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下流社会”何去何从

　　刘 柠

　　今年6月，笔者在东京著名学术书店“三省堂”看到一本红色封面的文库本新刊被整齐地码放在醒目的位置，旁边的架子上，贴有《朝日新闻》书评的剪报。仔细一看，原来是著名普罗作家、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很难相信这样的事实：1933年，因犯有所谓冒渎天皇的“不敬罪”，遭当时恶名昭著的思想警察——警视厅“特高课”虐杀的小林多喜二79年前的著作，竟在全球化时代的经济大国卷土重来。据推出文库本的出版方新潮社透露，去年以前，每年印刷、投放5000册左右；而今年，则连续增印，已突破30万册，成为年内第一大畅销书。

　　同一时期，纯文学杂志《Subaru》(《昂》)6月号推出题为《无产阶级文学的反击》的特刊；NHK专题纪录片《Working Poor》(劳动贫困，意为即使努力工作，也无法摆脱贫困)创下收视率纪录；超左翼刊物《失去的一代》创刊，卖得超好，面市两天便增印；《资本论》新译本出版，一些20多岁的青年派遣社员(指由劳务派遣公司“派遣”到相关用人单位的非正式雇佣的短期、廉价劳动力)结成《资本论》学习会，研究自己被剥削、榨取的秘密。在这种形势下，近年来，因国会席位过少，在日本社会已成边缘小党的日共，因其对社会贫困化问题的关注，往日门可罗雀的状况竟为之一改：委员长志位和夫演讲撰文，出镜频频，俨然成了媒体新宠；从去年9月开始，党员人数以每月千人的速度稳步递增，一年时间，“新米”过万，乃至“日共泡沫”成为话题。

　　种种迹象表明，长期以来以所谓“一亿总中流”傲然于国际社会的日本超稳定的中产社会结构正经历着崩溃、分化与重构的过程。在三浦展的通俗社会学著作《下流社会》成畅销书之后，媒体甚至有“一亿总下流”说法。在这个“化学反应”过程中，“物质”(传统的社会组织结构)本身所释放的巨大能量及其带来的剧烈震荡不仅是前所未有的，而且会在相当程度上改变日本的世道人心，乃至可能使日本进入21世纪以来正迅速变身的社会转型“中途改道”。

　　“一亿总下流”化的实态

　　日前，日本厚生劳动省发表了2007年度国民生活基础调查数据，结果显示：截至2006年，日本家庭平均收入为566万日元，比经济高峰时的1994年减少近100万日元；感觉“生活艰难”的家庭比例连续6年上升，达创纪录的57.2%。与此同时，日本家庭的构成呈进一步老龄化和少子化态势：2007年，拥有65岁以上高龄人口的家庭的比重首次突破40%；在这些“高龄”家庭中，有48%的家庭全部由老年人组成，三代同堂式家庭的比例仅占18%，而由老年人照顾老年人的所谓“老老看护”型家庭的比例则继续上升。

　　1995年，享受生活保护(相当于我国的“低保”)者为88万人，现已达150万人，为史上最高纪录；这个历来以高储蓄率著称的国家，零储蓄家庭从2000年的12.4%激增至2006年的22.9%；非正规雇佣者占全部劳动人口中的比例达33.5%，而在24岁以下的人口中，则超过50%；尤其是年轻女性中的一半多为非正式雇佣者，如果她们不结婚的话，几乎注定要与贫困为伍。

　　毋庸讳言，今天的日本正直面经济高度成长以来的最大危机：贫困。而且，这种贫困，是干不干活都贫困，甚至是越干越贫困。诗人、评论家吉本隆明命名为“新贫困社会”，指出现状已接近战败初期的贫困时代：“近四五年，社会进入应称之为‘第二战败期’的阶段……干活、干活，可无论怎么干生活也难以轻松的实感，正在年轻一代蔓延”；这种状况导致人的心病陡增：“今天的日本，相当于产业革命时代的肺结核的，怕是精神疾患吧。”

　　更严重的是，目前的贫困，并不单纯意味着物质的贫困。在传统的日本社会，纵然暂时面临经济的窘迫，以家庭和地方共同体为依托，或尝试新的工作，或协助家业，从长计议，为将来重做打算总不是什么太难的事情。但现在不同，不仅为低收入所困，而且老龄社会的发展、地方经济的凋敝，使人孤独无所依，连从眼前的困境中举拔出来的支点都不具备，遑论明天——一句话，是一种毫无前途可言的浮萍状态。

　　一个颇具象征性的可资参考的数据是关于自杀者数的统计：连续10年超过3万人；2007年为33093，比前年增加938人。据警察厅按自杀者遗书的分类、统计，自杀的理由依次为生计问题、工作环境、健康状态。而自杀者的年龄，则多集中于30多岁和60多岁这两个世代，一边是年富力强，风华正茂，一边是刚刚退休，好容易喘口气，筹划“第二人生”的时候。对前者来说，年过而立，看破无论再怎么努力，状况也难以好转的残酷现实(客观上，多数劳务派遣公司，薪水到被派遣者30多岁就封顶)，只好断念；而对后者来说，退休后收入大减，自己的储蓄额和国民年金所能给付的退休金都已明确，失去工作后“第二人生”的一筹莫展，加上对健康状况的担忧，构成晚年生活的不安和恐惧的根源。

　　日本非正规雇佣劳动大军的形成和坐大，非一日之寒。远的不说，据日总务省“劳动力调查”结果显示，从1997到2007年的10年间，非正规雇佣者就增加了580万人，而正规雇佣者(正社员)人数则减少了371万人。如果是高增长的景气时期，经济规模本身在不断扩大，纵然有再多的非正式劳动者，正规雇佣的正社员们也断无失去饭碗之虞。但今天，随着经济萧条的长期化，从政府机构到大企业，对“效率”的追求高于一切，定员定岗，订单的增加并不意味着人员编制的扩大和工资收入的上浮。相反，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是，如果为非正规雇佣者改善待遇，便等于堵死了“正规军”们薪酬成长的空间。

　　因此，倾巢之下，安有完卵？非正规雇佣者的低薪酬不但没能为正式员工的合理待遇提供保障，反而把后者的薪俸给拽了下来。其结果，政府机构和企业中，对白领的忧郁症、过劳死及自杀等劳动保护灾害的认定数量，已达史上最高水平。可以说，“下流”化的结果，连中流也自身难保，最终成为社会普遍“下流”化的牺牲。用日本作家、前“全国劳动组合总联合”(全劳联)的专职谈判专家，致力于派遣劳动者受害支援的浅尾大辅的话说，如此状况，导致对现代日式资本主义的三重破坏：即“生存的破坏、自豪的破坏和未来的破坏”。

　　“下流社会”是如何酿成的

　　笔者服务于占日本GDP1%的综合电机公司时，曾听一位老板语重心长地说：“在这个国家，只要你服务于一间过得去的公司，干上10年、20年，公司对你的回报总应该让你够娶妻生子、买车买房，维持起码的有尊严的生活。这是常识。”

　　他说的是“实话”。曾几何时，日本企业提倡终身雇佣，只要一就职，公司的“年功序列”不但保障薪酬的不断增长，国民年金制度也承诺退休后稳定的生活；健康保险、雇佣保险等自不在话下，社宅和社员旅行等优厚的福利也是题中应有之义。除此之外，“劳动组合”(工会)通过日本特有的劳资谈判方式，以在终身雇佣、年功序列型薪酬体系的统一框架内工作的企业内全体劳动者为对象，在不对劳资关系构成本质伤害的前提下，一年两度或数度展开对资方的有理、有利、有节的集体交涉(诸如“春斗”、“秋斗”等)。作为员工个人，就算再平庸无能，只要肯付出，以公司为家，用不着自己出头，一切都有制度性保障，每个人都相信“公司不会亏待我”。乃至经过战后短短一代人的时间，上班族便养成并习惯了上述“常识”。客观上，也构成了日本社会的“安全网”和国民“公”的意识与道德资源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