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博实施新政：机构精简与总统集权成核心

　　赵博渊

　　时至2月，韩国当选总统李明博的就职典礼即将举行之前两周，有韩国“第一国宝”之称的崇礼门突然被一名对10年前拆迁补偿案不满的老汉烧毁。

　　尽管通过电视直播目睹4个小时大火的民众主要迁怒于当时正与太太在阿姆斯特丹度假的文化遗产厅长俞弘俊平日里对文化遗产保护不力，但在上届首尔市长任内批准崇礼门对外开放的李明博以及现任首尔市长、与李明博同属大国家党的吴世勋也受到一定牵连。这一在韩国政权更迭期间发生的非典型性危机，恰似李明博未来5年内清算左派执政遗产却又不免沾染旧弊的缩影。

　　机构精简与总统集权

　　过去的一个半月，李明博接收委员会就许多国政课题做出规划，大至行政机关重组，小到手机双向收费，莫不涵盖其中。随着“转正期”的到来，青瓦台和内阁的各项人事安排也陆续浮出水面。尽管目前接收委与孙鹤圭的统一民主新党还未谈妥政府改编问题，但总体而言，李政权的这场华丽开幕式已经呼之欲出，并不受“韩国版9·11”的影响。

　　开幕式的重头戏是行政机关的结构重组，核心是机构精简与总统集权。作为半总统制国家，韩国既有总统又有国务总理，府院之争充斥于李承晚时代；直到朴正熙上台，总理才降格为总统的顾问机构；后几经沉浮，仍难扭转弱势——总理最重要的财权，自1963年就划拨兼任财长的副总理，而总理其它权限与总统多有重叠，令总理一职更像是内阁的监工而非负责人。这一制度安排原本源于军政时代稳定局势和振兴经济的双重需求，客观上却造成了权力的过度分割。青瓦台的权力虽大，却什么都管，最后要么不堪其累，要么难以兼顾。廷大朝小，决策强、执行弱，导致了“再好的政策也难到位”的头重脚轻局面。

　　李明博的行政改革之要诀就是裁并政府各部处，促进内阁权力的集中。当然，出于稳定人心的考虑，人员编制并无明显削减。按照李政权的蓝图，统一、海洋水产、信息通讯、女性家庭和科学技术4部将撤消，分别并入外交通商、农林、产业资源、保健福利、文化观光和教育6部，另外，外交、国防、法务各部均将作不同幅度瘦身。然而，国会的左派政党要求改变计划。结果，统一和女性家庭部保留，原来的18部4处减至15部2处。

　　李明博并不满足于此。他下令青瓦台班子总体缩减1/3，秘书、警卫两室合并为总统室，秘书官名额小幅削减；与此同时，总理室也缩减一半。青瓦台虽然缩小，总统权力却得到强化。首先，李撤消了经济副总理一职，准备直接管理财政经济部；其次，原本独立的企划预算处也被并入财经部，改名“企划财政部”。集预算和财政大权于一身的企财部，再加上一直就很强势的幕僚机关总统室，总统的权力空前强大，国务总理越发地被架空。

　　另外，新政府内具备行政经验的官僚“当道”，这实际上也是某种变相的集权。文官作为现代政府的基干，不同于政客。他们不仅业务熟练，还要遵守“政治中立”原则，受党派斗争影响较小，且部级高官多由总统任命，实际上只是总统决策的执行人而已。

　　政策转型和职能转型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李明博上台伊始最要紧的是实现政策的转型，而这基本可以通过对前任的纠偏矫正来实现。卢武铉民权律师出身，经历太多威权时代的黑暗，骨子里对资本家持抵触情绪。他上任之后对企业限制颇多，对劳苦大众又过于纵容。这种倾斜性政策直接导致暴力罢工频繁，投资环境持续恶化，最后不得不咽下资本及工作机会外流，经济萧条及失业率高企的苦果。与卢不同，李是企业CEO出身，深谙经济规律，对劳资关系的双向性和共生性比卢认识更深刻。至少，他明白，没有企业投资，劳方就要失业。李的政策重心倾向经济，不单取得国内财商两界的支持，连海外的韩资企业也看到了希望。

　　在经济领域，李明博的口头禅有两个——竞争力和全球化。两者内外兼顾，和中国人的“改革开放”意思大致相同。卢时代的经济决策过于迷信行政调控，忽视市场的基础性功能，最后的结果是上下都不讨好，譬如他的房产新政。韩国的国家竞争力在卢时代有所下滑，丢分点恰恰就是政府、工会和教育系统。在开放度方面，韩国的保护主义还很顽固。许多中国人观看韩剧时，总会嘲笑韩国人吃不起肉。实际上，这是因为韩国农业成本过高的缘故，而且这种畸形高价还是建立在政府高达63%的农业补贴率的前提下。由于市场经济不够活跃，竞争力就受限制；因为竞争力不足，也就不敢开放国门；缺乏外来竞争，助长了国内垄断，反过来又压制市场，这就构成了一个恶性循环。韩国的内在性封闭，表面上是出于对外界的恐惧，实则源于经济上的自卑。卢在执政末期虽然改弦更张，致力于推动韩美FTA，但这更像是政绩心态在作祟。目前，李明博在推进FTA问题上态度非常积极，甚至开始考虑对华FTA谈判。而在京釜大运河计划之外，李还着手重新规划全国的经济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