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的五位导师与资助人

　　正如基辛格所言，很难想象一个外来的难民会站在这个国家权势和威望的顶端，那么“亨利是如何做到的”呢？除了他过人的天赋与才能、工作狂般的旺盛精力之外，基辛格巧遇的几位人生导师与资助者在他成为叱咤风云的世界外交政治家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基辛格在军队巧遇的第一个人生导师弗里兹·克雷默是德国文化的传人。克雷默是不满纳粹统治逃亡美国的日耳曼人，与基辛格被迫的逃亡不同，他的流亡是主动的选择。他学识渊博，拥有德国歌德大学的法学博士学位和罗马大学的政治学博士学位，是一个对欧洲思想文化有很深造诣的学者。克雷默的出现“给了21岁的基辛格全面的影响，而此时基辛格正在寻求指导和方向。当他处于丧失其文化传统认同的时候，这个普鲁士学者——士兵成了德国文化的人格化身”。正是在克雷默的指导、培养、扶持之下，基辛格初露锋芒。21岁的士兵基辛格开始接触到斯宾格勒、康德、妥斯陀耶夫斯基这样的欧洲思想家。此时，基辛格不再对成为会计师心驰神往，而是超越物质层面的生存，将目光投向深邃的人类历史，思考自由等形而上的问题。

　　1947年秋季，根据克雷默的推荐，基辛格进入哈佛大学开始了学术之路。在这基辛格思想最终形成的时期，两位哈佛政府系教授对基辛格产生了重大影响。卡尔·弗里德里希和威廉·埃利奥特是政府系的两位大牌教授，他们对基辛格思想形成的最后阶段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弗里德里希是生于德国的新教徒，和克雷默一样也是属于德国中上层阶级的一员，受过良好的教育，1926年为求学离开德国，最后执教于哈佛。弗里德里希是康德哲学的忠实信徒。埃利奥特则是来自田纳西的新英格兰人。20年代早期，埃利奥特作为罗得斯访问学者赴牛津大学，在这里，康德的著作征服了他。弗里德里希是严谨的欧洲大陆传统型学者，他对于埃利奥特浮夸的风格，凭借直觉想象的漫不经心的学风持轻蔑的态度，因此弗里德里希和埃利奥特在政府系无论在学术上还是个性上成为势同水火的竞争对手，虽然这并不妨碍他们对康德哲学的共同爱好。政府系的学生发现，很难同时与这两位教授保持密切的关系，非常有趣的是基辛格却做到了，这令他的同学们很吃惊，有研究者认为这也许是基辛格意识到两位教授之间的竞争掩盖了他们具有共同的哲学传统，而聪明的基辛格显然找到了与两位教授沟通的话题。当然，这也表现了基辛格在竞争的各方之间纵横捭阖的才能，弗里德里希后来就这样评论他的学生：“他是一个很圆滑的奉承者，这是他成为一个成功的谈判家的部分原因。”实际上弗里德里希的评论不仅适用于他与其导师的关系，也适用于基辛格与其竞争对手的关系，基辛格传记的作者沃尔特·艾萨克森就指出：“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会表现出类似于移民的那种渴望，讨好其批评者，寻求他们回心转意。一个朋友曾经说过，‘基辛格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使所有人都喜欢他的需求’。”

　　在两位教授的调教与扶持之下，基辛格在哈佛大学如鱼得水，本科毕业后留在哈佛继续攻读研究生。1951年，在埃利奥特帮助下，他担任了哈佛国际讲习班的执行主任，这个讲习班旨在将“那些在各自的国家即将登上领导职位的”外国年轻人聚集在一起。在为期6周的时间中，基辛格成为好几位未来外国政治家的指导老师，与他们建立了宝贵的联系。1952 年3月，也是在埃利奥特帮助下，基辛格成为《合流》杂志的主编。1954年，基辛格获得了博士学位。哈佛求学的经历奠定了基辛格一飞冲天的基础。

　　1955年，基辛格成为对外关系委员会核武器与对外政策研究项目的主任，1957年基辛格根据这一项目研究成果出版了《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一书，基辛格据此获得战略家的美名，也因此跻身重要的国际关系学者的行列。同样重要的是，在完成研究项目期间，基辛格结识了纳尔逊·洛克菲勒，双方建立了非常密切的朋友关系。1956年洛克菲勒邀请基辛格协调一项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专题研究项目。此后，基辛格担任洛克菲勒的对外政策顾问，他因此更深层次地进入到美国外交权势集团的圈子之内。当然，富甲美国的洛克菲勒也成为基辛格的财政资助人。

　　基辛格得以成功的最后一位关键人物就是理查德·尼克松。基辛格长期以来一直是尼克松在共和党内的竞争对手纳尔逊·洛克菲勒的幕僚，1968年洛克菲勒与尼克松竞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但是，在最终赢得大选之后，尼克松决定邀请基辛格担任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把基辛格送上了世界外交舞台。尼克松与基辛格形成了一对奇特的组合，他们在设计和推行新的美国外交方针时的战略共识与密切合作，他们在追求个人声望上的紧张对立与冲突，他们对彼此才能与洞察力的惺惺相惜，在许多方面相互契合，许多方面又相互排斥。但是无论如何，是尼克松使基辛格的外交才能有了发挥的可能，基辛格曾说： “我不能确定与另外一个总统能不能做与他(尼克松)所做的那些事情。这样一种特殊关系，我指的是我和总统之间的关系，总是取决于两个人的风格……确实，一些事情取决于总统是哪种类型。我所做的一切之所以可以实现是因为他使我有了去做这些事情的机会。”

　　中美关系的开启者

　　“亨利·基辛格最大的成就是打开了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之门”——这几乎成为美国人一致的看法，并且基辛格在其回忆录及其他著述中也总是将中美关系的改善作为其外交成就中最辉煌的篇章。1971年7月9-11日，作为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基辛格执行了喷气机时代的一次最具有轰动效应的“秘密外交” ，欧洲出身的犹太裔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前往的是20多年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美国官方代表的古老、神秘的东亚国家。两个国家分歧之巨大、对立之持久与交流之坦诚、合作之顺利形成巨大反差，双方战略家们达成的共识迄今依然成为双边关系的准则。基辛格与周恩来总理举行了马拉松式的谈判，双方在发展中美之间的合作关系方面达成了战略共识，并确定了尼克松总统于次年访华，由此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中美关系由对抗走向和解并形成中美苏战略三角关系无疑是战后国际关系史上最富戏剧性的“外交革命”，同时从全球战略格局的角度来看，中美接近是战后两极格局的重要转折点。基辛格这次秘密访华的代号是“波罗计划”，他将自己比喻为马可·波罗，基辛格在与周恩来谈判时开场白就是“中国是一个神秘的国度”，足见当时整个美国社会也包括基辛格本人对中国隔膜的地步。

　　当年10月，基辛格再度访华，为尼克松的正式访问做准备。这次访问扫除了尼克松访华的所有障碍，包括双方就联合公报(即后来的上海公报)的主要内容达成一致。正是在此次会谈中解决了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一个根本分歧，基辛格提出的措辞为中方所接受：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表示异议。北京时间26日晨，基辛格与周恩来的会谈临近结束，一个中方工作人员悄然走进会议厅，将一份新华社送来的特急报告交给了周恩来，在这一页折起来的白纸上只写着短短的一句话：“刚才，联大以赞成票76、反对票35、弃权票17通过了我们进入联合国并驱逐蒋帮代表的决议，详情后报。”周恩来不露声色地掩藏自己的喜悦，将纸条递给身边的乔冠华，继续会谈。这一次的谈判可谓艰苦异常，持续了差不多24个小时，最终双方达成一致，在早上8时10分宣告会谈结束。周恩来在向基辛格送别时破天荒地用英语向他说：欢迎你很快回来共享会谈的愉快。基辛格旋即前往停靠在首都机场的“空军一号”总统专机 (基辛格此行从航线到飞机都模拟尼克松的正式访问)，而这条震撼世界的新闻正在被各大通讯社广为传播。

　　在路上，送行的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不动声色地问基辛格：“博士，你看今年的这一届联大我们能恢复席位吗？”

　　基辛格以他惯有的自信不假思索地回答：“我估计今年你们还是进不了联大。”

　　乔冠华接着又问：“那你估计我们什么时候能进？”

　　基辛格毫不犹豫地从容应答：“我估计明年还差不多。等到尼克松总统访华之后，你们就能够进去了。”

　　乔冠华哈哈大笑：“我看不见得吧！”

　　基辛格是在飞机起飞后才收到电传打字机的消息：美国在联合国维持台湾席位的那场战斗中打输了。基辛格此时的心情可以说是五味杂陈，尴尬、沮丧，甚至还有一点得意，他转头对身边的温斯顿·洛德说：“我说过，光是中美接近，就会使国际局势发生革命性变化——天啊，连我自己对此都估计不足。”实际上，这次联大表决的结果连中国领导人都感到有点意外。当然，中国成功重返联合国并不是中美接近的结果，但是其影响是毋庸置疑的，至少中美接近加速了这一时刻的到来。周恩来后来告诉基辛格，在基辛格离开前已经知道了联大表决结果，但他不愿意第一个告诉基辛格，怕基辛格难为情。中美接近的进程一旦开启，其影响力就迅速释放，它对国际格局的革命性影响的速度就连其战略设计者都估计不足。

　　基辛格担任公职期间的8年间9度访华，并多次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尽管尼克松-福特政府任内没能实现中美建交的预定目标，但是奠定了中美关系发展的基本格局。尼克松-基辛格的对华政策理念成为此后历届美国政府遵循的基本原则。基辛格在退出公职后也几乎每年访问中国，迄今已达50余次，他最近一次访问是2008年8月北京奥运会期间。随着基辛格对中国了解和认识的不断增加，中国已经从他作为哈佛学者时所认为的一个遥远、神秘、侵略性十足的革命国家成为他作为政治家时所寻求的地缘战略棋手，成为他作为战略评论家时所关注的正在崛起的大国。他认为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国度，由于长期在东亚地区的主导地位，形成了强烈的文化优越感和一整套与欧洲均势外交传统相通的外交风格，“中国这个所谓的中央帝国，在大部分历史时期居于与其相关地区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当受到威胁时，中国会通过使其周边国家(被其视为是野蛮国家)相互制衡来寻求安全。经验性的方法是与一个远方蛮夷的谈判较与一个近的蛮夷谈判更为安全。”他后来谈到了他和中国的不解之缘时这样说道：“对我来说，来到中国总是感到特别愉快。”

　　1977年基辛格退出公职以后以相当的精力致力于中美关系的发展，继续发挥着中美之间沟通的民间管道作用。中美关系由对抗走向合作的战略转变已经过去了30多年，当年的战略谋划者中，基辛格最为年轻，当年的战略谋划者中也因此只有基辛格还在世，从这一意义来说基辛格也是中美关系30多年战略演变的唯一见证人。自1971年以来，基辛格一直是中美友好合作坚定的实践者、维护者和支持者。

　　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美国成为唯一的政治经济军事大国，继承苏联大国地位的俄罗斯沦为二流国家，中国地位迅速上升。基辛格也认识到冷战后全球地缘战略格局最为引人注目的变化即中国的崛起，但是，基辛格并不认同所谓的中国威胁论，2002年4月基辛格在上海纪念《上海公报》发表30周年的会议上指出：“那些相信与中国对抗可以作为国家战略的人不理解现在和将来国际体系的动力学。”他认为，“中国的对外政策是长久的，耐心的。在北京看来，地缘政治的挑战不是来自邻国的征服，而是防止它们联合起来反对中国……一个更为审慎的中国政策路线应当贯彻其传统治国之术的基本准则——使远方的蛮夷反对邻近的蛮夷(远交近攻)。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美国处于塑造中国地缘政治选择的地位——正好是一个可能的安全网络，而不是固有的敌对。总之，尽管会有波动，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这事实上已经成为中国政策的核心。”他认为美国的亚洲政策在于“反对任何大国支配亚洲是美国的国家利益所系……但是明智的美国政策是努力防止出现这一后果。它要求与亚洲的所有主要大国培育合作关系，以在局势需要时保留联合行动的可能性。但是它也需要向中国传递这样的信息，即反对霸权的同时美国优先考虑一种建设性关系并且美国将促进而不是阻碍中国参与稳定的国际秩序。”总之，“在可以预见的几十年内，美国拥有外交、经济和军事优势，允许美国塑造未来而不必先发制人地对抗中国”。对抗也不会给美国带来更多的战略利益，反而可能导致美国战略机动性的丧失。他呼吁美国的中国政策应该更具现实感，因为合作是双方的需要，“问题不在于怎么样为这一关系贴标签而在于其内容是什么。合作关系不是哪个国家给予对方的恩惠，而是两国有着共同的利益”。

　　基辛格同时认为，中国的崛起将改变世界政治地图，“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国和亚洲的崛起将使国际体系发生巨大的重构。世界事务的中心将会从过去三个世纪所在的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但是，将冷战后的中国类比为20世纪之初的德国“是危险而错误的”，毕竟除了同样都是由于迅速崛起导致战略格局的重组之外，中国和当时的德国所面临的战略环境、战略文化有着根本差异。中国在亚洲面临俄罗斯、日本、印度等军事强国的竞争，还有台湾问题的掣肘，因此“当中国确定其合作的意愿、否定军事挑战时，其所表达的与其说是一个战略偏好，不如说是一个战略现实”。因此，遏制中国的政策显然脱离了亚洲的战略现实，“美国与中国合作关系的政策的利益在于造就一个稳定的国际体系。”他认为，“尽管存在文化差异，中美对话自尼克松政府开启以来一直是以后历届政府非同寻常地坚持的政策，并使之成为长期关注的政策。从许多方面来说，它是20世纪美国外交政策中最为始终如一的两党共同的外交政策。”基辛格还从更为广阔的全球背景强调新世纪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当新世纪开始，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完全能够决定我们的后代是生活在一个比20世纪还要糟糕的混乱状态还是见证一个与普世的和平、进步渴望相一致的新的世界秩序。

　　跨越文化鸿沟：基辛格的外交遗产

　　“下周不能有危机了，因为我的日程已经排满”。70年代的地球救火员基辛格踌躇满志地说道。他是中美和解、美苏缓和、越南战争结束、阿以休战等一系列外交戏剧无所不在的操控者。他参与设计、构建的国际关系结构迄今仍然在发挥作用。对苏缓和战略、中美关系由敌对向合作的转变、开启中东和平进程等创造性的外交革命极大地塑造了迄今为止的国际格局的基本形态。将中国和苏联纳入的国际体系，三角外交的互动取代美苏两极对峙，以大国外交协调的方式重构国际秩序，美国很快重新恢复了由于深陷越南战争失去的战略主动性。即使其严厉的批评者也承认其重大外交成就——开启中美关系进程与中东和平进程的战略远见在此后三十多年的历史中得以体现，对国际体系的稳定是极富正面意义的战略创造。虽然经历了像冷战结束那样重大的历史变迁，今天的国际关系依然具有基辛格所参与构建的体系结构的基本特征。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整个世界都受惠于基辛格的外交贡献。

　　基辛格是“我们这个时代最负盛名、也是最招争议的外交家”。基辛格有“外交博士”、“外交魔术师”这样的美誉，也有“当代马基雅维里”、“美国的梅特涅”这样亦褒亦贬的称呼，批评者还将他描述成冷血的权力追逐者和“战争罪犯” ，是痴迷于原子弹的“斯特兰奇洛夫博士”。但是，笔者更愿意将基辛格称之为“跨文化交流的使者”，这是对这位外交家最为中肯的评价和褒扬。

　　美苏战略武器谈判、越南战争谈判、中美关系谈判、阿以脱离接触谈判等基辛格八年外交生涯中所经历的外交谈判几乎都是现代外交史上最为艰苦的，双方历史积怨之深厚、立场对立之尖锐、分歧之巨大给谈判者预留的妥协空间非常狭小，特别是长期对立造成双方缺乏基本的信任，使得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是基辛格却取得了不可思议的成功，这位“外交魔术师”既能吃鱼子酱，又能喝茅台；既能得到阿拉伯人的拥抱，又能得到以色列人的信任。这很大程度可以归结为基辛格独有的跨文化身份以及他对国家文化特征与外交关系的独特认识。基辛格对于美国社会而言毫无疑问是局内人，但是他的犹太裔和德国移民身份又使他具有局外人的某些特征，这种“局内-局外”人的跨文化特性赋予了他独特的观察和认识的视角，这影响了他对于美国外交传统的理解，也影响了他对于美国与国际秩序关系的理解；这种跨文化特性也排除了在某一单一文化中容易滋生的文化自大或自卑主义，而是对不同文化或文明群体生存状态的同情与理解。基辛格将这种跨越文化鸿沟的同情与理解带入到与中国、苏联、越南的谈判之中，这些谈判完全可以看做是基辛格进行的跨越文化鸿沟的对话。如果将对话建立在彼此的同情与理解之上，无论双方的鸿沟如何难以弥合，至少开启了沟通、共存的进程。这也表明在全球化的多元文化共存格局下，成功的外交谈判必须超越物质化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层面，通过跨文化的沟通、交流实现一个和平、进步的稳定国际秩序。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提醒我们在冷战意识形态冲突之后，文化或文明冲突这一破坏性动力因素对于国际秩序稳定的威胁，而基辛格的外交成就从另一个方向给我们指明：跨越文化鸿沟的对话虽然不一定能消除这一威胁，但至少可以将其破坏性后果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

　　也许这就是基辛格对于今天这个世界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