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国问题之根本

　　正如导演所说，他对神社有自己的判断和倾向，影片没有解说词，仪式性的靖国刀与百人斩竞赛的图片叠加，靖国神社仍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基石。但《靖国神社》这部纪录片尝试摆脱一般中国人强烈的情绪性表达，用冷静而职业感的观察替代民族主义的盲目抗议，以记录的方式呈现了靖国神社问题的复杂性。

　　它远非少数右翼分子的基地这样简单，250万的亡灵牵涉的家庭数量多么庞大，它的信仰在日本民间又有多么强大的基础；很多人可能并不了解佛教徒也被祭祀在不同信仰的神道神社，如果不是近年来媒体对高金素梅抗议的报道，同样不了解有台湾人、冲绳人、朝鲜人被合祀在靖国神社，而台湾人要求撤回合祀的要求是从1979年底就开始。昭和天皇裕仁的讲话是老刀匠的精神依托，潜在回答了导演的问题，天皇与国家的荣光是靖国神社的核心所在。

　　李缨说，他认为纪录片已经建构了靖国神社的精神空间，完成使命，找到答案。

　　在电影里，小泉纯一郎在国际社会的巨大压力下，与大批随从来到靖国神社，他匆匆走上前去，鞠躬，然后匆匆离开，前后不过几分钟。日本明治大学艺术科学教授四方田犬彦这样评价电影：“他(老刀匠刈谷直治)以平民柔和的口吻毫不犹豫地认为小泉参拜靖国神社是理所当然的。他没有一丝歇斯底里的攻击，连对中国的敌意都没有。通过这个长长的画面，李缨导演明确地告诉我们，和石原都知事、小泉首相以及那些举动疯狂的右翼青年相比，这位朴实的刀匠的言谈举止才体现了日本最本质的东西，如果对于这一点不能深刻体会的话，围绕靖国问题，日本和中国，乃至其他亚洲各国之间的相互理解是无法达成的。仅仅停留在意识形态、历史解释的正当性的层面上，谁也说服不了这位老人。而正是像锻刀老人这样的人以无名氏的形式，让靖国神社的理念顽强地保留至今。”

　　没有解说词的《靖国神社》留下许多供观众解读的余白，电影点到即止，高桥哲哉的《靖国问题》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得理解电影，这是为数不多的由日本学者撰写而翻译成中文的靖国神社问题专著。

　　书中指出，靖国神社是一个只祭祀战死者的神社，而且只有为国家战死的人才有资格进入神社，虽然神道中有人死之后皆平等的精神，但在靖国神社，不仅日本对外战争中的对手不被祭祀，即便在日本内战之中，属于官军敌人的死者也不被祭祀。靖国信仰是奉“天子”即“国家”为神的宗教，所以为天皇而战死的人能成为“神”。在战争中死亡的人，无论贵贱，都能在招魂仪式中，得到天子的拜祭，这对普通平民来说是一种莫大的荣耀。靖国神社规定了19世纪末直至二战结束时，“日本人的生与死的意义”，甚至基督教与佛教徒都被勒令参拜，靖国信仰是一种超越宗教的国家信仰。战争中的阵亡者和他们的遗属受到高规格的接待，为国家而死不是沉痛的哀悼，而是满足与幸福，这被高桥称为“感情的炼金术”。就像电影中两名妇人的议论，“相会在靖国神社”，成为士兵参战时与家人的约定，他抱着赴死的决心奔向战场。

　　天皇与国家是神社的主体，所以神社曾对要求撤出合祀的遗属提出如下说法：一是合祀之后，就像一滴水滴入水盆之中，没有人再能将其分开；另外战死时是作为日本人参加战斗的(针对台湾“高砂族”遗属的要求)，所以他们被祭祀在靖国神社就是理所当然之事。

　　在二战后的军事法庭上，近1000名乙级丙级战犯被判处死刑，靖国神社称这些受刑者为“昭和殉难者”，在1970年之前合祀于靖国神社；而甲级战犯的名单1966年就由厚生省交由神社，只是因为顾及“国民对这14个人的看法”，合祀推迟到1978年才进行。也就是说，靖国神社将未在战场上牺牲，而是被军事法庭处死的战犯也作为国家的牺牲者进行合祀。但靖国神社成为“外交问题”，是在1985年时任首相的中曾根康弘对经过神社进行“公式参拜”(以公职人员身份进行参拜)之后。

　　高桥这样评论“中国政府对靖国神社的批评集中于甲级战犯”这一做法，这也许有助于靖国问题的政治解决，但无助于深入认识靖国问题，会使得日本政府和国民只需将战争责任推给甲级战犯，而无需检视自己的责任，“在谈论与靖国神社有关的战争时，如果因此就只谈日中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话，五卷本5000多页《靖国神社忠魂史》中所记载的在此之前发生的日本的战争(如日俄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等)，就会统统被忘却。《靖国神社忠魂史》这类资料的重要之处在于，它从靖国神社的立场出发，记述了靖国神社有关的战争的另一种历史，即日中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以前日本所经历的无数次战争的历史——这些战争在靖国神社看来统统是‘圣战’。”

　　同情之理解

　　李缨的《靖国神社》是理解靖国神社的一种尝试，电影中所呈现出来的是中日民间社会的巨大鸿沟，除非双方都放弃刚性的对抗态度，代之以“同情之理解”，否则，几无达成和解的可能。这“同情之理解”是要将靖国神社放在日本社会的框架内，了解右翼、左翼以及一般民众的态度。

　　在《靖国神社》制作资金最为困难的2006年，李缨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居然申请到日本文化厅下属的“日本艺术文化振兴基金”的资助。李缨本人原为中央电视台的编导，1989年之后赴日，在日本居住将近20年，他自己表示，并不想拍摄一部“反日”的电影，他自己在日本生活所感受到的，更多是日本社会自由与健康的一面。

　　在中国，则很容易将“靖国神社”问题笼统地转化为一种“反日”情绪，绝大多数媒体通过新闻报道不断强化的日本意象，一直停留在“敌视中国、从不道歉、丑陋的日本人”的层面。正如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孙歌先生所指出的那样，中日的另一个困境是，中国人将日本的“政府”与“民众”区别对待之意识形态，实际上掩盖了两国缺少真正意义上的“交流”的“友好”根基远不牢固。

　　较为详细地了解靖国问题，便会发现，在日本不仅有谨严地检讨靖国神社军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性质的学者如高桥哲哉，而且，中曾根康弘对靖国神社进行了公式参拜之后，有三起起诉参拜为违宪行为的诉讼(日本战后宪法规定政教分离)，都在90年代中期做出判决，其中两起判定其为“违宪”或者“有违宪之嫌”；针对小泉的参拜，人们在东京、千叶、大阪、松山、福冈、那霸六个地方的地方法院分别提起七起诉讼，其中大阪高等法院和福冈地方法院判决小泉的参拜为违宪之举，其余法院虽然回避了参拜是否违宪，甚至是否“公式参拜”问题，但是无一认定参拜是符合宪法的。

　　也就是说，在日本国内，不仅有如影片之中出现的，激进地抗议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的赤子，有要求撤回父亲亡灵的佛教徒遗属，也有日本三权分立制度下，法律的制衡力量。这也许是电影能够最终在日本拍竣，并能够上映的原因。

　　与之相对照的，电影在中国的上映，用导演的话说只是“向好的方向发展”，迄今还没有具体时间表，而此前《靖国神社》在日本被一些电影院线取消放映的新闻，也已迅速被媒体转化为拒不道歉的日本意象之新的内容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