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泊尔：一个王朝的背影(2)

　　“清算”国王

　　现在看来，贾南德拉国王的“亲政”是沙阿王朝历代国君犯下的最严重失策之一。

　　原本站在国王一边反对反政府武装的尼泊尔大会党、尼共等七个主要的国会政党既为开展了10年武装斗争的尼共(毛主义)的壮大所震撼，也因不见容于王朝而不得不重新“选边站”。“七党联盟”与尼共(毛主义)迅速接近。联盟的一位领袖曾说：“我们详细研究过‘毛主义’者宣布停火的声明后作出结论，现存的专制皇室政权是造成目前局面的罪魁祸首。”而就几个月之前，“七党联盟”还曾谴责尼共(毛主义)的“恐怖活动”。

　　2005年11月17日，“七党联盟”与尼共(毛主义)达成了12点谅解，两个从前的敌手化干戈为玉帛。实际上，早在双方正式达成合作协议之前，两大反国王力量便已经联手实施不公开的反国王协同动作。2005年2月，王国政府组织市政选举，“七党联盟”宣布抵制大选，组织大规模群众集会抗议政府操纵的选举。同时，尼共(毛主义)游击队结束单方面停火，突然袭击加德满都郊区两个警察哨所。

　　受到成功抵制选举的鼓舞，“七党联盟”开始组织更大规模的群众抗议运动，4月6日，全国大罢工开始。之所以选择这一时期，是因为4月8日正是尼泊尔“第一次人民运动”16周年纪念，联盟宣布这一天为针对国王的“清算日”。

　　大罢工使尼泊尔全境陷入瘫痪，面对愤怒的民众，军心涣散的皇家军警根本无心捍卫摇摇欲坠的王国政权，更为重要的是，即使皇家部队愿意为国王效犬马之劳，也无力“尽忠报国”---大部分尼泊尔政府军被遍及乡村的游击队牵制、围困在据点和哨所中动弹不得。实际上，当年尼泊尔的军事态势已经不是王国军队能否“剿灭”反政府武装的问题，而是游击队什么时候收缴王国军队枪炮的问题。

　　而这个问题只取决于尼共(毛主义)的领袖---前王国国会议员普斯帕·卡马尔·达哈尔先生，也就是大名鼎鼎的“普拉昌达同志”的意志。“普拉昌达”其实是一个化名，意为“凶猛的人”。

　　14日深夜，众叛亲离的贾南德拉国王向全体民众发表新年讲话，非但没有给这个已经在燃烧的国家带来任何凉意，反而激起了民众的更大不满。国王在演说中甚至没有提到当前正在进行的示威活动，遑论尼共(毛主义)在尼泊尔的存在。贾南德拉的顽固态度关闭了和“人民运动”达成妥协的最后一扇窗子，这一刻，沙阿王朝的命运实际上已经注定。

　　“七党联盟”和尼共(毛主义)加大了抗争的力度，首都内民众抗议的旗帜漫天飞舞，首都外游击队的枪炮声震耳欲聋，王国政府的权威已经萎缩到加德满都一地，更确切地说，只存在于王宫的高墙之内。大势已去的贾南德拉国王只得承认失败，黯然躲入深宫，将国家丢给了由柯伊拉腊出任首相的“七党联盟”临时政府。

　　尽管从2006年5月起到2008年4月尼泊尔举行大选，王国依然存在了两年之久，但这最后两年实际上和贾南德拉国王、沙阿王朝已经没有多少关系。王祚犹存只是因为柯伊拉腊政府和普拉昌达同志需要这两年的时间就国家的命运在谈判桌上进行较量，国王的命运虽然是双方的商谈议题之一，但远远不是重点。

　　普拉昌达同志回到首都

　　虽然王权崩塌之后，加德满都建立了以尼泊尔大会党为首的“七党联盟”临时政府，而这个政党联盟也以推翻国王专制的民主缔造者自居，但是多数尼泊尔人都很清楚，真正摧垮了王权的绝不仅仅是能言善辩的大会党政治家，衣衫褴褛然而斗志高昂的尼共(毛主义)发挥的作用要远远大于前者。

　　当1996年2月14日尼共(毛主义)在普拉昌达同志的率领下举行武装起义的时候，没有人，包括12年后相继败给普拉昌达的贾南德拉和柯伊拉腊曾设想过，有一天脱下西服穿上草鞋的普拉昌达还会回到首都。

　　然而，10年过后，依靠着在自己控制的广大农村进行的土地改革、妇女解放运动，普拉昌达获得了这个国家千百年来备受压迫的农民的支持；依靠着游击战，尼共(毛主义)的武装力量以少胜多，以弱胜强，逐步将王国军队压缩到城市和交通线上，控制了全国80%的乡村。

　　普拉昌达出走农村之时，正是共产主义运动在全球范围内陷入低潮之日。许多社会主义国家要么“恢复”要么“引进”从前的意识形态对手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观念，只有少数几个马克思主义政党还能保持自己的执政地位。而尼共(毛主义)则是唯一一个“反向运动”并最终取得成功的。这种“反向运动”看似理想主义得不着边际，完全不符合所谓“全球化”的潮流，实际上尼共(毛主义)的成功却并非偶然，更非历史拿尼泊尔的时空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而是与尼泊尔独特的社会经济现实之间保持着逻辑一致性。

　　首先，尼泊尔是一个处在21世纪的20世纪前叶国家，农村问题仍然是最主要的社会问题。作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农业国家，尼泊尔将近一半的GDP来自并不肥沃的土地，80%的人口是一穷二白的、处在种姓制度之下的农民，绝大部分土地掌握在王室、贵族和地主手中，几乎没有现代工业。

　　在这样一个国家，谁能为农民提供一条全面解决方案，满足农民的政治经济要求，谁就能获得农民，也就是这个国家最大多数民众的支持。而最有效、最快捷的满足农民要求的方式就是普拉昌达倡导的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

　　其次，尼泊尔的绝对君主制度阻塞了尼泊尔大会党等议会政党提倡的西方宪政制度作为另外一种解决方案的道路。本来尼泊尔有机会建立和印度相仿佛的议会民主模式，20世纪90年代初的“第一次人民运动”已经将尼泊尔变成了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然而立宪的不彻底，使得君主的绝对权威在10多年后得到了卷土重来的机会。贾南德拉的“亲政”不但最终断送了沙阿王朝，也在通往立宪君主制的道路前竖起了“此路不通”的牌子。

　　严厉的君主专制使得渴望变革的大多数尼泊尔民众将希望寄托在大会党以外的“非主流”---也就是不和王室合作---的政治力量上。这在2008年4月对尼共(毛主义)国王威信扫地两年后姗姗来迟的全国大选中获胜尤其重要。

　　然而，不论尼泊尔这个“香格里拉”的国度在政治上多么与世隔绝，在经济上和20世纪而不是21世纪的距离多么近，这个国家毕竟已经迈入了21世纪的门槛。依靠着到农村去再从农村中来的尼共(毛主义)已经在军事上掌握了主动权，但后面的路，一定不会轻松，很可能会比从前更加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