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奥］斯蒂芬·茨威格：：译者汀兰

　　斯蒂芬·茨威格是20世纪上半叶最负盛名的文学家之一。他以“诗人”身份进入文学殿堂，以“小说家”闻名全球 ，又以“卓越传记作家”载入史册。同时，他还是一位具有全球视野的思想家，终生梦想成为一名世界公民。

　　作为茨威格生前最后一部作品，《昨日的世界》详尽地记述了法西斯分子攫取权力的前后经过。亲眼目睹奥地利逐步 沦为纳粹德国的附庸，热爱自由的作者毅然告别了自己的祖国，和千万犹太人同胞一样走上了流亡海外的不归之路。

　　1.我们都将成为希特勒的牺牲品

　　决定时代命运的大行动刚刚开始时，往往是历史本身阻挡了同时代人的目光。因此，我不得不坦白承认自己记不起第 一次听到阿道夫·希特勒的名字是什么时候，只记得有一天，一个熟人顺路过来时抱怨慕尼黑又不安宁了，一个叫希特勒的投 机者正四处煽风点火，纠集人马搅乱社会秩序并大打出手。这个家伙当时并没引起我的注意——在那个混乱的年代，有多少暴 乱者的名字在德国出现随即又消失？他们只是化作一股恶臭，把德国尚未愈合的伤口里的腐烂暴露得一清二楚而已。

　　虽然也有少数作家花费精力去看希特勒的书，但他们只会嘲讽他的散文枯燥无味、华而不实，而不去研究对方的阴谋 。现在看来，德国人之所以低估希特勒，并对他的为人和膨胀的权势不屑一顾，主要是因为德国不仅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国家， 而且在这种等级观念中还有人们对“学历”近乎盲目的崇拜。知识界怎么也想不明白，一个连中学也没念完，更不用说上大学 的人，竟然也能坐上俾斯麦曾经坐过的位子。即便到了1933年，当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时，许多人，连同把他推上那个位 子的人，还只认为他不过是一个临时的扮演者，纳粹的当权不过是一段暂时的插曲而已。

　　直到这个时候，希特勒的狰狞本质仍然被很巧妙地掩饰着。多少年来，他向各方面俯首贴耳，争取到了各个政党很重 要的人物，这些人都以为可以利用这个“无名小卒”的神秘力量达到自己的目的。结果，几乎所有人都把这个对各个阶层、各 个党派许下过诺言的骗子当作自己的朋友。就连犹太人也不觉得有多么不安，他们自欺欺人地认为，一个反犹太人的煽动者当 上总理后自然会抛弃这种野蛮行径。再说，在这个法律已经十分稳固，每个公民都享有神圣的、宪法赋予的自由的国家里，区 区一介小丑怎么可能胡作非为呢？

　　然而，国会纵火案紧接着便发生了，国会消失了，希特勒放出了他的爪牙，法律与公正瞬间化为乌有。当人们听说了 和平时代的集中营、兵营里的秘密审讯室、无辜的人未经任何法律和正规手续就被处死后，无不胆战心惊。在那些天里，我已 经看到第一批逃难者。他们在晚上爬过山头，游过边境河寻找安全地带。所有的人都面黄肌瘦，衣衫褴褛，惶惶不安。但即便 此时，我仍察觉不出这些逃难者的苍白脸色将是我未来命运的写照；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大家都将成为那个暴徒的牺牲品。

　　2.我的歌剧被破例准许上演

　　当希特勒上台时，我与德国著名音乐家理查德·施特劳斯合作编写的歌剧《沉默的女人》已接近完成。可几个星期后 ，便有命令宣布严禁在德国演出“非雅利安人”的作品，这部歌剧的命运也就完了。我理所当然地认为施特劳斯会放弃与我的 进一步合作而另找他人。事实却截然相反，他一封接一封地写信问我的进展，并表示不想中止我们的合作。我也不得不承认， 他对我自始自终恪守着朋友的忠诚。但不容质疑的是，他同时也走着与我背道而驰的路：接近权势，经常与希特勒、戈林、戈 培尔会面，最后竟然接受了纳粹国家音乐局总监的任命。

　　施特劳斯对纳粹的妥协让我极为尴尬。因为这很容易让人以为我暗地里也参与了此事，或者说在联合抵制纳粹的行动 中，同意了这次不光彩的例外。我的朋友从各方面指责我，反对那部剧在纳粹德国公开上演。但是，我讨厌那些招人怜悯的姿 态，也不想给像他这样一位天才设置难题。毕竟，施特劳斯是在世的最伟大的音乐家，并且在这部作品上已经花了3年的时间 ，其间，他表现给我的是最友好的情感、正直，还有勇气。因此，我想我的做法应该是保持缄默并等待，把包袱甩给纳粹的当 权者来应付。

　　于是，这件事情的决定权最终被送到了德国的主人阿道夫·希特勒手里。尽管在此之前，我的作品就在纳粹分子中间 广为流传，但我还从未料想到，自己能有幸烦劳希特勒本人亲自研究我那部三幕抒情歌剧。后来，我从各种渠道得来的消息中 听到，柏林为此举行了一连串没完没了的会议。最终，理查德·施特劳斯被召到那位至高无上的掌权者面前，并被告知《沉默 的女人》被破例允许上演——虽然它有悖新德意志帝国的所有法律。

　　这样，被当局禁止的斯蒂芬·茨威格的名字又一次出现在了海报上。当然，我没有像往常那样在演出现场出现，因为 我知道观众席中大多是穿着纳粹制服的人，并且传闻希特勒也将出席其中的一场。首演大获成功，音乐评论家中百分之九十的 人十分高兴地利用了这次机会，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通过最友好的言词评论我的歌剧，来表达他们内心深处对种族主义的反抗 。不到一星期的工夫，柏林、汉堡、法兰克福、慕尼黑，德国所有剧院都公布了这部歌剧上演的时间表。

　　3.暴风雨终于在维也纳爆发

　　到了1934年初，最迟钝的人也可以看出奥地利的局势已变得多么糟糕。从英国充满宁静、安详的气氛中回到弥漫 着狂热、战斗气息的奥地利，就像从一间开着空调的房间走到热烘烘的大街上一样。就在2月份的最初几天里，暴风雨终于爆 发了。亲德国的民团袭击了位于林茨的工会驻地，为的是抢走据说藏在那里的军火。工人们的反应是集体罢工，政府则下令用 武力镇压这次被迫的革命。激烈的巷战进行了三天三夜，那是在西班牙内战前，欧洲最后一次民主与法西斯的较量。

　　当时我正在维也纳。不过，如果我想成为诚实的见证人，就不得不承认一个看起来荒谬的事实：自己并没有亲眼目睹 那次战斗。记得当天晚上，我和一位歌剧院的芭蕾舞女指导约好在环城大道的咖啡馆见面。正当我漫不经心穿过马路时，突然 有几个穿着旧军服的人端着枪问我去哪里，我回答说去咖啡馆，他们才一声不响地放我过去。我既不知道这些士兵为何突然出 现在街上，也不清楚他们要干什么。而实际上，在郊区，激战已进行了好几个小时，只是城内没人知道而已。

　　这便是我对那次冲突的惟一印象。第二天的报纸对此事的报道也相当含糊——其实，战事在那天还处于白热化程度， 政府决定用机枪扫射工人住宅后再用大炮轰炸。然而在市中心，生活却同平常一样井然有序。人们傻乎乎地相信了官方的公报 ，我去国家图书馆查阅资料时，看到学生们像平常一样看书学习，商店的门仍然开着，没有人感觉到不安。直到第三天，一切 都结束了，人们才零零星星地知道了一点真相。第四天，铁路恢复了通车，当天我就回到了萨尔茨堡的家。在那里，我碰见几 个熟人，他们急切地问我维也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作为见证人的我不得不老老实实地回答：“别问我，最好买张报纸自己去 看。”

　　4.我迈出了脱离祖国的第一步

　　我从维也纳回到萨尔茨堡是在当天下午，一到家便看到桌子上堆满了校样稿和信件，一直工作到深夜才把这些拖欠的 事情干完。第二天清晨，我还在床上时便听到楼下有人敲门，家里那忠厚的老仆人随即忧心忡忡地告诉我得下去一趟，说是来 了几个陌生人，想问我话。我有点纳闷，穿上一件晨服后便走下楼去。只见门口站着4个穿便服的警察，他们说奉命来搜查这 栋房子，并要我立即交出“共和主义保卫同盟”藏在这里的武器。

　　刚开始时我惊愕得说不出话来。有武器藏在我家里？这太荒谬了。我从未参与过任何党派，也从不过问政治，而且已 有好几个月不在萨尔茨堡了——再说，把一个军火库建在城外山上我的家里，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可笑的事情吗？所以我只是冷 冰冰地回答：“好吧，请便。”这几个人便穿过房间，打开几个箱子，敲了敲几处墙壁。但是从他们无精打采的神态中我马上 明白了，这样的搜查不过是形式而已，他们自己也不相信会有武器藏在这里。半小时后，这伙人宣布搜查完毕，然后就消失了 。

　　这个看似并不重要的插曲，却让我实实在在地感觉到奥地利的局势多么岌岌可危，从德国来的压力多么强大。从那次 警察来访后，我便不那么牵挂我的家了，因为某种直觉告诉我，这仅仅是更大规模侵犯人权的小小前奏。就在当天晚上，我把 最重要的文件整理打包，决定从此长期移居国外。我没有把我的打算告诉任何朋友或熟人，两天后便返回了伦敦。我到那儿的 第一件事就是通知萨尔茨堡当局，我已打算放弃我名下的住宅和财产。这就是我永远脱离祖国的第一步。到了这个时候，我已 经意识到奥地利的沦陷只是时间问题，但还无法想像自己将因此失去多少宝贵的东西。

　　(：：节选自《昨日的世界：茨威格自传》，团结出版社2005年2月第一版，连载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