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俄]菲·博布科夫::译者王仲宣
克格勃,即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它是集对外情报、反间谍、国内安全和边境保卫等职能于一身的强力部门。作为克 格勃元老之一,作者在本书中回顾了自己在隐蔽战线上的工作经历,以见证者的身份解析了苏联国内的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 展示了克格勃鲜为人知的内幕。
尤里·安德罗波夫,是惟一出身于国家安全系统的苏联最高领导人。从1967年开始,作者与时任克格勃主席的安 德罗波夫共事达15年之久,并在后者指导下妥善处理了许多实际问题。安德罗波夫勤勉的作风与个人品格,也使得他成为作 者最敬重的领导之一。
1.国安人员并非“政治密探”
1967年,我的生活进入了一个重要阶段,尤里·安德罗波夫开始担任克格勃主席。我不能说这个消息令人高兴, 因为我对安德罗波夫并不了解,之前没和他接触过。
此时克格勃内部的状况很复杂,也很紧张。3个主要业务部门——侦察、反间谍和军事反间谍之间时有摩擦,让我感 到头上阴云密布。一天夜里22点整,电话响了——安德罗波夫叫我去见他。
这位新领导显得很和气。他请我坐下,了解我对国家安全系统发展前景的看法,还有对国家总体形势的评价。其间, 我特别谈到了西方对苏联压力的增强,而我们并不是总能给予强有力的回击,对此感到十分忧虑。
这时,安德罗波夫突然提出,让我出任新组建的反思想破坏局(五局)的第一副局长。他告诉我:
现在敌人正在对我们发动一场强大的心理攻势,这一点你不能不承认,这是一场真正的思想战争,要解决的是谁胜谁 负的问题。……我们必须了解他们的工作计划和方法,看到国内的形势,了解人们的情绪,这很重要。……新组建的局应该抵 制从国外来的思想扩张,形成一张强有力的盾牌。
在我看来,国家安全机关的基本功能就是保卫国家的宪法制度——不是保护那些掌权的人,而是保护国家的根基。我 不知道其他国家具体是怎样做的,但有一点很清楚:任何国家的特工都会对国内情况进行深入研究,并对威胁国家制度的情况 发出警告。很难设想,如果美国安全机关不派人卧底,它又是如何了解美国共产党的情况呢?
那么这些事情由谁来做呢?当然是反间谍机关,因为它工作的主要意义就在于对形势进行监督,这在各国普遍存在。 因此,“政治密探”这样的说法,是对国家极其需要的一项工作的歪曲,是把合法的行为与不合法的行为之间画上等号。
2.安德罗波夫让送礼者碰壁
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腐败之风在党政机关中蔓延。随着腐败现象成为严重的政治问题,从心底里希望摧毁苏维埃 政权的人们,在“反腐败”的旗帜下联合了起来。自然,在克格勃内部,也不止一次地谈论过这个话题。要求授权克格勃与腐 败现象进行斗争的呼声越来越高,遗憾的是无人理睬。
让我感到些许宽慰的是,安德罗波夫不能容忍腐败现象的存在。我记得有这样一件事:
安德罗波夫是5月份到任的。副主席茨维贡深谙巴结领导之道,便给新上任的主席家里送去一箱白兰地。茨维贡到中 央工作之前是阿塞拜疆克格勃的主席,从那里得到白兰地是不费吹灰之力的。
安德罗波夫的夫人塔季雅娜接待了送礼的人。
“请转告谢苗·库兹米奇(茨维贡的爱称)”,她说道,“安德罗波夫不可能收下这些白兰地。把箱子搬回去吧。”
从此,那些打算给安德罗波夫送礼的人再也不上门了。大家都知道,在克格勃的中心俱乐部里有两个房间,那里陈列 着安德罗波夫收到的各种礼物,还有国家领导人之间交换的礼物和外国友人的赠品。其中一部分会遵照安德罗波夫的指示送给 幼儿园或者其他慈善机构。至于他本人,未曾把任何一件东西据为己有。
当然,这并非说他是不食人间烟火之辈。有一次他过生日的时候,我送去一张斯维里多夫音乐会的唱片,他高兴地收 下了。后来我才知道,他经常听这张唱片。
3.平息示威群众的不满
从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很多城市由于种种原因发生了动乱。多数情况下,群众都会把矛头指向警察,不过也有冲 击区党委和市党委的情形。
1967年,在鲁布佐夫斯克发生了一桩案件。一名被警察拘禁的汽车司机死了。他的死可能是偶然的,但很快有消 息流传开来,说是警察打死的。结果,几乎全城的人都出来了。五局的楚帕克上校立刻前往鲁布佐夫斯克,只见数万群众聚集 在中心广场,还有人在那里讲演,火上浇油。楚帕克挤进人群中心,通过麦克风喊话,说是从莫斯科来的,而且为了证明自己 的身份,把工作证也抛进了人群。
有人想听他的讲话,也有很多人在叫喊。一片混乱之中,突然有个人跳上台子,把楚帕克的证件高举到头上喊道:
“他没有骗人,这确实是他的证件!他是安德罗波夫派来的!”
对方郑重地把证件交还给楚帕克。
此后,聚集的群众选出几名代表,把大家的要求写下来,楚帕克答应把这些意见汇报给莫斯科。广场上的人群安静下 来,慢慢地散去了。
解决这样的冲突难道是克格勃的责任吗?大概不是,但群众相信我们,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不怕担责任,成功制止了激 愤的人群。应该说,当发生这种事件的时候,人们往往会寻求克格勃代表的保护。我并不想说国家安全机关就没有问题,但是 在那段时间,人们的确信赖我们。
4.帮上访女工解决住房问题
我和安德罗波夫一道工作的那几年里,曾经做过一些本不属于职权范围内的事情。不过生活告诉我们,这类工作对社 会是有益的。
上世纪70年代中期,总有很多上访者聚集在政府机关外面,提出的要求总也得不到答复。无论是党中央、部长会议 ,还是总工会的接待站都不愿意倾听这些群众的声音,甚至不愿意了解他们到底有什么愿望。
有一位带了4个孩子的妇女(另外两个留在家里),从乌克兰的扎波罗热市到莫斯科来了几次了,甚至威胁说要在红 场上自焚!原来,这位女工家里住的是一间只有11平方米的房子,始终分不到新居。
我了解到这一情况,立刻打电话到扎波罗热的克格勃分局。过了一段时间,对方回话说,地方政府老早就知道他们的 情况,但是没有办法,城市的住房很紧张。
我马上质问道:“你们城市里有6个孩子的家庭很多么?”
“大概只有一户……”
我请他把此事转告州委第一书记。不久之后就传来了消息:“好了,那个家庭分到了一处四居室的住宅。”
我经常想,为什么要把一个人挤兑到这个地步?其实大部分“上访专业户”的情况都大同小异。挑拨是非的坏人则刻 意利用官吏们的渎职行为,而这些人背后往往是西方势力。
我是怀着自豪的心情写下这段文字的。尽管我知道,为普通老百姓解决一些问题,并不足以弥补克格勃在“大清洗” 时期犯下的罪行。但是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现在我还是要勇敢地说,克格勃的作风早已不是那样了。
5.安德罗波夫的威信从何而来
我想,安德罗波夫之所以决定组建五局,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希望对国内发生的各种事件进行分析研究,并 找出其中的原因。为此,他始终要求我们的工作不要脱离人民群众,而且要依靠社会舆论的支持。
应该说,他待人处世是很谨慎的,善于对待世界观不同的人们,不回避与自己的政敌对话,并与政治观点不同的人保 持着接触。他以平和的心态看待持不同政见者的存在,他认为,只要不搞破坏活动,这部分人的存在也是合法的。
安德罗波夫对五局十分关注,把它当作自己的孩子。他原本是想设置一个新的机构,以便对突发事件进行预测并及时 应对。然而,这方面的工作并不总能得到党中央的支持。
要知道,我们所处的环境并不宽松。一些勃列日涅夫的亲信担任了克格勃的副主席,比如说茨维贡和齐涅夫,他们是 勃列日涅夫在地方上任职时的同事,时常背着安德罗波夫给勃列日涅夫打小报告,使得总书记对安德罗波夫不放心。这样一来 ,当茨维贡和齐涅夫与安德罗波夫意见不一致的时候,总书记往往会支持前两者。安德罗波夫当然对这一切了如指掌,但他经 常忙于国家大事而顾不上这些。
安德罗波夫刚到安全机关的时候才50岁。在我看来,他继承了老一辈革命家的优秀品质。当他见到那些本该捍卫共 产主义理想,实际上却在反其道而行之的人,就会感到无比痛心。一些媒体嘲笑他学历不高,我对这样的嘲笑感到愤怒:安德 罗波夫是一个很有教养的人,他无时不在扩充自己的知识,博览群书,爱好文学和音乐,自己还写诗。尽管他学的不是这个专 业,却真心喜爱安全工作,还提出过很多有益的建议。
正是因为这些品质,安德罗波夫在克格勃内部有很高的威信。当他被选为苏共中央书记的时候,尽管曾担任过克格勃 主席,还是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拥护。大家觉得国家需要的正是这样的人,直到今天,人民群众仍然对他怀有好感。
(::节选自《克格勃与政权——克格勃第一副主席的回忆》,东方出版社2008年11月第一版,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