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殊不知，30年河东河西，此一时彼一时也。泡沫经济崩溃后，如此“常识”即使尚未被颠覆成“非常识”的话，也正在经历着巨大的动摇。而风起于青萍之末，最大的始作俑者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

　　新自由主义在日本的登场，可追溯到20多年前，最初是以行政改革的形式出现的。1981年，铃木善幸内阁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目的是平衡国家预算，以应对日益深刻的财政危机。为达成此目标，动议进行旨在缩小财政规模、削弱政府职能的行政改革，具体措施包括减少公务员、国企民营化及诸多领域的解除管制(所谓“规制缓和”)。从那以后，历经15任首相，或多或少，或有力或无力，始终朝着这个既定的大方向推进。而决定性的推动，无疑是小泉纯一郎任内的“构造改革”。这里既有小泉本人的个性因素，也有泡沫经济等客观性因素，还有美国等国际因素。总之，被认为“史上最亲美政权”代表的小泉，凭借其政治上与布什惺惺相惜的新保守主义权威，在经济上实行了大刀阔斧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加上其差强人意的政权凝聚力和5年有半的任期，及国内保守色彩浓厚的意识形态环境，“构造改革”虽然没能被“进行到底”，但岛国的面貌为之“豹变”，却是不争的事实。

　　客观上，泡沫经济崩溃后，为不良债券等问题困扰不已的大企业，在有可能长期化的萧条中求生存成为第一要义。随着像美国似的那种作为企业经营者，首要的工作是赢利，而不是照顾员工的商业意识形态被正当化，传统日式经营理念开始让路，终身雇佣、年功序列等“国粹”迅速被抛弃。1999年，随着劳务派遣法的修正，原有的管制被放宽，廉价而优质的劳动力转眼间便充斥市场，人满为患，大企业资方额手称庆。

　　开始时，财界对大企业的裁员还抱有一定抵触。当日产汽车的巴西籍CEO、被称为“成本杀手”的卡洛斯·戈恩宣布实施其庞大的裁员计划时，经团联会长奥田硕曾苦言相劝。但小泉上台的2001年，一下便有120万白领“下岗”，财界很快就适应并习惯了“构造改革”时代的游戏规则，甚至乐此不疲，乐不知返。

　　但是，当由企业、家庭及区域社会构筑的“安全网”被层层拆除之后，要阻止贫困化的蔓延，只能靠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但日本作为后发资本主义国家，社保体系其实非常脆弱。以2003年的数据为例，社保支付额度占GDP的比例仅为17.7%，虽然比美国略高，却大大低于欧盟的平均水平(26%)。而小泉的“构造改革”，却首先拿本来就已很薄弱的公共事业费开刀，所谓“从容易砍的地方先砍”。于是，从2002年开始，每年以2200亿日元的额度，连续削减；进而，2006年出台的《关于经济财政运营和构造改革的基本方针》(“骨太方针”)，又确定了未来5年内进一步削减1.1兆亿日元(1兆=1万亿)的框架。这项被称为“安全网拆除工程”的事业，现在尚在进行中。

　　如此，几年下来，尽管日本的大企业某种程度上恢复了“效率”和国际竞争力，但整个社会的公共事业却已面目全非。一个贫困蔓延的“格差社会”，作为小泉“构造改革”的负面遗产，不仅受到国民的批判，且必将在后续政权中被加以纠正。

　　“下流社会”定型化的危险

　　最近发生的两个事件，极大震动了日本社会：一是去年，北九州市52岁的患病男子，由于丧失生活保障，留下一纸“我想吃饭团”的遗书，在电、煤气都被切断的房间里活活饿死的事件；另一个是今年夏天，25岁的男性派遣劳动者在东京秋叶原街头挥刃乱砍，致7人死亡、10人受伤的无差别杀人惨剧。事件通过大众传媒的报道，使人们在看到贫困其实不远，就在身边的同时，真切地认识到贫困的可怜与可怖。尤其是后者的反社会凶恶犯罪的性质，更使一些知识分子意识到虚拟的“左翼”向“右”急转的危险性。有迹象表明，这种担心绝非多余。

　　去年1月，“飞特族”(日人根据英词“Free”的造语“Freeters”，近乎中文的自由职业者)出身的“失去的一代”(日本社会对25~35岁的年轻世代的称呼)自由作家赤木智弘在《朝日新闻》系学刊《论座》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叩问丸山真男——31岁飞特族，希望是：战争》，舆论大哗，据说当期杂志比往常多卖了一倍。

　　赤木根据其自身长期作为派遣劳动者为生存四处奔波的“下流社会”的经历，为人们揭示了为什么身为贫困层的年轻人却支持活力门(Live door)的堀江贵文等新贵阶层，甚至对小泉、安倍这种一手制造了“格差社会”的保守政权也充满“好意”的貌似自相矛盾的谜底：“对我来说，年轻人的右倾化并非不可理喻。一个极单纯的道理：如果日本军国化，战争爆发，死很多人的话，社会便会流动起来。我觉得很多年轻人希望如此。”“……我们这些低薪劳动者，被社会放任已10年。社会不但不曾对我们伸出援手，且骂我们没干劲，成了国家GDP的分母云云。只要和平继续，这种不平等便会持续一生。若打破这种闭塞状态的话，兴许会生发某种流动性也未可知。而作为一种可能性，那便是战争。”

　　挣扎于“下流社会”的年轻人为打破“和平却令人窒息”的“格差社会”，重建某种合理的流动性，却不得不诉诸战争的极端手段：“非常遗憾，正如我们不得不希望的非常手段那样，社会的差距如此之大，而且已被做成不可撼动的定型化的东西。”

　　而为什么要“叩问丸山真男”呢？丸山是战后日本知识左翼的代表人物。1944年3月，时年30岁、有“思想犯”前科的丸山接到了召集令，旋即被作为陆军二等兵派往平壤。而那些连中学都没上过的一等兵，却免于在战败前夕被派往沙场。对丸山来说，战争时期的征兵制确是一种不幸；但对那些连中学都没上过的一等兵来说，欺负一个毕业于东京大学的精英，如果不是战争所赐的“机遇”的话，永远都不可能。换言之，正是战争，在那些未受过教育的一等兵的眼前，展现了打破等级社会的藩篱的希望——也是“流动性”。

　　最后，作者说道：“……如果社会在和平的名义下，对我持续性地恃强凌弱，对我菲薄的幸福梦想持续性地加以嘲弄的话，那时，我便会在内心希冀‘全体国民持续受苦的平等’，并不假踌躇地把它作为我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