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周刊》：布什政府一直持经济放任主义，但面对目前的危机，它也采取了大萧条以来最庞大的救市措施。你怎么评价布什政府干预市场的行为？另外有批评说，这种救市会埋下道德风险隐患，你对此怎么看？

　　陈志武：国内一些媒体认为：美国次贷危机标志着美国式金融资本主义的终结，或者认为美国自由市场经济理念已经结束了。但是我觉得，这有点言过其实了，不管是美国或其他国家，即使是最主张自由市场经济的人，也不会认为今天能像100年、200年前那样没有政府影子的自由市场经济——没有人那么绝对了。国家必须承担维护产权和契约权益的责任，必须建立和维护市场所需要的制度架构，此外，当意外市场事件威胁到太多公众利益时，政府有责任出面保护公众利益。

　　现在不管是一国之内，还是跨越国界，各地区市场都已被整合到一起，特别是随着全球化的深化，金融市场已不是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分割市场，而是真正国际化了的市场。这个时候，如果一个市场因信息过多的不对称而引发信心危机、并全面崩盘的话，它将对整个世界经济和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而且涉及太多的公众利益。当然，如果政府干预救市，会带来很大的道德风险，这也是很大的代价。

　　但相比之下，不救市对美国和全球经济与社会的冲击更大。所以，两害相权取其轻。也就是说，在传统社会以村落、以局部地区为核心的市场中，由于各地市场相互影响小，一个地方的市场出了问题，即使没有政府干预市场，后果再严重也危害不到全社会。但现在不同了。

　　但这不是说，政府就可以为所欲为或大刀阔斧地干预市场了，而是应当尽可能地不绑架市场的正常运作。比如，此前美国政府救“两房”公司时，不是给它们直接提供资金，因为那样会让两个公司的股东受益，而是为其发行的债权提供担保，并且有权因此得到两公司80%左右的股权，这样既稳定了金融市场，又让两公司的股东付出损失，得到教训，让道德风险降到尽可能小。救友邦保险公司(AIG)的思路和方式也基本如此：保市场，但不保责任人。

　　不过，接下来的救市措施可能严重过头了。也许，再过一两个月后回头看，我们会发现，美国国会和联邦政府目前采取的7000亿美元救市计划，可能严重过头了。用这些老百姓的钱买下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帮助当初就不该超出自己支付能力而借债买大房子的家庭，这中间的道德风险太多，会帮了那些不负责任的金融公司股东，让那些应受到市场惩罚的投资者免于受损。这样的做法，如何让我们今后办公司、做投资时要谨慎尽责呢？如何让我们在借债消费时要量自己的“财力”而行呢？这必然会加剧美国社会不负责任的贷款问题。

　　之所以这样做，可能也跟正在进行的选举政治有关。为帮助麦凯恩不至于在总统选举中被打败，也为了共和党在国会选举中不至于太被动，布什政府在短短几天内，不惜违背自己坚持的市场经济原则，采取大规模救市措施。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的共和党似乎比民主党更愿意去无条件救市了。

　　市场动荡正好是投资良机

　　《新民周刊》：现在美国急需外来投资，鉴于形势紧急，在外资问题上的政治操弄也相对降低，你认为是否现在是中国资金入美的良机？在具体投资上有哪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陈志武：从原则上讲，确实是这样的。

　　最近两个星期，整个美国股市大跌，几乎所有行业的股票都跌得很惨。这种情况下，有能力投资美国的中国公司，可以重点挑选他们本就打算要收购或参股的公司，这应该是很好的机会。

　　而且，正像你所说的，现在面临的美国政治阻力和风险，相对较小。

　　但是我也要说，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也要谨慎，以前总是由外国公司来找中国企业，然后中国企业在很短时间内反应性地做出决策。这种情况要尽可能避免，因为为什么对方要找上门来呢？如果那个机会真的那么好，其他国家、其他公司为什么不抢走呢？如果真的有好机会，送上门来的机会是否就是最好的？

　　我觉得中国的一些部门，一些国有大公司或商业银行，它们首先应制定出一套战略规划，不要总是等别人找你的时候，才去决定是否要买这个公司。

　　比如，国家开发银行或许就制定了一个长远的海外并购规划，确定在哪些行业要增加持股比重。然后，等到像这次股市大跌时，执行规划的机会到来了，那就可以根据规划采取行动，这样不是别人来找我们，而是我们去主动挑选。另外，中国投资公司，在这个时候也可以通过外包的形式，将资金分别委托给股权基金管理公司、避险基金管理公司等投资基金，由他们抓住机会进行多元化投资。

　　很多人会说，在次贷危机还在继续的情况下，增加投资是不是很糟糕的时机？我认为，经济风险总会有的，但市场动荡中正好存在机会，因为等到市场风平浪静了之后，资产的价格也早就上去了。国开行、中投的规模很大，在其他时候，如果要大规模增加持股，会把资本市场价格推高，也会增加一定的政治风险。

　　《新民周刊》：相对于主权财富基金投资，中国对外投资更多集中在美国政府债券和机构债权，尽管美国政府的救市行为很大程度上规避了中国投资的风险，但考虑到仍可能存在的风险，中国在外汇投资问题上该采取怎么样的对策？

　　陈志武：过去，中国外汇储备主要通过外汇管理部门进行投资，并主要投资于固定收益类的美国政府公债或机构债权。具体来讲，其中6000亿美元外汇投于美国政府公债，约有4000亿-5000亿美元购买了两房等企业债券。之所以如此集中投资，是因为中国外汇管理都集中在外汇管理部门，而不是相对分散在多个部门或银行、企业和社会家庭中。

　　这种由国家独当一面承担外汇风险的局面应当改变，因为过度集中就带来了过度风险。如果能有更多的商业银行、企业、家庭持有更多外汇，并到境外投资，他们可以在相关产业进行一些投资，这样国家的风险就会降低。

　　从更长远来讲，如果中国外汇储备继续快速增加，这将是非常不健康的。这一点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我们已经具体地看到。降低外汇储备的最好办法，就是中国经济转型，由出口驱动型转变为内需消费驱动型。与其大家指责外汇管理局等机构投资组合没做好、投资收益不高(因为他们的工作很难做)，还不如先从问题的根源下手，即降低不断膨胀的外汇储备。在中国目前的增长模式下，外汇储备自然会急剧增加，而一旦外部金融市场、经济环境收紧，中国外汇储备也就很难不出现缩水。

　　美国金融市场已走出最低谷

　　《新民周刊》：目前的危机还处于发展过程中，你认为危机还会怎样进一步发展，并对美国实体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美国经济是否最终会陷入深度衰退？

　　陈志武：有一点是肯定的，这次金融危机，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讲，都是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目前五大投行中，只剩下高盛和摩根士坦利两家，而这两家也都变身成了商业银行，华尔街的动荡应该已经到最低谷了。考虑到美国政府现在出台的大规模救市措施，我认为，金融市场的最低谷阶段已经过去。

　　但这次金融危机带来的实体经济影响，还远没有结束。金融危机对美国实体经济和社会的冲击，将在未来一两年来内逐渐显现出来。

　　金融危机转换成经济危机、社会危机，首先会表现在美国消费资金供应不足上。道理很简单，中国、日本等国的央行、商业银行、投资机构现在都面临很大的压力，因为它们此前对美债券或股份投资上出现了亏损；那么未来一段时间，这些机构赴美投资的意愿不会很强，为美国消费埋单的积极性也不会很高。而从金融危机中存活下来的美国金融机构，未来一两年的放贷积极性也会降低，回避风险是必然的，这样，美国经济、美国家庭的信贷资金供应量会大大下降。

　　同时，由于收入、就业的不确定性增加，美国家庭消费意愿也会降低。美国经济是消费驱动型的，消费不足，对经济将是重大打击。可以说，金融危机对美国消费的冲击才刚刚开始。

　　就以我为例，最近这一两个星期，我发现自己花钱消费明显变得谨慎起来。能够少花的尽量少花。比如吃饭，几十美元的餐费，原来都无所谓，由于手续太过麻烦而不愿去报销。但现在，我就可能担心我的收入不会像以前那么高，这种增加的敏感度使我在合乎报销原则的情况下，会尽量拿去报销。另外，我还曾想换个更大的房子，但我太太说，现在就算了吧。因此这个计划就被搁置起来。

　　这次美国经济要走出衰退，所花时间可能也是大萧条以来最长的。上世纪80年代的存贷款危机，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引发的经济衰退，美国经济都很快恢复了，因为在那些时期，美国总有新的技术革命发生，高科技总能把美国经济从衰退中救出来。但这次似乎还看不到有新技术革命发生的迹象，而且贸易全球化也达到了某种高峰。

　　美国经济的两条核心支柱，一是高科技行业，一是金融服务业，但现在看来，前者在调整，在等待；而后者被危机打得晕头转向，需要长时间休整。那么，这次将靠什么来将美国经济迅速带出危机呢？

　　美国最近一系列的救市措施，可能将耗资10000亿美元左右，相当于美国今明两年的财政赤字总和。这就使得美国未来刺激经济的政策选择空间越来越小。可以说，美国经济未来几年的增长前景不容乐观。我认为，美国经济第三季度可能就会出现负增长，并最终陷入一年以上的衰退，大约两年之后才能走出困境。

　　中国应加快经济转型

　　《新民周刊》：美国经济下滑，势必对中国经济产生冲击，你认为冲击会有多大？另外你认为中国应该怎么做，才能规避这次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

　　陈志武：我觉得中国最好的办法，就是用退税、减税以及国有资产民有化改革来刺激经济增长。中国央行已经将基准利率下调了27个基点，同时将中小银行准备金率下调了一个百分点，这是第一步，但仅有货币政策还不够，央行可能还需要下调基准利率。

　　另外，中国应该给企业减税，并给中低收入家庭退税。我认为，月收入低于5000元人民币的个人或家庭，政府可以考虑给他们人均退税1000元，通过这种方式，帮助中低收入家庭，并刺激国内消费。按照美国的相关数据，其中一半的退税会最终转化成为消费，平均每退税一美元可以创造1.35-1.4美元的GDP。

　　按照我的计算，如果中国采取这种退税政策，明年的GDP可以多增长4%-5%左右。如果没有这种财政刺激，保持10%以上增速的难度会很高。

　　过去，中国习惯于通过政府投资来刺激经济，但现在的工业产能已经严重过剩，基础设施也已具备规模，再靠增加投资已经效率太低了。现在应通过财政退税、减税，把钱留给民间社会、特别是中低收入家庭去花，以此带动民间消费的增长，既刺激经济，又推动经济模式向内需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