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操盘手马哈蒂尔

　　威权民主如何维持和克服周期性发生的政治危机？学界一般认为，这取决于三个独立变量。第一，是在任的掌权者有无足够的组织能力，克服反对阵营的挑战，这里指涉执政阵营内部的精英凝聚力、国家压制性能力，以及选举动员能力。第二，则是反对阵营的组织能力，这包括反对阵营的结盟凝聚能力，还有组织动员能力。第三，就是国际脉络，此指对西方的依赖和支持程度。

　　这三个变量，如果细剖而言，前两个变量所指的，其实就是领导精英的人格特征，以及伴随其人格特征而来的政治操作能力。高度的政治运作技巧，在正常的情况下，能够强化威权体制的压制能力和动员能力，而在危机时刻，则赋予领导精英整合与修补体制中的各种空隙与裂缝的机会。

　　长久存活的威权民主体制，不只同盟之间会有周期性的矛盾与分歧，还有长期执政后带来的制度惰性与依赖，这些弱点需要具有强大人格特征的领袖，不时加以激励、鼓动与整治。因此，精英的人格特征往往在关键时，成了驱动整部党国机器有效运转的中枢力量泉源。

　　高度制度化的党国体制，可以确保巫统的意志贯彻落实，向下穿透，并有利于向社会汲取资源，但是不能阻止内部的危机与挑战一再出现。遇到这种状况时，巫统仅依靠其党国体制的强制力，就不一定能挽狂澜于既倒。因此，在马哈蒂尔长期掌权的22年内，他还需要仰赖本人的人格特征，强化个人的政治操控与资源调动能力，以弥补党国体制在运转中所暴露的缝隙与裂口。

　　在马哈蒂尔治下的马来西亚，分别在1987~1990年和1998~1999年两度面临政治危机，最后不只成功克服挑战而存活下来，随后还扩大威权范围。除了党国体制提供的强势权力之外，领导精英本身具有的人格特征，事实上发挥了重大作用。

　　特别在马哈蒂尔执政后期(1998~2003)，他高涨的权力个人化作风，正是为了因应威权体制统治危机而来，其时巫统顺利化解危机，很大程度上源自马哈蒂尔运用其高超的政治操盘能力，成功发挥其凝聚精英、驱动国家机关以及动员政党机器的组织作用。

　　也就是说，这样的威权民主体制不能只有平面的运作，还要有立体的一面。形象地说，它的结构就像一把伞，领导精英是伞的开关机纽，而党国体制则是伞面上的骨轴，唯有手握机纽的精英在高度人格特征下，能应对各种压力与危机，灵活地启动开关，才能将威权体制的伞面撑起和张开。

　　欠缺威慑力的巴达维

　　制度化的基础性权力可以转移和继承，但极具人格特征的专制性权力，却无法转嫁旁人。当巴达维首相在2003年上台之后，他虽然接掌了巫统历经50年经营的党国体制，但这同时也是一个面对内外夹击的碎片化威权，仅仅依靠原有的党政基础性权力与手段，实已不敷应用。比照马哈蒂尔在谈笑间灰飞烟灭的政治能力，巴达维缺乏应有的操作技巧与执政热情，既无法予人信心，也不能产生威慑力。更重要是，他还面对一个比他更有人格魅力与传奇特征的反对党领袖：安瓦尔(Anwar Ibrahim)。

　　据此也许可以解释，为何巫统在党国体制几乎完整无缺，党政机关仍具高度渗透性与动员力的局面下，依然兵败如山倒。

　　事实上，无论在2008年的选前选后，巫统的党国机器都是机件未损，包括偏向执政当局的选举委员会都还是虎虎生风，令巫统在投票前一刻都信心满满。然而，大部分人包括政治观察者都没有察觉，在马哈蒂尔执政的中后期，这个威权体制虽然已经是裂缝处处，矛盾重重，但当时的碎片化威权之所以没有瞬间松解，是因为它除了有党国体制的基础性权力支撑之外，还从操控这个威权体制的领导精英的人格特征中，取得可供一时凝聚捆绑的力量。如今强人已去，巴达维单独依赖党国体制的制度权力，竟然有力不从心的窘态。

　　选后各界从统计数字出发，分析选情结果，归纳为人们教训巫统、对巴达维失望、对贪腐、治安、通货膨胀的抗议等诸种原因。以上诸项无疑都是巫统败选根由，但这些恶弊积习已久，非今日才有，为何不在往届大选发酵，或以往可以克服而如今不能幸免？选前国阵的威权政体依旧，巫统的党国资源无损，政府基础性权力稳固，竟然崩败如此，不应仅从狭窄微观之处出发，而应正视：马来西亚威权民主政体是一个碎片化威权，它不能只依靠党国体制的制度化权力维系，还必须辅之以领导精英整合协调的政治能力，而当领导精英欠缺这种超强能力，以及产生这种能力的人格特征时，威权民主体制的维系就陷入困境。

　　国阵崩盘？言之过早！

　　最后一个问题是，巫统经受过2008年大选挫败后，党国体制有没有出现大幅弱化和失灵的现象？不同的判断就会得出往后不同的策略。

　　国阵失去2/3多数，与其说是流失修宪支配权，毋宁说是心理防线被攻破缺口，毕竟修宪不必是经常动用的手段，而且若是朝野皆有共识的议题，仍可展开政党协商。巫统党国体制的权力可能被削弱之处，也许是在5个州政权变天的区域，会影响未来的地方与中央关系，但地方与中央的权限要依宪法规定，况且巫统并非首次面对反对党执政地方的情况。由于国会的反对党议席骤增，未来国会生态丕变，也只能迫使国阵议员加强议政能力。

　　故整体而言，只要国阵未丧失国会多数，现有的党国威权体制的监控与压制实力，似乎不会在短期内有突然大幅度弱化的迹象。国阵各成员党的政党组织始终保持强大的基层穿透力，尽管失去部分地方官委公职，但党机器不会一时三刻就崩解。党国体制内各种资源恩庇关系，往后为保政权，只会强化发放而不会削减，巫统对公务员和官僚体系仍有操控能力，各类高压制法令和情治系统，也未有解体之可能。在军警、政联企业、国营事业方面的支配渗透，不会因一时败选而失灵。媒体会略显自主，但相关条例仍带给业者压力，国阵仍具优势，日后还会进军网络文宣。选委会和肃贪机构，即使出现改革也不会超出巫统默许的范围太远。重要的是，巫统比较可能在司法和宗教领域，失去一定的意志挥洒空间，但综观而言，国家基础性能力不减，而压制性手段仍会灵活使用。

　　就此而言，对比2008选举前后，巫统的党国体制虽然小面积受损和减弱，但大体保持不变，不足以致命或是奄奄一息，依旧保有强大的高压运作能力。大选失利，并不能导出大马威权政体发生质变的结论，而应归咎于现任领导者人格特征上的不足，无法因应周期性危机所致。事实上，在基础性权力没有大幅动摇的情势下，反而升高党国体制的快速反扑能力，拉起警报长鸣。换言之，巫统仍有极强大的体制修复能力，以及“逆转胜”的资本，若此时论定巫统崩盘，可能还是言之过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