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以色列国际反恐政策研究所所长博阿兹-盖诺

　　“要意识到恐怖主义不仅威胁到奥运设施和相关人员，也可能发生在中国主要城市的其他人群密集地点，以及奥运期间进出中国的航班。恐怖分子的袭击目的是引起外界对他们的关注、分散人们的注意力。奥运期间大众传媒的高度集中对恐怖分子很有吸引力。他们知道，在整个奥运期间，只要中国任何地方发生袭击，所有记者都会赶去报道。”

　　文/ 洪立

　　世界上大概没有哪个国家，像以色列那样常年生活在恐怖袭击的阴影下。如果说有两大洋天然屏障可以倚仗的美国人，在“9?11”之后才切身感受到恐怖威胁，那么从建国第一天起便在敌对环境中夹缝求生的以色列，对此早就习以为常。特殊的生存处境迫使以色列人不断探索反恐策略和技术，是这一领域的世界领先者。博阿兹-盖诺博士是全球反恐界的知名人物：以色列国际反恐政策研究所的创办人兼所长(该所系非政府机构，成立于1996 年)，以国防军统帅部的恐怖主义与反恐课程讲师，以色列国土安全技术全国委员会委员，纽约警察局国际顾问团成员，曾任以色列政府反恐顾问。他写过《反恐难题》和《现代及后现代恐怖主义》两部专著和众多相关文章。近日，他在以色列接受了《外滩画报》邮件采访。

　　B=《外滩画报》G=Boaz Ganor

　　反恐与北京奥运

　　B：在慕尼黑奥运会期间，有11名以色列运动员和教练遭到巴勒斯坦“黑九月”恐怖组织的绑架杀害。从这起惨案中，以色列汲取了什么教训？

　　G：首先的一点是，参加奥运会的以色列代表团被巴勒斯坦恐怖分子视为有价值的目标。由此事件得出的现实结论是，有必要进行持续的国际合作，以争取发现恐怖分子的意图和密谋，并在它们实施之前加以防止。这应当是主办国和相关安全机构的共同任务。

　　第二个教训是，代表团住宿处的安保措施很重要，尤其应关注那些拥有官方通行证、可进入运动员村的奥运管理人员是否可靠。

　　B：现在以色列如何保障出访运动员和其他代表团的安全？

　　G：对以色列代表团的保护是东道国的责任。因此以色列在多数情况下不负责提供基本保护，而是与当地政府协调安保事宜。

　　B：以色列如何保障它主办的国际活动的安全？假定哪一天特拉维夫申办奥运会成功，你们会怎么做？

　　G：以色列始终处在内外部恐怖主义的威胁下。有鉴于此，以色列安全机构一直在积极主动地防范恐怖袭击。因此，保障国际活动和体育赛事的安全，未必与我们平时采取的安全努力有什么不同。以色列主要依靠情报的收集，以获取潜在袭击的信息，并在事先发出警告，同时采取先发制人措施—在袭击发生前将其挫败。在挫败恐怖袭击的链条中，安全防范措施只是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环节。

　　B：以色列是否在这方面为北京奥运提供协助？

　　G：以色列和斯里兰卡是世界上最受恐怖主义之害的国家。以色列积累了很多经验—不仅在预防上，也包括事发后的危机管理，以及如何从自杀攻击中迅速恢复。这些都是中方可以借鉴的—如何预防袭击，袭击发生后如何有效康复，以免整个奥运会被打断。迅速恢复、继续生活相当重要，这样才不会让恐怖分子干扰整个奥运会。

　　B：对北京奥运采取的安保措施，你如何评价？

　　G：最大的威胁来自全球“圣战”恐怖分子的袭击，它可能由基地组织或其他代理组织派遣的一个外来恐怖分子小组实施，也可能来自国内—由新疆的极端主义分子发动。中国地处全球“圣战”恐怖分子活跃的“不良邻里”—阿富汗、巴基斯坦、菲律宾、印尼等等，中国也是一个幅员广阔的巨大国家，恐怖分子小组要渗透进去发动攻击不会太难。我认为，首先，中国的安全当局已经意识到这些威胁—这就是解决问题的一半。其次，他们也拥有相关的能力、训练水平和所需的建议。不过，在反恐上，为保护一个社会免受恐怖主义之害，你永远也不应满足于已经达到的安全水平。

　　你们还应牢记一点，恐怖分子一直在监视着你们的防范能力，始终在寻找你们的安全机关和社会的软肋，企图通过选择最让人预料不到的地点、目标和方式，来达到出其不意的袭击效果。

　　预防措施与人质事件应对

　　B：有人抱怨安保措施太严厉会对生活造成不便，使人们感到紧张。如何判断安保措施是否过度？有句话说，如果我们都生活在恐惧之中，恐怖分子就赢了。

　　G：挫败恐怖袭击的关键因素，是准确、及时地掌握恐怖分子的意图。一个现代社会存在着不可胜数的潜在目标，你无法对它们都给予充分的安保关注。因此，在安保措施上必须有所侧重，这就需要有关于恐怖分子的计划、手段和威胁性质的信息，这些都来自情报收集。

　　如果你没有情报能力，那就只能将安保措施尽可能广地铺开，以覆盖所有的潜在威胁。因此，要找到安保措施过于广泛和适当程度之间的平衡点，关键因素是使用情报作为衡量的工具。你在情报收集上投入越多，在安保措施上节省的资源就越多。判断安保措施是否过度的工具就是情报。

　　B：以色列如何在打击恐怖主义的同时，保障人权和正当法律程序？

　　G：反恐的效率与人权及民主价值之间确实存在矛盾，找到两者间的平衡是一个挑战。政府和安全机关显然会试图征用尽可能多的资源，以履行其保护国民的义务。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可能发现，自己影响或侵害了人权和民主价值。要找到两个极端之间的“黄金桥梁”，最好的办法是将划定这条红线的责任委托给一个外部、独立的部门。在以色列，这个第三方是最高法院。它负责决定是否给予政府它想要的特权，裁定他们是否越过了界限，对人权价值构成了太大威胁。

　　B：在电影和电视剧中(例如《反恐24 小时》)，反恐人员有时为了保护无辜者生命，不得不对恐怖嫌疑人进行酷刑。这样做可以允许吗？

　　G：问题在于你如何定义“酷刑”这个词。在我看来，只要会危及嫌疑人的生命及其身体健康等等，酷刑无疑是应当禁止的。

　　极端的案例是那种定时炸弹就要爆炸的场合，此时嫌疑人可能掌握如何挫败即将发生的大规模恐怖袭击的具体信息，而要获得必需的情报又别无选择，那么我认为在一些限度内，适度的武力(moderate force)或许可以被视为一种选项。其限度应由法律来定义，并由法庭或其代表监督执行。它们只应在非常极端的具体案件中被允许使用。

　　B：一旦发生人质遭绑架事件，政府是否应与绑架者谈判，甚至支付赎金或通过释放囚犯来换回人质？

　　G：以色列的政策是，如果存在结束人质事件的军事选项，它总是应处于优先地位，即使营救者的生命可能要冒高风险。但如果不存在军事选项，则应当考虑谈判和赎金支付。我建议其他国家也采取这种政策。

　　B：谈到人质营救，我能想到的最成功行动有三个：一个是1976 年7月3日晚，以色列特种部队远程奔袭乌干达恩德培机场，不到30 分钟内击毙全部7 个劫机者、45 名乌军士兵，并摧毁地面上约11架米格-17 战斗机，法航航班的105 名被扣人质除3 人死亡外全部获救，以军1死5 伤。

　　第二起是1997 年4 月22 日下午，秘鲁特种兵通过挖地道内外夹击，突入日本驻利马大使馆，救出被左翼游击队劫持4 个月的72 名出席天皇诞辰招待会的人质，特种兵和人质分别有2 人和1 人丧生，14 名绑架者全部被打死。

　　最后一起是今年7月2日哥伦比亚军方通过蒙骗FARC 反叛武装，一弹未发、无人伤亡地救出15 名人质，并抓获了一名看守。你认为这三次营救行动中哪一个最成功，或者说结局最理想？

　　G：我认为，要断言这些营救行动中的哪一个更成功是不可能的—它们都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功。各种以人质作屏障的事件自然各不相同，它取决于恐怖组织的性质、劫持人质小组的特点、劫持的地点、人质的身体状况，以及很多其他因素，这些在策划营救行动时都必须加以考虑。这三个例子代表着不同情况，每一个都应被视为成功营救行动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