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国际问题专家沈丁立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亨廷顿的学术结论听起来很阴暗，宿命色彩浓厚，不仅在政治上难以正确，而且还存在着漏洞，批评起来并不困难。“亨廷顿因此遭受的批评，如说是疾风暴雨，并不为过，想必他承受了许多压力。在一个自由派成堆的大学里，指名道姓地认定西方必然与某种文明冲突，没有学者的巨大勇气，绝少可能。”

　　作为同行，许多国内学者也被亨廷顿的深刻和“高产”打动。亨廷顿在50多年的学术生涯里，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能力，令王逸舟钦佩不已。他说，许多只做了20至30年学问的人，创作能力开始枯竭和萎缩，但亨廷顿能在几十年里长盛不衰，每隔十年左右就能够推出一部作品，每种理论都有独特视角，而且都有特别大的影响，从学者的角度来看，他是“很了不起的”。

　　对中国学者保持距离

　　不过，正如王逸舟所说的那样，亨廷顿的理论本身是以他独特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为基础的，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服务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支配地位和西方文化价值的优势地位，这一点是中国学者不得不保持警觉的”。

　　王逸舟说，在亨廷顿的内心中，基督教文明始终是最先进、最优秀的文明，这个看法是他进行研究和创作的一种预设。王逸舟回忆起和亨廷顿的那次见面时说，尽管对方自始至终保持着礼貌，但他还是能感觉到背后的冷淡和距离感。“他对于别的国家，尤其是中国来的学者，似乎还是当作对手国来的人，他的理论实际上就预设伊斯兰文明和儒教文明都是西方的对手。”

　　金灿荣也表示，亨廷顿的研究侧重基督教对政治领域影响的重要性，是很坚定的西方中心主义者，认为西方民主的成功跟基督教有直接关系。他的著作很清楚地贯穿着一个预设，那就是开放的基督教是现代民主的一个前提。

　　《世界新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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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明冲突’并不是他最好的理论”

　　尽管“文明冲突”是亨廷顿最有影响的理论，但王逸舟说，包括他在内的一些学者认为，这个理论并不是亨廷顿最好的理论，目前的报道对亨廷顿贡献深刻程度说得不够，而且也没有找到重点。

　　王逸舟说，亨廷顿最好的理论是《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提出的思想。这部他不到40岁时出版的作品，让他声名鹊起，奠定了在比较政治领域的地位。《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是上世纪80年代在中国最红火、最有影响的比较政治学作品。王逸舟认为，这本著作现在仍然是这个领域最好的作品之一，因为它对100多个国家的政治发展、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做了比较，发现了这些国家在变革时期政治领域出现的矛盾和问题，提出了应对的思路。

　　王逸舟说，亨廷顿在这本著作中认为，转型国家应当强调权威主义，政治上的独裁才能确保这些国家成功度过转型期，“这个理论很有趣，也适合许多转轨国家的经济和政治情况”。金灿荣也提到，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亨廷顿认为越是在混乱变动时候越需要权威，权威在变化的社会中是珍贵资源，所以很多自由主义学者都反对他。(李静)

　　《世界新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