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暴底下的越南生活

　　或许真是应了一个简单的几何道理——反倒是漩涡外围震荡剧烈，漩涡的中心总是平静的。

　　撰稿·摄影 卞 宁(特派记者)

　　不出意外的话，大部分中国人的越南想象都会构建在电影和小说中——陈英雄的电影和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小说。如果是这样，当你兴冲冲地飞到胡志明市，寻找传说中的西贡时，不免是要失望的。在那里，梁家辉的屁股、人力的三轮推车、恋恋三季的缤纷色彩，以及端庄的街头女统统会不见踪影，只有漫天惆怅的乌云和淅淅沥沥的雨打窗棂声。

　　第一滴血、地雷阵、禽流感、怀揣200元人民币一周内往死里花也花不掉，这些更具现实感的越南想象，到了越南后也在现实面前更像笑话。战争远去，鸡肉照吃，200元人民币放在越南实在算不得大数目。

　　同样，如果带着金融危机的想象进入越南，你也会失望。尽管胡志明股市从去年最高的1170点暴跌到400点以下，尽管货币不断贬值、贸易逆差惊人，但你却看不出这个国家有经济崩溃的痕迹。无论是胡志明市的边城市场，还是河内的还剑湖畔，白肤或黄肤的游客成群洒落在各个角落，当地人热情地招揽着生意，罕见愁容。

　　一切说明，越南还活着，活得很真实，甚至活得让我们觉得熟悉。

　　这里，有清纯女星的“艳照门”；也有股市、楼市的抛物线下跌；这里的大都市，消费水准并不比上海低；这里的“欲望号街车”，也没有额外的浪漫。

　　拨开金融危机的想象，给你一个质感的越南。

　　欲望都市

　　从5月26日算起，北京外国语大学越南语专业的大四学生张妮此次越南之旅已经18天了。从北到南一路经过河内、顺化、会安、芽庄、大叻、渭尼，到了6月12日午后，这个干练的22岁姑娘终于走在了越南南部大都会胡志明市的大街上。在市中心一处外币兑换点，她以1：2600的比例用人民币换了将近100万越盾——这是一大叠粉红色的钱币，面值50000一张，塑料质地，带透明的水印。张妮刚进入越南时，她还只能以1：2300换来越币，再后来1：2400也换过。

　　“越南真的经济危机了么？”当她知晓记者的身份后，很好奇地问。多次来过越南的张妮并未发觉此次越南之行有异常之处，也没有看到国内报章对越南金融危机的报道，她只是在旅程中隐约听人提起过，并未在意。

　　外币兑换点门外不远，就有五星酒店、LV和Gucci的专卖店及兰博基尼跑车，欲望都市胡志明照常继续自己的生活节奏。当然，更显眼的是蝗虫一样的摩托车大军在马达轰鸣中“扫荡”而过，塞满狭窄的路面。越南可以说是骑在摩托车上的国家，一个越南人没有摩托车就好像以前一个中国人没有自行车。

　　胡志明市如此，首都河内亦如此。记者在河内巧遇的央视驻东南亚记者张莉也没觉察出什么异常，她往来越南无数次，这次街面上老百姓的精神状态平静如常。

　　但是越南经济学家丁文恩的精神状态却有些异常。身为越南中央经济管理研究院院长，他是越南政府的智库成员之一，长期从事宏观经济和中国改革开放研究。6月13日下午1时，满脸倦容的丁文恩走进河内老城区北部林阴大道的一处幽静院子，准备开始下午的工作。他告诉《新民周刊》记者，这些天他疲于应付中国记者，一拨又一拨的记者等着他。中国媒体对于越南的高度关注着实淹没了这位智库专家。一年前，丁文恩还坚决否认越南存在经济过热，而现在他已经改口认为越南经济形势糟糕了。

　　只有很少的越南人意识到“糟糕”，他们很少关注国家的宏观经济。尽管粮食价格的上涨对贫困人口有较大影响，但改变不了城市中产阶级的生活节奏。酒吧门口纷纷打出“EURO 2008”的欧洲杯广告。6月13日晚上11时，年轻人走进酒吧为意大利队尖叫，但是勇敢的意大利人最终没赢勇敢的罗马尼亚人。

　　烤猪肉和菜单

　　国家宏观经济对越南人微观生活的影响总归是存在的，河内大学22岁的中文专业大四女生潘莲就是通过学校食堂的菜价觉察出了其中端倪。

　　从去年底开始，她发现食堂每份卖2000越盾(1元人民币)的“烤猪肉”变少了，从原先的每份五六片肉，渐渐地只剩三四片肉。到了5月份，干脆涨价到每份4000越盾，依然只有三四片肉。同样，一份白菜也由1000越盾涨到了2000越盾。这样算起来，潘莲每天的伙食费从2万越盾涨到了3万越盾(12元人民币)。

　　潘莲每月的生活费大概在100万越盾(400元人民币)，这个开销在同学们中算中等。然而，6月底即将毕业的她很快要面临租房的问题。她说，一些在校外租房的同学已经开始面对房租上涨的压力。学校远离市中心，穷学生们租的15平方米单间，租金已由每月40万越盾涨到60万越盾(240元人民币)。

　　从菜单上也能看出变化。

　　胡志明市前南越总统府附近的“Ngon”餐厅供应地道越南菜，有上百个迷人的露天餐位，口味好，菜式丰富，消费却只能算中档，因此生意相当兴旺。晚上来这里需要候台，中午也难找到空位。记者坐定后，注意到在米黄色菜单的“Rice”(米饭)一页里，所有品种标价都覆上印有新价格的白色纸条。一份“Ngon特选炒饭”的新价格是4.2万越盾(17元人民币)，服务生说，纸条下面的价格只有3.2万越盾(13元人民币)。

　　在越南高企的通胀率成分中，粮食价格是第一推手。散装大米涨幅在50%左右，原来是每千克7000越盾，现在市价已到1万越盾(4元人民币)。袋装大米的涨幅要小，在河内一家“南都”牌大米的专卖店里，最便宜的一种是每千克1.5万越盾(6元人民币)；而在3个月之前，同样的米还只有1.4万越盾。店里最贵的“泰王米”，售价是每千克1.95万越盾(7.5元人民币)——可以看出，涨价后的越南米价，基本与上海米价持平。

　　中等收入以上者其实并不太关注米价，米价再涨，一个月也多花不了多少钱。只有低收入者才会觉得米价涨得惊心动魄。4月，越南各地有传言闹粮荒，大米全出口了，国内没米，引起了大米抢购，米商趁机将米价哄抬一倍，但恐慌的人们照样买。现在，谣言平息，米价也回归了正常的涨幅。

　　“越南是产大米的，怎么可能缺米。”家住胡志明市的蔡碧娟并未去抢购大米，她更关心92#汽油由每升1.17万越盾涨到了1.45万越盾(5.8元人民币)。

　　抢购高价米的是穷人，他们怎么个活法？

　　穷人的活法

　　潘莲的表妹越池刚丢了手机，潘莲怎么也联系不上她。才20岁的越池读完高中就进了纺织厂当女工。在河内的工厂干了一年后，她回到家乡——北部的富寿省继续做工人，每月只有约100万越盾(400元人民币)的工资。

　　越南各地最低工资标准划分了三档，最高一档是在“经济区”，包括河内、胡志明这样的大城市，最低工资为120万越盾(480元人民币)；最低的在“贫困区”，一档只有不到90万越盾(360元人民币)。工厂给工人们的工资比最低工资高不了多少。对于这么低的工资，河内人和胡志明人是不屑于做的，进厂做工的，都是农村的年轻人。

　　梅洞工业区距河内老城区东南方向6公里，是河内现有的13个工业区之一，到2020年，河内还将新建成10个工业区。位于城郊的工业区，看起来和中国城市的城郊接合部并无二致，房屋低矮，棚户不断，尘土飞扬。每天下午4点以后，工业区才开始热闹，因为工人们下班了，他们成群地涌出工厂，路边小饭店的生意也好了起来。

　　阮朴忠夫妇(化名)就是这时候走进记者视野的。精瘦精瘦的两人钻进啤酒铺子，各要了一杯生啤，一口就喝掉大半杯。灰色的制服让人一眼就能认出他们的工人身份。丈夫戴着越南传统的头盔式绿军帽，帽袢翻到帽檐上。老婆取下圆锥状的竹笠帽，露出扎在头顶的花头巾。

　　这对拥有3个孩子的夫妻才36岁，看起来却像40多岁，他们是扫马路的清洁工人。与中国由政府负责城市卫生不同，越南的马路清扫工作是承包给老板的，老板再雇工人扫地。阮朴忠夫妇是少数愿意干这种工作的河内人——阮朴忠是土生土长河内人，老婆则是已并入河内的河西省人。两个人的工资都是140万越盾(560元人民币)一个月，这还是罢工争取来的，去年他们只能拿到80万。

　　280万越盾的家庭收入养五口人压力可想而知。三个分别16岁、14岁、6岁的孩子每月学费要花掉65万越盾。以前，他们家一天的伙食费是5万越盾，现在，没有七八万过不下来。怎么算，280万都不够用，节衣缩食是唯一选择。下班后喝一杯啤酒，可能是他们一天中最好的消闲了。面对高通胀，胡志明市已连续三个月给贫困人口每人每月补助20万越盾(80元人民币)，但在河内的阮朴忠还没享受到。

　　记者为了和阮朴忠多聊会天，又为他叫了杯啤酒。一杯啤酒，价格4000越盾。

　　临了和记者告别，阮朴忠说，他喝的酒钱自己付过了，语气从容。

　　像千万个在骤然加紧的压力下生活的越南穷人一样，生活似乎从他们的脸上洗去了表情的存在，但这张没有表情的脸却给记者留下了难以泯灭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