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三月有余的奥巴马新政府在全球展开积极外交行动。其基本框架和重点是什么？有何新的理念与举措？

　　奥巴马展开“柔性外交”

　　本报驻美国记者李学江：进入4月以来，奥巴马先后出访了欧洲和拉美，试图通过其“柔性外交”修补美国受损的对外关系与道义形象。通过这两次出访，奥巴马的外交新战略大体上已水落石出，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强化与传统盟友的结盟关系。奥巴马明白，要让盟友竭诚支持美国的领导就得回应它们的关切。为此，奥巴马一上台即宣布关闭备受欧洲盟国批评并有损美国道义形象的关塔那摩与中央情报局的海外监狱；并终止使用酷刑；对欧洲关切的气候变化问题，他也明确表示美国不仅要参与推动而且要起带头作用。为强化美日关系，奥巴马将首访白宫的殊荣给了日本首相。

　　重视与俄、中等大国改善关系。奥巴马与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会晤后宣布，两国将立即着手“削减并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谈判，并拟于年内达成协议。为避免激化矛盾，奥巴马将北约继续东扩问题暂且不提；并对在东欧部署反导系统表示出灵活性。中美关系则实现了少有的平稳过渡，中美元首伦敦会晤后，两国同意建立“积极的、建设性的全面合作关系”，并提升了战略对话层级。

　　致力于改善其在伊斯兰国家中的不良形象。奥巴马上台伊始，就特意将首个专访机会给了阿拉伯卫视，并宣布“美国不是伊斯兰世界的敌人”。国务卿克林顿将信仰伊斯兰教人口最多的印尼纳入首次亚洲之行；奥巴马则选择土耳其再度向伊斯兰国家释放善意，他表示“美国从未与伊斯兰开战，事实上，在击退极端意识形态方面我们是伙伴关系”。

　　准备与“敌对国家”展开对话谈判。奥巴马表示，只要伊朗松开紧握之拳，美国也将伸出相握之手。美国国务院表示将全面参加伊核问题谈判。奥巴马在拉美峰会前宣布解除对古巴裔美国人探亲与汇款的限制；在今年4月份的美洲国家峰会上又承认美国现行的古巴政策是“失败的”，表示愿意“将美古关系推向一个新的方向”。

　　与前任政府的单边主义“刚性外交”不同，奥巴马政府奉行以“伙伴精神”为基调的“柔性外交”。奥巴马在欧洲强调“伙伴精神”，在拉美呼吁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他在美洲国家峰会上表示，他在其整个任期内都寻求与拉美国家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

　　从奥巴马政府已展现出的外交姿态来看，他们正在摈弃前任政府的单边主义，转而强调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合作，并尊重国际法；淡化意识形态色彩，更注重务实合作；奥巴马表示要降低军事手段在对外政策中的作用，而强调外交优先，以对话代替对抗。

　　奥巴马的外交与安全团队提出了将硬实力与软实力相结合的“灵巧实力”的外交理念，即综合运用美国国家的所有手段，包括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法律与文化领域的所有资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总目标服务。这一新的外交理念现已体现于“巴基斯坦—阿富汗新战略”。这一新战略的突出特点就是“军事与民政一体化”。奥巴马承认单纯依靠军事力量不可能打赢战争，因此在增兵的同时，决定增加派遣为数众多的外交官员、政法培训人员、工程师等等，意在通过改善当地民生来争取民意支持，并帮助加强阿富汗地方政权建设。奥巴马同时敦促欧洲与周边国家共同参与阿富汗重建。

　　当然，奥巴马政府的外交变革主要是外交策略、外交风格和外交手法的改变，而美国外交战略的总目标并没有也不会改变：那就是确保美国在世界的主导地位与全球利益。只不过，奥巴马前任政府仰赖的是制裁与武力，而奥巴马政府则想“通过榜样的力量，而非力量的榜样来领导世界”。因此，奥巴马政府意在通过“柔性外交”来修补此前美国受损的国际形象与对外关系，力图通过抢占道义制高点来实现重建美国在全世界的领导地位与影响力这一总目标。

　　对亚洲

　　提升地位 　加重分量 　深化合作

　　本报驻美国记者李学江：4月1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英国伦敦的首次会晤，就中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共同努力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明确表达了中美进一步加强合作关系的良好愿望。两国元首一致同意建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新机制，将由王岐山副总理和戴秉国国务委员作为中国国家元首特别代表分别负责经济对话和战略对话，希拉里国务卿和盖特纳财政部长作为美国国家元首特别代表分别负责战略对话和经济对话。同时，双方将继续通过中美商贸联委会机制，促进两国经贸领域互利合作。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深化广泛领域的互利合作，加强能源、环境以及气候变化领域的政策对话和务实合作，恢复和扩大防扩散和其他安全问题磋商。中美元首的这次会晤，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被认为重新定位了中美双边关系，提升了双方对话机制，拓展了中美对话的领域和范围，确定了合作重点，把中美关系引领到了新起点。

　　奥巴马在会晤中重申了“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他表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令人瞩目地向前发展。美中两国不仅有着非常紧密的经济关系，而且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有着许多共同利益。很高兴双方建立了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希望通过加强接触和对话，在双方关心的重大问题上取得进展。美方对两国关系在现有坚实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的前景感到乐观，赞同使两国关系变得更加积极、合作、全面。双方要相互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妥善处理分歧，使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在全球关注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问题上，两国元首也强调，中美作为两个主要经济体，将同各国一道努力推动世界经济恢复强劲增长，稳定国际金融体系，避免再度发生如此重大的危机。两国元首认为，中美两国采取的财政刺激措施已起到促进全球经济稳定的作用。两国元首一致认为，强有力的金融体系对于恢复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同意增加国际金融机构资源，以帮助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对资金短缺，两国将同有关各方为此作出努力。双方一致表示坚定支持惠及各方的全球贸易和投资流动，承诺抵制保护主义，维护健康稳定的中美贸易关系。奥巴马已决定将于今年下半年访华。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最近也呼吁美中两国应该建立一种“命运共同体”结构，将两国关系提升到类似二战之后美欧关系的高度。基辛格强调，现存的国际秩序已经不能适应国际政治与经济发展的需要，全球化条件下的经济已与政治体系脱节。而在未来新秩序中，中国无疑将扮演关键角色。

　　当然，美国亚太战略调整的最终目标是继续保持美国在亚洲的主导地位。这会给亚洲带来一些变数，也会为提升中美关系发展带来新的重要机遇。中美这两个大国能否和平相处，将直接决定21世纪的世界和平。二者携手并进，可以为世界繁荣提供强大动力。

　　本报驻日本记者于青：亚洲已经成为奥巴马政府重要的外交舞台。日本共同社的评论认为，希拉里今年2月份对亚洲的访问，是自1961年肯尼迪政府以来首位将外访第一站选择亚洲的国务卿，可谓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亚洲是希拉里长期负责的战略课题，这多少表明美国外交的重心已转移到亚洲。没有亚洲，美国无法继续前行。

　　此后，奥巴马又在白宫会见了到访的日本首相麻生太郎，这是美日高层间的又一次重要对话。麻生是奥巴马上台后首位被请到白宫的外国领导人，美日的高层互动向外界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那就是美日关系非常重要。

　　对此，《读卖新闻》的社论说，美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领域依然具有强大影响力。日本外交以日美同盟为基轴不应改变，重要的是摆脱被动外交。日本应该做什么，由自己判断并实行，并期待构筑与美国“坦率直言”的关系。

　　本报驻印度记者任彦：印度外交界大多数人认为，奥巴马政府在国际事务中将会更多采取合作的态度，降低使用单边主义先发制人的军事强硬手段。尼赫鲁大学美国问题专家钦塔玛尼·马哈帕特拉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反恐问题上，布什总是咄咄逼人，离不开武力，而奥巴马更倾向于通过外交和军事两个手段来解决，相比之下，奥巴马温和了许多。

　　在美国与亚洲国家关系上，印度外交界普遍认为，与上一届美国政府相比，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政策似乎有一个明显的变化，那就是在亚洲地区亲近中国，疏远印度。印度前外交家和外交战略分析家巴德拉库马尔大使最近就美国外交政策发表评论称，印度没有被包括在美国国务卿希拉里首次出访亚洲的行程中，希拉里用实际行动兑现她去年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的主张：“我们与中国的关系将是本世纪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印度前国家安全顾问布拉杰斯·米什拉前不久在新德里举行的一次关于印度与美国关系的研讨会上表示，未来4年里，奥巴马的主要任务就是振兴美国经济，为了这个根本目标，他必须和中国加强合作。

　　不过，奥巴马政府的这种外交上的调整依然受其国家利益支配。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有两大基石，一是在欧洲向东扩展势力，二是制衡中国。奥巴马依然会沿着这两个方向走，只不过在当前经济危机时期，他只能选择和中国接近。

　　在中东

　　力推接触为核心的“新中东政策”

　　本报驻埃及记者李潇：中东地区一直都是美国外交战略中的重中之重。这里有着丰富的战略资源和能源，也有着美国最亲密的盟友以色列。目前，奥巴马政府在中东问题上的态度，似乎在试图矫正长期偏袒以色列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以一个更为中立的调停者角色介入中东事务，并且力求在与中东有关各方的对话和谈判过程中保持必要的灵活性。

　　然而，以接触为核心的美国“新中东政策”的最终形成还面临不少挑战。首先，尽管奥巴马政府愿意与伊朗进行对话，但目前这种对话还没有提上日程。而美国中东特使米切尔今年1月的中东之行也未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接触。事实上，无论是对中东局势有着重要影响的伊朗，还是在巴以冲突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哈马斯，都是美国“新中东政策”的“主角”。

　　“新中东政策”需要找到美以关系新的平衡点。去年底，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发动的“铸铅行动”，很大程度上是对奥巴马政府试图在中东问题上扮演中立角色的一种回应，以此来试探奥巴马是否会在关键时刻效仿其历届前任，保持美以间的特殊关系。当时的美国明智地选择了“沉默”，但以色列的试探确实对其“新中东政策”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更为重要的是，“新中东政策”必须从根本上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满足国内外各个利益集团的需要。而在这个调整时期，中东有关国家对奥巴马政府有期待，但更多的是观望。也许这是当前这些国家最为理性和客观的应对方式。

　　呼吁巴以双方尽快接受“两国方案”，是奥巴马政府“新中东政策”的第一步棋。今年4月，米切尔相继访问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强调“两国方案”是解决巴以问题的唯一出路。巴勒斯坦对此反应积极，而以色列方却始终反应冷淡，甚至显示出了一定程度的抵触。

　　以新总理内塔尼亚胡上任后一直主张首先振兴巴方经济，然后再进行关于巴勒斯坦建国的实质性谈判，而对于目前各方极力推崇的“两国方案”则始终缄口不言。以色列新任外长利伯曼公开表示，巴以和平进程目前已经进入死胡同，以新政府必须制定新思路来解决这一历史问题。但是，以色列如果对“两国方案”断然不予接受，则势必与美国产生嫌隙。

　　内塔尼亚胡显然不希望把与美国的关系弄僵；而接受“两国方案”，对于右翼力量占主导的以色列新政府来说，又非常困难。美国与以色列之间在“两国方案”上的巨大分歧，使奥巴马政府“新中东政策”的推行，在未来面临严峻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