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通胀压力的普通民众

　　面对通胀压力的普通民众

　　身为中国人，可以大模大样地进入玉诗所在的工作单位。玉诗的保税区属于特殊场所，一般非本企业的越南本国人不允许进入，里有很多家加工企业，全部是外商投资。其中两家刚刚于最近罢工，原因是因为吃得太不好了。玉诗叹了口气，她觉得这样的罢工用处不大，可是工人们的处境也确实不佳，“不罢工也咽不下这口气”。

　　在越南，经常感觉到食品的昂贵，一碗普通的牛肉米粉，价格约二三美元，而如果是正正经经的上餐馆吃饭，则要三四十美元——连我们尚且感觉如此，何况月收入几百美元的一般百姓。

　　保税区从1995年开始创办，严格按照政府法律付给工人工资，“可是因为是轻工业为主，很多工人不需要什么培训就可以上工，所以工资普遍不高”。玉诗她们刚刚给保税区的工厂做过职工的工资调查，一般的服装企业，最低月收入为100万越南盾，相当于60美元左右，而最高的是一家木制窗帘厂，因为师傅需要技术，最高的月收入为360多美元，“可不管高低，他们全部要住在工厂附近的房子里，吃工厂提供的盒饭”。

　　这些工厂工人基本来自附近省份，他们的收入不足以在胡志明市安家，而他们还要贴补老家的家用，每个月发了工资，第一件事情就是寄钱回家。“当然希望工厂免费提供的伙食能好点。”本来一般工厂的伙食费用是每人每餐0.4美元，“在通货膨胀前，工人们吃得虽然不好，但是基本能够吃饱，可是3月份大米危机一来，就吃不饱了”。

　　2008年3月，受世界粮食涨价的影响，本来盛产稻米的越南粮价也开始上涨，由每公斤大约0.8美元上涨到了二三美元，当时媒体整天报道的是粮食紧张，不少米店由警察维持秩序出售粮食，还是发生了骚乱，一般人家雇佣三轮车抢购，一买就是1000斤。玉诗自己没去抢购，因为单身在胡志明市工作，曾经买了2公斤大米，“一吃就是两个月”。而乡下的父母亲表示，家里的稻谷有的是，如果不够，可以从家里拿。

　　可是多数人并不生活得像她一样，工厂的伙食费用越来越紧张，0.4美元显然不够用，“粮食只能买不好的，本来菜里的肉很多，现在只能看见星星点点”。后来，政府规定超级市场等大的流通商必须按平价卖米给工厂区。

　　现在的工人越来越喜欢加班，按照规定，加班必须由老板提供伙食，而且加班工资是平时的1.5倍，“结果，过去加班有人罢工，可是现在，加班全是大家心甘情愿的”。

　　大米风潮在4月份很快过去，越南一年产三季稻，四五月份是粮食丰收的季节，所以，那些大量囤积粮食的人家开始后悔。

　　对于通货膨胀，玉诗这种高收入阶层的直接感受是，“这种事情到来也是正常的，前两年大家生活过得太奢侈了”。前两年，玉诗觉得自己想买什么就买得起什么，她在乡下的父母家里电器一应俱全，而且不少是日本货，“大家还不看好便宜的中国货”。而新的一年，以往的生活习惯肯定要改变，“连喝咖啡都要算计算计了”。

　　更为艰难的是普通百姓。司机梁先生虽然收入不错，可是老婆没有工作，去年生活好的时候，还能不时地携老婆、孩子出去吃饭，而今年一概缩减，“一家人做顿饭，才2美元多一点，当然在家里做饭吃是首要选择”。前些天，老婆觉得胡志明市的大米还是很贵，派他去南部运回了一些，进一步节省开支。相比之下，越南乡村的生活受的影响就小很多，我们去周围的乡下漫游，发现老百姓说得最多的并不是米和肉的涨价，而是同情他们在城里打工的兄弟姐妹，说他们“越来越吃不饱，要回家拿稻谷去换粮食”。

　　因为住在老区，可以看见很多人家晚上在街边开始吃“火炉”——一种类似于中国火锅的食品，只不过里面煮的大部分是蔬菜。在越南，青菜、水果和大米是本国最大宗的物产，也最便宜，还经常出口外国——火龙果和榴莲，每斤价格不过几元人民币。

　　一般百姓在大米危机后想方设法地开始买黄金和美元。在越南，黄金是论两销售的，一直是普通百姓保值的最佳选择。梁司机的老婆把家里的积蓄全部买了黄金，“一天一个价格，最后还买不到了”。在越南的金店里，永远弥漫着紧张的气氛，上面挂着今日金价的牌子，1两高达2000美元，下面是挎着枪的保安人员。

　　而美元是严格控制出售给普通百姓的，按照王庆波的印象，当时每天来问美元价格的越南人在他们银行外排队，“可是我们不能出售给他们”。虽然告诉他们不能出售，他们还是不肯离开，希望能有机会，“沉默地在银行外面排队”。后来是保安把他们劝走的。

　　越南央行在每年年底，会鼓励轻微的越南盾升值——“因为那是每年大量越侨寄钱回越南的日子”。2007年底，越南经济萎缩的迹象已经很明显，央行还是做出越南盾升值的策略，“这其实就有点问题了”。结果尽管央行妄图守住越南盾的价格，在股市、楼市等经济危机开始爆发后，还是只轻微调整了汇率，并且规定只能上下1%的价格，结果和市场严重脱节。

　　“当时黑市上美元供应紧张，各个店门口排队的人全是拿越南盾换美元的，一天甚至有几个价格。”其中最紧张的是大批拿美元工资的白领，拿的是美元，可是拿在外面消费，店主只肯按照国家牌照换算，要吃亏，可是拿到黑市兑换，上午和下午说不定是两个价格，还是要吃亏。玉诗说，怎么算怎么都会吃亏，后来索性每次只兑换一点用于生活必需，果然，前些天黑市价格又上涨了。玉诗说，最近都弄得很紧张，总觉得自己在不断吃亏中。

　　她说的黑市就在街头金店里，我们也去换钱，穿过几个门口持枪的保安，柜台两边分别坐着两个操作人员:外面的一个飞快接过美元辨别真伪，里面的一个负责点越南货币，然后很快地给你扔出来，感觉很不好。

　　当我们拿自己携带的美元去兑换处兑换时，才发现奇怪的事情，50美元的纸币和20美元的纸币，基础的兑换价格还要相差几个点。原来大面额美元现金因为有需要的人多，所以汇率更高，而司机也要求我们把小面额的美元换成大面额的给他。“很多越南人把积蓄换成了大面额的美元存在家里。”这在其他国家都不会碰到的事情，在越南却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

　　全球化背景下的越南经济难题

　　王庆波觉得，越南盾的汇率调整只是刚刚开始，未来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尽管这些问题不像外界风传的那么沉重，可是越南要走出经济困境，还要很长一段时间。”

　　越南GDP增长多年来紧随中国之后，一直是世界第二位，“许多人觉得这里是腾飞的沃土，大批资金进入是很正常的”。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都会有楼市和股市的升值现象。

　　可是反过来看，之后“经济衰退又是必然的”。这时候就需要国家及时出台调控政策。可是去年底，在楼市、股市双双出现问题的情况下，越南盾的汇率不降反升，“我们这些做具体金融工作的人都很奇怪，觉得国家财政政策有偏差”。

　　当时，金融市场上就出现了恐慌，想买美元，可是美元又在国家指导下贬值;想卖越南盾，又不敢，“大家都很困惑”。

　　通货膨胀使美元和越南盾的汇率出现严重扭曲，国家终于宣布越南盾贬值，可是此时的调整已经很滞后了，引发了大量外资持续撤出股票市场和楼市，“全部在市场外徘徊，不敢再进入”。

　　越南央行目前已经推出了多项政策上调贷款利率，以胡志明市为代表的南方明显地感觉到整个变化，“不少银行开始追讨贷款，紧缩盘子”。公务机关开始缩减开支的10%，每个贫困家庭每月补助12美元，在王庆波看来，这些措施要是能在短时间内见效，那么越南的经济形式就能好转。“只要不出现普通百姓的吃饭问题，就不会有大的波动。”

　　权柱寿也觉得，吃饭问题要是能解决，越南的社会就会安全，可是，越南经济还没有见底。他个人觉得，股市的380多点还会跌，“大概要350点才会停”。“当年韩国经济危机，我们的货币就贬值了25%左右。”

　　在他看来，当时韩国的经济危机是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出面才收拾了难题，可是越南目前尚没有任何组织出面来收拾残局，单独靠越南政府目前出台的政策，“效果很小”。

　　他和王庆波有共同的观点，表面上以股市、楼市下跌和通货膨胀面貌出现的经济困境，其实质是越南尚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而又不可避免地加入到全球化行列的必然结果。

　　玉诗所在的保税区算是越南最先进的工业园区，结算全部用美元，可是玉诗却知道，“就算是我们这样的工业区，也全部是轻工业，制鞋、制衣，没有任何重工业”。

　　权柱寿的韩国客户在越南投资，也集中在轻工业领域，近年来开始有工程、钢铁加工业的出现。这些不完备的轻工业生产体系，说明越南尚处于早期工业化阶段——这样的阶段，最容易出现大规模贸易逆差的问题。

　　“在越南开设一家工厂，可能除了劳动力是本国的，所有的厂房、原材料、流水线都是国外的。”这个资源缺乏的国家因此必须大量从国外进口各种产品，也因此，贸易逆差在去年达到了144亿美元。而且，随着国际原材料市场的普遍价格上升，越南的这些加工企业开始进入困难境地。玉诗所在的保税区的工厂因为是美元结算，所以面临的压力较小，而其他一些工业园区的工厂面对油价上涨和银行贷款利率的提高，已经有几家开始关门休息了。

　　不仅是资源进口，在资金上，越南的多数工厂也依靠境外投资。而境外资金来意多样，不仅仅看中越南的工厂，也看中越南的资本市场，一旦经济衰退，资本市场的境外资金最先撤离。

　　“在街头还是别打手机。”赵红松警告我们。这是他的经验之谈，他的同事最近被抢了几次手机。他所属的中石化在越南有大笔业务，越南以往的进口石油很多依靠他们，他最清楚越南薄弱的工业基础。可是最近由于国内的石油供应紧张，从中国出口越南的石油大量减少，这从另一个侧面证明，脆弱的越南市场很容易受国际市场上风吹草动的影响。

　　王庆波和权柱寿都觉得，越南的经济困境并不是最近形成的，只有这样的工业基础，却又过快过早地卷入了全球化浪潮，“在全球性的经济衰退中，凭什么它能够独善其身？”

　　正好是雨季，胡志明市每天下午要下一场磅礴大雨。那雨下得几乎能吹倒身边的树，可我还是在一家学校门口，看见排队的家长在风雨中艰难地前行，原来他们是在排队购买限价供应的教科书。“教科书涨价问题，医院涨价问题，将是越南政府近期要解决的问题。”政府总理阮近勇，在电视里这样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