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喉”回忆录连载三我把自己送上了审判台

　　作者［美］马克·费尔特译者信强白璐程涛

　　水门丑闻的曝光令尼克松身败名裂，同时也在美国社会引发了质疑政府机构公信力的风潮。功勋卓著的联邦调查局被 迫卷入其中，业已离职退休的前副局长马克·费尔特也因此遭遇指控。

　　1.局长格雷逃过一劫

　　1973年6月22日，我从工作了半辈子的联邦调查局正式退休。在准备离开的时候，一些机构邀我去演讲，并告 诉我，如果能够发表攻击联调局的讲话，他们可以将出场费用提高3倍之多。我拒绝了他们的请求。

　　在1973年的最后6个月里，关于水门事件的报道充斥了报端和电视媒体，并且不断蔓延。1974年2月，我被 召到负责调查水门事件的特别检察官杰伊·霍罗威茨的办公室，刚一进门就被告知：“你应该认识到你也许触犯了法律。”

　　之后发生在那间办公室里的纯粹是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问题的焦点集中在局长帕特里克·格雷向参议院提交的一份 声明上，检方想要弄清的是，联调局的档案中是否存在关于国务卿基辛格对白宫助理和新闻记者实施窃听一事的记录。答案当 然是否定的，因为据我所知，局长助理威廉·沙利文早就把所有记录都扣留在了他的手上，从未归入我们的正式档案之中。

　　但特别检察官霍罗威茨却千方百计想证明格雷犯有伪证罪。他塞给我一份字迹模糊的文件影印本，上面简略地描述了 基辛格所实施的所谓窃听活动。可我却告诉他，影印件上没有抬头，表明这并不是一份正式的备忘录，而我之前也从来没见过 这东西。很显然，他原本希望我能证明自己曾亲手将这份备忘录交给格雷。不过这实在荒谬可笑——既然我连这份文件都记不 得了，又怎能作证说曾将它交给别人呢？

　　盛怒之下的霍罗威茨根本不相信我的解释，他向我大声吼道：“你在说谎！”

　　“你这是强迫我作伪证，以便你们能够以同样的罪名起诉格雷。”我也毫不示弱。

　　在随后进行的陪审团质询中，类似的一幕又重复上演。霍罗威茨对我软硬兼施，语气中充满了恫吓与敌意，然而我始 终不为所动。就这样，经过一年多的僵持，对联调局大加攻讦的狂潮终于逐渐消退，局长格雷也暂时逃过一劫。

　　2.“黑包工作”又起风波

　　但水门事件的余波远未就此平息。在20世纪60年代末，为防止针对联邦政府的恐怖袭击，联调局曾对一些激进政 治组织秘密实施入室侦查活动。由于执行这一任务所需的开锁工具或其他设备通常都装在黑色的提包里，因此它也被称为“黑 包工作”。让人万万想不到的是，这些为了保护国家免遭极端分子侵害的必要措施，后来竟被不明真相的公众和检察机关视作 “滥用职权”，负责此事的探员们又一次陷入了疾风暴雨似的批判声当中。

　　来自各方的怀疑和谴责严重地干扰了我的退休生活。当然，就像某些批评者指出的那样，有些探员在工作中确实做得 有些出格，以致有失公允地损害了公民的名誉。但我始终认为，解决问题的正确办法是纠正这些不当行为，而非中止那些旨在 保护我们免遭恐怖袭击的行动计划，因为那必定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然而，没有多少人理解我的想法。卡特政府入主白宫后，立刻采取了连环指控的战略来对我们进行追查。检察官首先 将目光投向低级探员，威胁要将他们处以重刑，以迫使其出庭作证，以便对联调局的中层领导展开检举。通过这种阶梯式的逐 级追诉，司法部便可以逐步对局里的高层领导——他们称之为“头羊”一一提出指控。

　　也许我当时最好的选择就是装成一个局外人作壁上观。但这样一来，许多下面的同事就可能遭受牢狱之灾。事实上， 在此次行动的初期阶段，共有120余名现任和前任联调局探员遭到了无情的追查，所有人都被迫聘请了律师。更恶劣的是， 检察官还公然对探员们进行威胁，或是突然打电话给他们的妻子，让她们在深更半夜中惊醒。

　　尽管我很明白自己正是检方想要追查的主要目标之一，但由于实在不忍看着下属替他人受过，我最终决定站出来承受 全部责任。就这样，当我出人意料地出现在大陪审团审判庭的时候，布莱恩·格廷斯，一位联调局探员的代理律师，走上前来 吃惊地问道：“你来这里干什么？”

　　“我今天要出庭作证，布莱恩，”我平静地回答，“是我授权探员们采取‘黑包工作’的，一切有备忘录为证，我要 把这一切告诉大陪审团。”

　　3.我把自己送上了审判台

　　我知道这已经把自己送上了审判台，并将使我的妻子和家庭经受漫长的痛苦折磨。但是为了维护自己的荣誉，为了帮 助那些普通探员摆脱困扰，我必须这么做，以防止联调局遭到进一步伤害，避免全局的士气被彻底摧毁。

　　1978年4月10日，检方宣布对我、格雷局长以及负责国内情报事务的爱德华·米勒提出指控，我们被控触犯了 一项60多年前制定的法律。可笑的是，在此之前，该法的适用对象基本只有两种类型，一是南方各州的“三K党”党徒，二 是在投票站殴打和阻挠公民投票的某些地方当局——而这些行动都与国家安全毫无关系。

　　我们3人在同年4月20日遭到传讯。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不仅是由于传讯对我们造成的伤害，更主要是因为 在华盛顿法庭外的台阶上，我们目睹了为数众多的支持者。当天，共有大约1200余名现任和前任FBI探员为我们静坐守 夜，其中许多人来自里士满、巴尔的摩、纽黑文、波士顿等地，有些甚至专程从千里之外的佛罗里达赶来。纽约分局的同事们 还特地包租了3辆大巴，凌晨3点便启程赶往华府。

　　这一切实在太令人感动了。我并不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但在和妻子奥德丽手挽手穿过人群之际，泪水还是模糊了双 眼。当我们在法庭门口停住脚步的时候，在职和退休探员推举出的两位代表宣读了一份简短的声明，表达了对我们的全力声援 。而我所能回应的只是：“愿上帝保佑大家！”

　　审讯程序十分简短，我们均辩称自己无罪，法官则宣布我们可申请保释，但必须保证随传随到。然而之后却出现了一 件出乎意料的事情，法官说道：“现在，你们将被移送地方法律执行官以履行有关程序。”

　　这句话意味着我们将被带到地方法律执行官办公室录取指纹并被拍照。这其实根本没有必要，因为我们三人的指纹和 照片都有存档。许多水门事件的涉案嫌疑人在接受传讯时都没有遭到这种待遇，但是我们却被要求这样做。毫无疑问，某些人 是想借此来羞辱我们。

　　站在指纹与照相室的栅栏门里，我看到妻子两眼含泪地在外等待，心中怒火更盛。不过我知道那位执行官只不过是在 履行职责，所以尽管愤怒不已，但并没有丧失理智。按照顺序，第一个录指纹的是格雷，然后轮到我。当他站在我身旁的洗手 池边试图洗去手指上的墨迹时，我忽然发问：“帕特，你为国家工作了多少年？”

　　“26年。20年在海军服役，6年在政府工作。”

　　“这就是你的国家对你的回报。”

　　对方没有再说话，但我很清楚，格雷和我，还有正在边上等着录指纹的米勒，都一样深感气愤和失望。

　　4.噩梦终告结束

　　1980年11月6日，法庭宣判我和米勒有罪。万幸的是，新上任的里根总统在次年3月就给予了我们完全而无条 件的特赦。他指出：我们的做法是基于“一个良好的信念，即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必须采取那些行动”，“有关记录显示， 他们这么做并不是出于犯罪目的，而是因为深信自己获得了最高当局的授权。”1983年，上诉法院也裁定下级法院取消对 我们的判决，并从审判记录中将该案删除。

　　饱受折磨的岁月终于过去了。作为联邦调查局的高级主管，我在职时始终面临着严酷的挑战，因此一直希望能够利用 退休后的日子来弥补多年工作的紧张。然而冗长痛苦的诉讼却夺走了我和妻子长达9年的宝贵时光，尽管最终闯过了一道道难 关，但我们却已心力交瘁，特别是奥德丽，她所遭受的伤害比我还要深重。我亲眼看着自己的伴侣日渐衰弱，最终在1984 年7月20日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如果不是因为长期的滋扰和羞辱，她今天肯定还会跟我们生活在一起。我发誓将永远怀念 她，直至走完自己的余生。

　　当决定写下这本书的时候，我希望能够借此抹去那些梦魇般的记忆，向人们展示我为之奋斗终生的联邦调查局的真实 情况。一方面，联调局是超越于所有警察机关之上的美国司法的典范，我事业的成功正是因为置身于这样的一个团队之中，它 曾在战时反间谍活动中展现了超群的分析能力，在侦破大规模刑事案件中运用了高超的调查技巧，以及要将所有罪犯全部绳之 于法的坚定意志。另一方面，联调局又以公平正直、自我克制著称，它明智地节制了自身拥有的巨大权力，并时刻意识到不能 逾越法律和宪法规定的限制。最为重要的是，它还是一个广受尊重的机构——包括那些罪犯，许多人往往只是因为得知正在受 到联邦探员的追捕，便会选择投案自首。

　　在华府工作期间，尤其是在埃德加·胡佛去世之后，我经常发现自己正在孤身一人地与各种反对力量抗争。这种抗争 令人感到沮丧，但是我决意要做那些我认为正确的事情。回首往事，我曾经饱经风险，但从未想到会导致一位总统辞职下台； 我也从来没有这种意图，只不过是在某一天的某一时刻，试图做一些我认为应该做的事情罢了。

　　(：：节选自《特工人生——“深喉”回忆录》，新星出版社2007年9月第一版：：供稿万钧连载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