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两种马克思主义的批评

　　1947年，梅洛-庞蒂出版了论文集《人道主义与恐怖》，其中涉及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诠释”；另一方面，“它在苏联问题上保持一种含混态度：既批判极权主义，又批判西方的自由主义和抽象的人道主义”。据说，萨特正是在梅洛-庞蒂此书的影响下接近马克思主义的。不久，梅洛-庞蒂和萨特在政治观点上产生分歧，萨特逐步靠近法国共产党，而梅洛-庞蒂则与之保持一定距离，因此受到法共内激进的知识分子的攻击。1955年，梅洛-庞蒂又出版了阐述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冒险的辩证法》，他“借助于卢卡奇及其老师韦伯关于‘合理性’的思想来探讨社会历史问题，并指责萨特是‘极端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他眼里，萨特离党太近，离现实太近，因此没有达到一定的哲学高度”。其实，梅洛-庞蒂自己的政治立场也是游移不定的，他“既在理论上认可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又对斯大林主义持保留态度，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为之辩护”(见《杨大春讲梅洛-庞蒂》，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梅洛-庞蒂含混的政治态度受到一些持自由主义观点的左翼思想家如阿隆等人的批评。如阿隆指出：“在梅洛-庞蒂撰写的著作的一半篇幅，他好像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在另一半篇幅，他又好像不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和萨特一样，自1945年以来的政治态度，给人以一种变化无常或交叉移位的感觉。”

　　1960年，萨特出版了《辩证理性批判》一书，“声称他的存在主义不是一种哲学，而只不过是寄生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上的一种思想体系。他承认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但由于马克思主义信徒的教条化，把一切政治活动统统归结为一成不变的阶级斗争，使马克思主义不关心处在具体环境中的特殊的人；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欠缺，使存在主义得以存在。他要把存在主义补充到马克思主义之中，使人重新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并声称要用‘人学辩证法’代替‘唯物辩证法’”(见《辩证理性批判》中译本“编者序”，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阿隆说，“萨特表明对马克思主义的无条件忠诚，不过，这是一种还原为贫乏内容的马克思主义”；因而，“他不可能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萨特认为，在革命的过程中出现的斯大林主义，是一种必然性：“历史经验不可否认地表明，从权力的抽象方面考虑，正在建设中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第一个时期只能是官僚主义、恐怖和个人崇拜的不可分离的组合。”阿隆指出，萨特为了反抗资本主义社会，不惜张扬政治暴力，“即使从革命中诞生的统治者比资产阶级民主的统治者更专制、更暴虐”，他也认为是必要的，这已经是在为斯大林主义张目了。

　　阿尔都塞是法国“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流派的代表人物，其论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著作是《保卫马克思》和《解读〈资本论〉》(均出版于1965年，有中译本)及相关论战文章《自我批评论文集》和《自我批评论文集(补卷)》(出版于七十年代，有台湾远流出版公司的中译本)。在《保卫马克思》一书中，阿尔都塞提出要用“结构主义”的方法来理解马克思主义，这是一种“批判的”阅读方法，“他主张要像马克思批判地阅读英国政治经济学著作那样来阅读马克思的著作，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来批判和审查马克思著作中的每一个个别结论”。在讨论斯大林主义(摧残人的尊严，压制个人自由)的问题时，阿尔都塞认为不能用“个人的心理”去理解整整一个时期的错误，追究个人崇拜的原因不能仅仅着眼于斯大林个人的品德或作风，而应该认真分析出现这种错误的“真实条件”，即经济条件、政治条件、意识形态条件和理论条件；但“有些人不仅把斯大林应负的罪责和错误，而且把我们的失望、错误和混乱，统统推到斯大林身上”，这是他所反对的(见《保卫马克思》中译本“译者的话”及作者“序言”，商务印书馆，1984年)。应该说，阿尔都塞从根源上揭示斯大林主义的本质，是有深刻见解的。

　　《保卫马克思》和《解读〈资本论〉》出版后，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法共的党员知识分子和左翼知识分子中引起很大的争论。阿隆认为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否认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和历史主义，陷入了理论的贫乏；“阿尔都塞和萨特一样，缺少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知识，都不研究计划经济和市场机制”，他们并没有把《资本论》的批判分析用于我们的时代，“关于《资本论》或资本主义经济和苏联模式的经济，阿尔都塞不比萨特有更多的认识”，他们考察的问题实质上是“小资产阶级的问题”。

　　阿隆认为，萨特、梅洛-庞蒂等存在主义者的革命理念和政治介入的态度是不着边际的：“存在主义者的十分模棱两可的政治态度不仅仅在于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之间的哲学对立，而且也在于存在主义者无法参与到现实中去。尽管以政治介入的名义，但存在主义者既不可能介入政治，也不可能论证一种历史的或政治的具体态度的正当性。”

　　(原文较长，此系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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