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法国对非洲法语国家(包括法国和比利时前殖民地)采取了许多特殊政策，以维系其影响力：政治上，积极扶植各国政府，协调其国际、国内矛盾，充当其保护者和代言人；经济上，不惜工本组织诸如非洲法郎(FCFA)和非洲航空公司(AF)等，以确保非洲法语区经济稳定、互补及其和法国本国经济、金融的紧密联系；军事上，为各国提供军援和军事保护，帮助其平息内战外患，维护区内和平；文化上，以使馆文化处和无处不在的法语广播、法语国际学校为据点，积极扩张法语影响力，试图以法语和法语文化为纽带，确保法国在非洲的主导地位深入人心。

　　作为“非洲宪兵”，1970～1980 年代，法国或单独或与小兄弟比利时联手，相继出兵平息了扎伊尔、乍得等多处战火。应该说，法国的非洲老大地位是用其在政治、军事、文化上的苦心经营和大力投入来树立和确保的。对非洲各国而言，仰人鼻息固不好受，但既然法国人能保证他们货币稳定、政权无恙、诸事省心，这样的老大认一个也似乎利多弊少。

　　但这个老大是用命和钱堆出来的，一旦二者不能保证，老大的宝座也会岌岌可危。进入 1990 年代以来，法国对向非洲大量投入感到力不从心，其作为非洲老大的两大法宝：非洲法郎和非航，前者两度贬值，威信大损；后者入不敷出，最终倒闭。

　　更严重的是，以往无处不在的非洲宪兵如今却对乍得、民主刚果的流血置若罔闻，对科特迪瓦内战束手无策。

　　在前不久的乍得事件中，法国驻军一度表现慌张暧昧，甚至劝说乍得总统流亡；在毛里塔尼亚发生的法国本国人被劫持事件中，近在咫尺的法国驻军竟迟迟不动。这些都让卢旺达这样的非洲国家看在眼里：既然法国老大不作为，既然如今非洲已不是法国一家独大，那么非洲人也犯不着再对法国毕恭毕敬。

　　更有甚者，自萨科奇上台以来，法国反过来压迫非洲各国对法国“尽义务”，相继提出诸如“对等开放市场”、“忘记旧怨向前看”等主张，希望非洲各国分担法国的经济负担，帮助解决法国非法移民等社会问题，却又想相应减少对非洲的投入。这等于告诉非洲人，法国宪兵既不想继续在非洲巡逻放哨，又打算占着宪兵的编制，享受宪兵的福利待遇。卢旺达一而再、再而三的激烈回击不啻告诉法国人：这招过去也许好使，但以后恐怕行不通了。

　　2006年底的法卢断交事件中，此前法国法官的傲慢轻率，和事发后法国外交部的惊惶失措，让人不由感叹法兰西宪兵风光不再；此次卢旺达对法国的指控，法国外交部的回应吞吞吐吐，闪烁其辞，同样大失“宪兵”和“老大”的风范。

　　“上谋察于青萍之末，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本已对法国老大一肚皮怨气的其它非洲国家不可能看不到这一幕。卢旺达是个小国，反应再激烈，能量也有限，但其意义却绝不可低估，因为这是“法国非洲”体系形成至今，从政治、军事、文化全方位撼动法国-法语统治地位的前所未有的大胆举措。这可能标志着法国在非洲影响力的下降，已由过去的量变缓慢积累到质变的临界点；可能预示着多灾多难的非洲，又即将面临一轮大国政治势力的再平衡、再分配、再洗牌。

　　更有意义的是，一向习惯于用“人权”、“人道主义”名义把别人送上法庭的法国，此次却被人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这恐怕将预示着世界秩序一次重大改变的开始。也许再过几年、几十年，人们回过头来，才能判定此次卢旺达事件，究竟有多么重大的历史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