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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金融危机、俄格军事冲突、北京奥运会中国精彩亮相,被认为是影响2008年国际形势变化的三件大事。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刘延棠
回顾即将走过的2008年,众多国际问题专家用“跌宕起伏”四个字来概括这一年的特点,认为是本世纪以来变化最大、动荡最为剧烈的一年。波及全球的华尔街金融危机、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爆发的军事冲突、北京奥运会中国精彩亮相,被认为是影响2008年国际形势变化的三件大事。
综合各家观点,世界多极化的趋势进一步加快,金融危机伤及实体经济导致世界经济下滑,新老热点交织所埋伏的潜藏风险,等等,都将对未来大国关系和世界格局的变化产生重大影响。
动荡加速转折
2008年,与8这个数字相关的事件引起更多关注。8月8日凌晨,俄罗斯和格鲁吉亚在南奥塞梯爆发军事冲突。这一天的晚上8时08分,北京奥运会在“鸟巢”拉开大幕。8月8日因此变成了具有象征意义的一天,世界舆论归结为:俄罗斯展示了其“肌肉”,而中国与外部世界全面互动,增强了软实力。
同样与8有关的,还有发生在中国汶川的8.0级大地震,时间定格在5月12日14时28分。地震发生后,中国得到世界各国及国际组织、国际机构源源不断的援助,外国领导人和救援飞机、救援人员第一次出现在了中国的救灾现场。中国政府和人民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显示了与世界的休戚与共。
下半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领导人出现在四大峰会上,表达关切,提出建议,身体力行,赢得世界的尊重。当发生西藏“314”打砸抢烧暴力事件、奥运火炬海外传递遭遇阻挠后,中国沉着应对,渡过危机。当法国总统萨科齐以不参加奥运开幕式压中国在达赖问题上妥协时,中国没有让步,因为萨科齐顽固坚持在波兰接见达赖,中国政府毅然推迟原定12月初举行的中欧领导人峰会,在事关国家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地守住了底线。
对于中国,这是转折的一年。按照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马小军教授的说法,2008年是中国和世界关系确定的一个标志性年份。“中国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从国际战略的角度讲,实际上是做了一件事,就是解决了中国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问题。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从怀疑、迟疑到逐渐坚定要参与国际社会,融入国际体系,成长为一个在当今世界具有重要地位和重大发言权的成长中的世界性大国。”与此同时,国际社会面对中国的日益强大和对国际事务的积极参与,也逐渐接纳、接受并承认中国在当今世界的地位、角色和作用。“对于中国,国际社会的主流基本是持积极欢迎态度的。”
而对于世界,同样是多极化趋势加速转折的一年。俄罗斯强力打击格鲁吉亚,华尔街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实力一定程度的损蚀,美日欧经济相继陷入衰退,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更多地出现在八国峰会、世界金融峰会等重要舞台上并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以及发展中大国正在承担起拉动世界经济前行的火车头角色等,都表明美国一超地位的相对削弱,世界格局多极化趋势在加速发展。
对此,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王在邦研究员认为,2008年的危机与动荡不是偶然的。作为冷战后诸多深层矛盾长期积聚并有所激化的表现,预示着冷战后的世界发展已达到或接近某种阶段性转折。他认为,俄格冲突其实是“北约东扩的政策惯性与美俄力量对比新现实不相适应的必然结果,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美单极冷战思维日益与多极化趋势不相适应。”
9月的美国金融危机被认为是美国从权力顶峰下滑的重要标志。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长期的亲密盟友欧盟率先发起挑战,欧盟轮值主席国法国总统萨科齐将此视为欧盟塑造一极的大好机会。欧盟短短几个月内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默认俄罗斯打击、肢解格鲁吉亚,迟滞北约东扩进程;主动恢复与俄“伙伴关系与合作协议”谈判;带头向美元霸主地位发起挑战等。其目的,是想借机从美国手中夺取欧洲事务主导权,扩大欧盟在世界上的影响力。
不过,多极化加速推进并不能改变“一超多极”的现有格局,也不能推定美国就此走向衰落,因为其他大国在金融危机中也都程度不同地受到损害,各国间力量对比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
在危机中调整
2008年是世界经济形势发生关键性变化的一年,美国次贷危机演变为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危机引发国际金融商品市场的剧烈动荡,并伤及实体经济导致世界经济下滑,美日欧三大经济体同时陷入衰退,新兴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放缓。在此背景下,世界贸易增长继续放慢,国际社会要求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呼声高涨。
“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局。它显示,全球经济失衡(各国经济过度“依赖”美国的需求拉动)最终导致了全球经济危机。”中国人民大学庞中英教授告诉《瞭望》新闻周刊,美国过度消费的文化(生活方式)和错误的经济政策创造了世界上最大的市场,或者“外需”。而这个巨大经济泡沫一旦破裂,“殃及池鱼”便在所难免。
在金融危机的阵阵寒风中,实体企业、金融机构、政府机构和国际组织四大类角色不断上演着危机、自救、救市、互救和变革的大戏。而世界各地这样的调整和应对不仅仅是在经济领域,由于危机和动荡,各国由此展开的战略调整和反思在2008年格外突出。比如围绕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俄格冲突、北约东扩、美国在东欧建立反导系统,以及高油价、粮食危机、气候变化、索马里海盗等问题,各大国、国家集团、国际组织等展开了激烈博弈。
而随着2009年危机可能进一步加深,2008年世人所关注的事情仍将是重点。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战略研究中心主任高祖贵研究员说,美国奥巴马新政府将上台,金融峰会也将在2009年4月举行,世界经济下滑已成定局,受这个大环境影响,现在的这种动荡和调整还将继续。
比如在金融危机的应对以及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问题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美国和欧洲等各主要力量之间的博弈会更加激烈;气候变化谈判按计划2009年必须出成果,要达成一定安排,在这个过程当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之间,以及像中俄印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和中小发展中国家,包括一些太平洋岛国都有自己的立场和主张,弥合分歧难度不小。
在他看来,在上述问题上,无论主要国家的战略调整,还是有关国际组织的机制改革和重新定位,这个过程2009年都会进一步加快。
此外,恐怖主义仍然是非传统安全领域最主要的威胁。塔利班的反扑,发生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恐怖袭击等,几乎将南亚地区变成滋生恐怖主义的“热土”,而索马里海盗问题愈演愈烈,给海上运输“生命线”带来严峻的安全考验。这些方面,各国之间加强合作变得更为迫切,长期看,治本是关键所在。
风险潜藏在平稳过渡中
中东局势有惊无险,相对平稳地走过了2008年,但固有矛盾并未解决,该地区仍将是多事之秋。伊拉克安全局势2008年出现好转,正是有了这个背景,美国才决定加快撤军,并最终签署了美军驻伊拉克的协定。其他国家的军队也准备在2009年7月前全部撤离。高祖贵说,2009年的伊拉克局势也存在一些变数,主要是伊拉克将进行地方议会选举,再加上各国将撤出军队,伊国内各派别展开新一轮的较量不可避免。
巴以和平进程在2007年底的安纳波利斯会议之后,应该说迎来了一个好的开始,然而,由于巴以各自内部面临很多困难,使得年内如期达成巴以和平协议的计划泡汤。近期,有关四方已经开始行动,希望推动中东和平进程,同时巴以双方也释放出一些积极信号。在这种氛围下,中东局势仍可能会因为巴以内部各自发生一些变化而产生起伏,但向和谈努力的大趋势应该不会发生逆转。
关于伊朗核问题,伊朗表现出了一贯的强硬,美国则作了一些策略上的调整,美伊之间进行了直接接触。如今接力棒马上要交到奥巴马的民主党新政府手上,接受采访的专家指出,这使得伊核问题危机和转机并存。危机是因为伊朗仍在加快核进程,而不让伊朗拥有核武器,是美国两党一致的立场。转机,在于奥巴马已经释放出一个比较清晰的声音,如果伊朗愿意作出妥协,他也愿意作出比较大的妥协。因此如果双方能抓住机会,实现转机是有可能的。不确定性,按照高祖贵的看法,对伊朗,布什是大棒加胡萝卜,奥巴马则是胡萝卜加大棒,关键是看双方怎么出招了。
美欧俄在高加索一线的冲突和角力会加剧。高加索地区长期就是一个地缘政治热点,只是以前没有擦出火花而已。俄格冲突后,可以看出美欧实际上都保持了一定的克制,表明不愿意看到与俄罗斯关系恶化或者关系产生根本性的逆转,因为走向全面对抗不符合双方的利益。而且在金融危机之后,俄罗斯的态度有所软化,双方都释出一些缓和关系的信号。不确定的因素在于,奥巴马上台之后将采取什么样的对俄政策,而北约的东扩进程只是延迟,而非停止,俄罗斯面对的战略挤压只是暂缓而已。
东北亚地区,年内总体形势保持了稳定。中美就和平解决朝核问题进行了务实合作,美朝之间也进行了艰难互动,朝核问题尽管几经反复,总的方向是蹒跚前进。与此同时,多边合作有新的进展,比如中日韩建立起三国首脑和外长的会晤机制。
高祖贵指出,东北亚局势的关键是朝鲜核问题,最新一轮的六方会谈未能达成协议,美国新政府上台后采取何种策略,日本政局的变化,朝鲜政权的稳定,以及朝韩关系的阴晴等,都对东北亚安全局势有直接的影响。
而最令人担心的莫过于南亚地区的安全局势,以及部分亚洲国家如何度过政治和社会转型期的阵痛。2008年南亚地区的恐怖袭击上升,特别是在孟买恐怖袭击之后,恐怖主义的威胁明显增大。随着2009年美国的反恐重点从伊拉克转向该地区,围绕阿富汗的重建、巴基斯坦政局的走向,以及印度的国内选举,无论是国内还是双边关系都存在不小的变数。此外,像泰国这样处在转型期的国家,持续不断的政治和社会动荡对国内经济已经造成严重的打击,受金融危机的双重打压,局势更趋于复杂。这些,对于中国致力于建设和谐周边的努力,都将是不小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