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震海

　　面对格俄局势以及俄美局势的严重恶化，上合组织到底采取什么立场？究竟是采取一边倒亲俄罗斯的立场，还是站在 一个相对超然、中立的立场？显然，就目前错综复杂国际格局而言，上合组织若采取前一立场，则必然会严重破坏其与美国和 西方的关系，从而使得以上合组织为一方，北约为另一方的态势正式浮现，许多人所担心的新冷战也就将拉开序幕；但若采取 后一立场，则必然会令上合组织的另一个主角俄罗斯感到严重不快，未来上合组织的内部分裂或分化是否也将拉开序幕？这同 样也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政治改革进度缓慢

　　-吴敬琏

　　市场经济制度的有效运转，必须有其他制度的支撑。如果没有合乎宪政原则的法律和独立公正的司法，合同的执行是 得不到保障的。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活动的参与人为了保障自己财产的安全，就只有去“结交官府”。于是，就出现了寻租的 新动力。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口号，十六大又 重申了这样的主张，而且还提出建设民主政治和提升政治文明的问题。但是，十年来进度十分缓慢。

　　良法需要绝大多数人自愿服从

　　-张千帆

　　一部良好的法律本身就需要兼顾相互对立的不同利益，即便要求某一方做出牺牲也必须事先征求其同意，而不能由立 法者单方面强加义务，否则必将引起义务承担者的抵制，而他们的自愿服从恰恰是法律实施的关键——实施《劳动合同法》的 障碍显然不是得到权利的劳工，而是承担义务的老板。在民主与法治国家，立法程序必须由代表不同立场的利益集团充分参与 。如果一部法律用意良好却实施不了，乃至实施难成为一种普遍现象，那么就不能不从制度上寻找问题的根源。

　　台港政治迁变

　　-陈子帛

　　香港的政治选举是在法律制度相对健全的条件之下进行的，提供了有别于台湾模式的另一种选择

　　两岸三地以及华人社会都在高度关注陈水扁家族涉嫌海外洗钱事件。诸多种种，在大陆和香港，都被赋以负面的意义 。这样历史画面的重复和定格，正在向世人证明，在告别军事威权体制、在政治民主化中先行一步，并扮演某种标杆角色的台 湾，在进入第二次政党轮替的历史拐点中，仍无法避免“阿尔及利亚化”规律。这在宏观的角度上，再度印证了“陈水扁现象 ”的必然。

　　或许可以说，在国民党长期存在的党国体制躯体内萌发和衍生的本土政治反对运动，很难在较短时期内彻底清除旧体 制的遗迹。这样一个党国体制，即使透过“不流血的革命”，以选举投票的形式，让一个不成熟的政治势力匆忙取代原来的执 政力量，并在庞大的行政体系消极怠工、“朝小野大”格局及在野党强力杯葛之下，新体制的重构不仅难以起步，堪称几近付 诸阙如。

　　中外学者对中国近现代史特殊的“庇护—分赃”互动模式，以及国民党执政期间错综复杂的政商关系早有精辟的分析 。“庇护—分赃”模式在李登辉主政后期愈演愈烈，“黑金政治”更是促成政党轮替的关键因素之一。在旧体制躯壳里组建的 新生政权和主政者，迅速适应了旧体制长期存在的负面基因，甚或有过之无不及。国民党尽管失去政权，却仍然维持着党营事 业，为国民党的卷土重来不断输血。而陈水扁主导之下的民进党，最终只能回归“庇护—分赃”的利益换取模式，这也就使政 商关系盘根错节延续下来。加上陈水扁的贪财、惧内、不敢负责等人格缺陷，遂使集体性贪渎事件屡见不鲜。陈水扁家族涉嫌 贪渎和海外洗钱，只是其中一个最典型案例而已。在红衫军发起反贪倒扁运动时，他和民进党的政治命运已明朗化。

　　两岸三地在进入2008年之后，不约而同地站在社会变迁的十字路口。

　　已经回归十一年的香港，再次迎来了立法会选举。在“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特定的政治条件下，无论是殖民地时代， 还是所谓“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当下，香港在政治民主化进程中一直缺乏率先发言的能力和勇气，“鸟笼政治”一直是人 们对香港民主化进程的揶揄和调侃。

　　在论及华人社会政治民主化问题上，来自台湾的观察家多半不会掩饰居高临下的优越感，而香港在模仿和学习台湾选 举文化的动员模式，也有诸多“表层”进步。时至今日，似乎没有人会对香港民主化前景抱有乐观的期待和展望。但人们也注 意到，和台湾不同的是，香港的政治选举是在法律制度相对健全的条件之下进行的，无休止的选举文宣费用，明目张胆的买票 ，形形色色的贿选，巧立名目的利益输送，甚至于桩脚文化等，很难在香港得以大面积生存和蔓延。类似陈水扁家族式的贪渎 ，民进党集体性的腐败，或者接近黑社会生存发展模式的“庇护—分赃”，几乎难以在香港寻觅到滋生的土壤和生存的空间。

　　随之而来的思考是，尽管进展缓慢，民主化步伐仍然蹒跚行进，但“香港模式”在陈水扁家族涉嫌贪渎和海外洗钱不 断被披露之后，似乎也给人们提供了一种法治框架之下循序渐进推行民主，有别于台湾模式的另一个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