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厘路线图诞生记：谈判曾多次陷入僵局

　　拖延了一天，联合国气候大会终于在代表们疲惫的掌声中结束。会议通过了一份《巴厘路线图》，为2012年之后的“后《京都议定书》”谈判定下了明确的时间表。

　　◎袁越(发自印尼巴厘岛)

　　科学子弹

　　12月的巴厘岛，只能用湿热来形容。当地人说，今年气温并不比往年高，但现在本应是雨季，却几乎不怎么下雨，很反常。

　　从12月3日开始，来自世界190个国家的谈判代表、非政府组织代表，以及大批记者齐聚这个度假胜地，商讨全球如何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这1.5万名与会者将因此而排出10万吨二氧化碳，相当于非洲小国乍得一年的排放量。”英国《泰晤士报》请来咨询专家计算了代表们的“碳足迹”，给出了一个惊人数字。联合国同意拿出10万美元为其雇员的碳排放付“碳税”，并将这笔钱贡献给为了帮助发展中国家应付气候变化而设立的“适应基金”。

　　从2004年就开始关注气候问题的前绿色和平工作人员喻捷参加过5次气候谈判，她肯定地对我说:“这是全球媒体最关注的一次气候谈判，来报道大会的记者人数远远超过往年。”中国派了大约10名记者，大会第一天召开的“世界气象组织”(WMO)新闻发布会上，气象学家们反复强调了科学的重要性，“科学为气候谈判提供了子弹”。

　　早在上世纪80年代，科学家们提供的证据促使WMO联合“联合国环境计划署”(UNEP)，创建了一个由世界顶尖气象学家组成的“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在世界范围内共同研究气候问题。IPCC成立两年后，他们发表了第一份评估报告，并于两年后催生出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

　　IPCC第二次评估报告发表于1995年，两年后签署了《京都议定书》，第一次为发达国家的减排赋予了法律约束力。

　　但是，签署公约的仅各国政府代表，尚不具有法律效力，还必须交由各国国会通过。于是，为催促各国国会尽快通过《京都议定书》，IPCC于2001年发表了第三次评估报告，间接促成了《京都议定书》于2005年正式生效。

　　《京都议定书》谈了8年才谈完。为了保证2012年底以前完成一份新的“××议定书”，UNFCCC 认为必须在这次巴厘谈判后制定一份进程明确的时间表，也就是俗称的“路线图”。今年，IPCC发表了第四次评估报告，把“人类活动造成气候变化”的可能性从以前的“可能”、“很可能”变成了“几乎可以肯定”。

　　大会最后通过决议，设立“适应基金”，并委托世界银行负责管理。这项决议被普遍认为是这次大会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政治较量

　　第一天的UNFCCC缔约国大会于12月3日上午10时正式开始。在首脑们例行公事的讲话后，正式议题磋商前，澳大利亚代表突然要求发言:“大家知道澳大利亚刚刚有了一个新政府，陆克文成为我们的新总理。我在这里要向大家宣布，澳大利亚将立即签署《京都议定书》，成为京都家庭的一员！”

　　会场立刻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新总理陆克文刚刚在几小时前宣誓就职，就立刻颁布了新政府的第一个正式决议。政治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所扮演的角色远远超过了科学。

　　其实，作为发达国家中唯一的一个未签署《京都议定书》的国家，在克林顿担任总统期间，美国曾率先提出联合国需要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新公约，而不是仅仅依靠自觉。但是，一旦有了法律约束，就意味着完不成任务必须受罚。于是，发达国家开始认真计算减排成本，其结果让他们的政府大吃一惊，于是美国提出了“清洁发展机制”(CDM)，允许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投资减排项目，把成果记在自己的指标下面。施行CDM之后，发达国家履约所需资金大大降低，这才使得《京都议定书》得以通过。可惜后来美国国会拒绝签字，再加上小布什的上台，美国反而最先退出了《京都议定书》。

　　小布什上台后，公开质疑IPCC评估报告的科学性，否认气候变化像气象学家说的那么严重。换句话说，科学这颗子弹反而被小布什利用，成为美国反对《京都议定书》的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事实上，科学在气候谈判大会上就像一个被人随便摆布的玩偶，大会上发生的第一个戏剧性冲突就体现出代表们对科学的不信任。

　　会议第二天，代表发展中国家集团发言的巴基斯坦代表公开质疑主席原定的议题，要求按照规程，把发展中国家最关心的“技术转移”议题从“科技咨询附属机构”(SBSTA)转移到“执行附属机构”(SBI)下面去。原来，“技术转让”这个话题已经在SBSTA下谈了很多年，至今没有成果，发展中国家早已对这个机构失去了信心。中国代表在这次冲突中力挺巴基斯坦，甚至不惜转用英语向来自伊朗的会议主席发出强烈质疑，逼得他不得不宣布休会，并在一轮紧急磋商下同意了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动议。

　　类似的政治较量几乎天天上演，而在秘密会议中，这样的争斗肯定更激烈。

　　经济谈判

　　今年是《京都议定书》诞生10周年。本次大会专门举行了一次纪念活动。原UNFCCC执行秘书长麦克·扎米特·库塔加(Michael Zammit Cutajar)称《京都议定书》为“联合国历史上做出的最重要的一份经济协议”。

　　确实，虽然《京都议定书》没有给发展中国家规定减排指标，但因为CDM的缘故，发展中国家能从碳交易市场中获得非常可观的经济利益，而这次谈判的很多议题在本质上都与经济有关。

　　比如，热点之一“碳捕捉和碳填埋”(CCS)，本是一项很有前途的减少二氧化碳的新技术，简单说就是把燃烧化石能源产生的二氧化碳立即收集起来固化，填埋于地下。这次会议商讨了把CCS变为CDM项目的可能性，以沙特、科威特、阿联酋和阿尔及利亚为首的石油大国，以及以挪威为代表的CCS技术发明国都一致要求尽快把CCS纳入CDM机制，进入碳市场。而以韩国、牙买加、巴西和印度为首的能源进口国则坚决反对。中国在这件事上表现出谨慎的态度。中方谈判代表、来自科技部的吕学都发言认为，必须先对CCS技术进行进一步评估，解决泄漏和效率等技术问题，才可以考虑让它进入碳市场。吕学都私下里对记者说，CCS技术虽然能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但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却需要多消耗40%的能源，这对解决全球能源危机很不利。

　　值得一提的是，太平洋岛国图鲁瓦代表“小岛国集团”发言，极力反对CCS进入CDM市场。这些小岛国是气候变化的最大受害者，在他们看来，CCS纳入CDM就意味着那些石油大国既可以通过卖石油赚钱，又能通过卖碳指标而再赚一笔。这意味着化石能源工业又找到了一个扩大生产规模的借口，违背了CDM的初衷:提高能源效率，尽快普及可再生能源，从根本上解决气候问题。

　　大会讨论的结果是:UNFCCC将设立专门的研究机构，着手研究CCS进入碳市场的条件。

　　与此类似的案例还有HFC23。这是生产HCFC22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而HCFC22是目前冰箱工业中最常用的制冷剂。以前，HFC23都是随便排放的，因为它本身没有毒性，但它的温室气体当量是二氧化碳的14760倍，因此有必要把它处理掉。焚烧HFC23的设备需要额外投资，从技术角度看非常符合CDM标准。发达国家很喜欢投资HFC23项目，因为他们可以用很少的钱就买到巨额的二氧化碳当量。中国谈判代表、清华大学全球气候变化研究所的段茂盛博士告诉我，在中国投资一个年处理5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的HFC23的设备需要先期投资5000多万元人民币，但是按照目前每吨8欧元的底价，这500万吨当量能卖到4000万欧元，远高于设备投资。因此有些生产HCFC22的工厂根本无须卖产品，仅仅依靠CDM项目就能获得盈利。

　　为了防止有人作弊，CDM委员会规定只有在2004年底开工3年的HCFC22工厂才能申请CDM，而中国因为发展迅速，迫切需要修改这一条款，让更多工厂满足CDM条件。可是，当吕学都代表在大会上提出这一动议时，却没人响应。原来，HFC23有将近80%的市场份额在中国，而目前HFC23已经占了中国CDM总量的1/3以上，其他发展中国家都不想让中国获得这笔钱。吕学都不止一次公开表态说，中国政府决心比联合国规定提前10年淘汰HFC23，但这项决议案仍然连讨论的资格都没有。

　　此次大会讨论得最激烈的当属“技术转让”议题。发展中国家急需发达国家提供先进技术用于提高能效，以及开发可再生能源，但是以美国为首的几个发达国家却坚持认为，技术属于专利，不能随便转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