邪恶永远无法战胜的。”

　　她尽一切努力继续她原有的生活轨迹。她仍在不停地画画。在信中，她描述着自己在绘画上的变化：“我不想再作寓言式的表达，我只想描述世界原本的模样。既不是时髦的，也不是过时的。”

　　美术界依然在关注着弗利德。1940年,伦敦的美术中介人提出要展出弗利德作品，并且把她带到伦敦去。那年8月，“弗利德画展”在伦敦的圆拱画廊开展，弗利德本人却没有出席。

　　同年，他们再次转移到罗诺弗附近的一个村庄。在那里，习惯于动手制作的弗利德，鼓励丈夫巴维尔学一门木匠手艺，以应付不可知的未来。随后他们又被迫几次搬家。犹太人不准养狗，上街必须配戴黄色六角星的标记，不准坐有轨电车，买东西必须在特定的时间，必须用购物券。1942年，希特勒铁下心要大规模扫除犹太人。在那里最后几个月，弗利德停止了绘画。巴维尔的母亲和大哥大嫂分别死在集中营的消息陆续传来。1942年深秋，他们的遣送通知也终于到达。弗利德异常平静。当地的小店主回忆说，弗利德走进她的商店说：“希特勒邀请我去赴会呢，您有什么保暖的衣服吗？”小店主给了她一件灰色的外套，暖和又结实，怎么都不肯收钱，弗利德最后送了她一幅画。

　　朋友希尔德闻讯赶来，为给老朋友一点支持。为了耐脏，弗利德把床单染成深色。她染着被单说，这也可以给孩子们演戏作道具，染成绿色，孩子披着就可以象征森林。她还盘算是不是给孩子们带去足够的纸和笔。希尔德说：“她连害怕的时间都没有。”1942年12月17日，他们抵达纳粹建立的犹太人集中居住区——特莱西恩施塔特，成为囚徒。弗利德的编号是548，巴维尔是549。同时抵达的650名犹太人，在二战结束时只有52人幸存。

　　这里原是18世纪的一个城堡，后来成为6000人口的小镇。1942年，纳粹把居民强行迁出，迁入6.5万名犹太人，建立了旨在“彻底解决犹太人问题”的集中居住区。有14万犹太人通过这里被转送到其他集中营，有8.8万名被送往死亡营。

　　男人、女人和孩子分别集体居住，其中有1.5万名儿童。所有教育课程被禁止。可是，弗利德和其他一些艺术家和学者，以文化闲暇活动的名义，开始对孩子们进行正规教育。弗利德全身心地投入对孩子的艺术教育。她拼命收集有可能用于绘画的任何纸张，其中多数是被废弃的旧纸张。

　　面对这些孩子，她是最恰当的一个教师。她知道怎样把他们从悲伤的死胡同里引出来。有一次，从德国来的一些男孩来到她的课堂上，他们的父亲，当着这些孩子的面，被纳粹枪毙了。他们完全是吓呆的样子，相互紧紧靠在一起，双手放在膝盖中间。看到他们，弗利德就转过头去，想忍住泪水。但转回头来，孩子们依然看到她眼中满含泪水，止不住流淌。他们一起大哭了一场。然后，他们跟着弗利德去洗手，她严肃地说，你们一定要把手洗干净，否则不能画画。她很快把孩子的注意力吸引到她的课程中。

　　所有的孩子都有自己非常的经历，都有过巨大的心理损伤。纳粹所代表的邪恶，不仅毁灭着文明的物质存在，更在毁灭着人的心灵。在弗利德看来，保护内心真纯、善良和美好的世界，保存人的创造欲和想象力，是最重要的事情。她引导孩子的心灵走出集中营，让他们闭上眼睛，想象过去和平宁静的生活，想象看到过的美丽风景，让自己的幻想飞翔。她带着他们来到顶楼窗口，体验蓝天和远处的山脉，画下大自然的呼吸。

　　我曾在不同的书里读到过弗利德在集中居住区教孩子画画的故事。但直到读过她完整的人生篇章，才对集中营这一段不再感到吃惊。对于弗利德，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她爱孩子也热爱艺术，探究艺术怎样从心理上被疏导释放，那是她一生迷恋的事情。孩子们使她在如此可怕的地方，心灵没有走向枯竭。

　　与其它所有集中营的画家的显著区别，是他们都在用画笔记录集中营地狱般的生活，唯有她，依然在画着花卉、人物和风景。她在记录和研究儿童艺术活动的意义和目的，探讨成人世界应该怎样对待儿童世界。她问道：“为什么成人要让孩子尽快地变得和自己一样？我们对自己的世界真的感到那么幸福和满意吗？儿童并不仅仅是一个初级的、不成熟的、准备前往成人世界的平台。……我们在把孩子从他们对自然的理解能力中引开。因此我们也就阻挡了自己理解自然的能力。”她还在考虑根据自己的教育实践，写一本《作为对儿童心理医治的艺术》。在地下室里，她为孩子们悄悄地开了画展。在最恶劣的条件下，她让自己的精神生活在一个正常世界。也让孩子通过艺术活动尽量做到：身体被囚禁，精神仍然健康和自由。

　　那远非是我以前想象的，仅仅是一个人的爱心，这是从20世纪初开始的，那一个个伟大的艺术哲学大师们，一代代交接着的、精神和思想传递的一环。在这里，第一次世界大战无法扼杀的维也纳的艺术学校仍在继续，被希特勒关闭的包豪斯仍在继续。弗利德和孩子们在一起，没有建造武器去与邪恶拼杀；他们在构筑一个有着宁静幻想的、健康心灵的、也是愉悦视觉的美的境界。面对强势，他们能够说：有一些东西，是邪恶永远无法战胜的。

　　弗利德的遗产

　　在特莱西恩施塔特的囚徒头上，一直笼罩着死亡的阴影。就在这个小镇，3年里有3.3万多名囚徒死于恶劣的生活条件，其中包括弗利德的父亲和继母。在他们死去之后，弗利德才知道他们也曾在这里住过。更恐怖的，是关于遣送到死亡营的传闻。所有的人都知道，遣送通知是最可怕的东西。

　　1944年9月，巴维尔和其他5000名男囚徒，一起接到了将在28日被遣送的通知。弗利德立即扔下一切，来到决定名单的委员会，要求与丈夫同行。4年前，她拿着护照却拒绝离开危险的捷克，今天她明知前面是死亡的威胁，却义无反顾地要求前去。

　　弗利德被拒绝之后，再次坚决地要求把自己补进下一批的遣送名单。朋友们都劝她留下，她也有充足的高尚理由留下——孩子们和工作需要她。可是，对弗利德来说，思维的逻辑是那么自然。这样的逻辑，和她全部思维存在，是合为一体的。她爱自己的丈夫，她要和巴维尔在一起。

　　她的要求被批准了。在离开前，她做的最后一件事情，是和L410宿舍的管理员Willy groag一起，小心地包好所有孩子们的画作，抬上阁楼，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巴维尔离开的9天之后，1550名囚徒，都是妇女和儿童，被装上运牲畜的闷罐车送走，日夜兼程。两天以后的中午，她们到达奥斯维辛。第二天一早，1944年10月9日，她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被送入毒气室谋杀。其中，就有46岁的女艺术家，弗利德·迪克-布朗德斯。

　　在二战刚刚结束的1945年，8月底的一天，幸存下来的Willy groag，提着一个巨大的手提箱，来到了布拉格的犹太人社区中心。箱子里是4500张弗利德的孩子们的绘画。那些画作的主人，绝大多数已经被谋杀在纳粹的毒气室里。1.5万名曾经生活在特莱西恩施塔特的犹太孩子，只有100多名幸存下来。

　　在集中居住区时期，弗利德停止了在自己的画作上签名。可是，在她的要求下，这4500张画作，每一张，都有孩子自己的签名。

　　人们一直熟诵着那句名言：在奥斯维辛以后，写诗是残酷的。在很长时间里，人们无法理解和接受：在集中营之中，绘画依然美丽。这些被冒着生命保存下来的犹太儿童的图画，曾被久久冷落，没有人懂得弗利德，也没有人懂得这些儿童画的价值。

　　Willy groag说：“随着时间的流淌，他们懂了。”

　　附记：

　　4500张由弗利德的学生在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居住区的绘画作品，现在被布拉格犹太人博物馆收藏和展出，这被称为“人类文化皇冠上的钻石”。本文作者介绍集中营儿童画作的书《像自由一样美丽》，最近由三联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