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叶利钦时代，由于捉襟见肘的国家财政，对外情报局职能大为收缩，但普京时代的经济好转，让对外情报局开始大肆扩张。德国《法兰克福评论报》曾对此评论道：在普京先任总统后任总理期间，俄罗斯特工机关队伍迅速膨胀，一些官僚上台，取代了职业情报人员，结果导致情报行动效率迅速下降。

　　在职能上，由于2006年普京签署了成立俄罗斯全国反恐委员会的命令，对外情报局成为委员会成员，因此加大了在反恐领域的情报工作。

　　在人员配置上，1998年对外情报局恢复了前苏联时期该部门的武装力量(阿富汗战争时期，由于苏联时期这支部队表现不佳而被裁撤)，对外情报局重新组建了一只名为“掩护队”的300人兵力的特种部队，主要司职武装情报搜集，虽然也具备很强的作战能力，但主要以情报搜集任务为主。

　　和前苏联时期的“博格乌”一样，对外情报局招募包括外国人在内的各种优秀人才，苏联时期的特工信奉共产主义，现在大部分俄罗斯籍特工只是信仰宗教，多了一些人性，但少了一些绝对的忠诚。

　　在美俄交换间谍过程中，就有几名间谍表达了不愿返回俄罗斯，由此看出他们从事间谍工作的最大动力还是基于自身的考虑。

　　传统间谍频频失手

　　间谍现在似乎越来越容易“失手”，除了俄罗斯情报部门外，包括英国军情5处，甚至是以色列声名显赫的摩萨德都频频失手。在这些事实背后，传统人力间谍的最大敌人不是敌国的反间谍机构，而是技术的进步。

　　在无线电发明之前，人们传递信息往往通过口口相传或是书信来往，人力间谍是那个时代的主宰。

　　无线电电报技术广泛使用，让人类社会的交流突破了距离上的束缚。人们可以瞬间将信息传送到千里之外，但这一过程中信息也将容易被其他人所截获。例如在1904年日俄战争中，一名俄罗斯无线电话务员监听到日本舰队的信号，准确地推断这是对方的海军炮火校射信号，随即利用其火花发射器对其进行干扰。

　　这种背景下，虽然间谍们依然活跃，但主角已经更替。二战中最大的机密不是某国某某间谍的成功潜伏，而是盟军掌控了德军的电报密码核心关键——“恩尼格玛”密码机。盟军截获、破译了大量德军绝密情报，经过破译后分发给盟军指挥官的情报被称为“超级机密”。

　　上世纪60年代，卫星的出现使得间谍的地位再次被撼动，间谍卫星出现后唯一的缺陷就是卫星照片胶卷需要一段时间后由返回舱带回地面，周期较长。随后数码电子图片技术的问世，解决了实时性的问题，彻底让侦察卫星成为了主要的间谍手段。

　　20世纪末互联网技术和手机的兴起，更是彻底将传统间谍的最后一点“神秘”毫无保留地剥去。在互联网、手机、无线网络连接起来的“地球村”里，间谍们顿时变得无处藏身。俄“千变女郎”安娜落网后，照片一经在网上发布，各种绯闻资讯和小道消息都源源不断地在网络中发布，而这些消息的制造者都是和安娜相识的人们。

　　安娜成为“人肉搜索”时代最出名的殉难者。

　　互联网的出现是一次信息传播的革命，互联网首次创造出了“矩阵传播”，这个矩阵中，X轴是信息接收者，Y轴是信息传播者，轴上的A、B、C、D、E、F是每一个人或者组织，他们都是信息的制造者、传播者，同时也是使用者。

　　在全球所有人之间都拥有这种“亲昵”的关系后，间谍“伪造”后的身份最终将难逃互联网的最终审判。

　　CIA一名特工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曾说过，间谍所必须了解的知识中有90%都是可以公开获取的。作为一个全球性的知识库，互联网已成为大国经济发展所必需的智囊库。开启这个知识宝库的钥匙就是高速的互联网接入、先进快捷的互联网信息共享以及高性能电脑的分析处理能力。

　　通过电脑对数以十亿计比特数据的分析处理，才有可能发现隐藏其中的机密信息。强大的互联网浏览器和各种代理，穿行于形形色色可信任或不可信任的电脑和网络之中，并记录下他们的秘密。

　　如今“新间谍”已经不再出现在各种高档的社交场合，靠牺牲色相来换取信息。他们更多时候枯燥乏味地坐在电脑前，检索着各种境内外的网址。聪明的电脑程序员可以通过基于电子技术的“虚拟代理”破解相应的机密信息。他在一天之内破解的信息，甚至比一千个詹姆斯·邦德穷尽一生时光所能破解的机密还要多得多。

　　如今，“新间谍”不但可以完成信息获取，同样可以悄无声息地完成破环。

　　他们可以通过攻击敌人的计算机网络系统完成传统间谍的工作。多数国家的信息基础设施的弱点在于：通信、商业和国防等领域都通过计算机网络进行管理。计算机网络看起来好像进行了严密的防护，其实存在很多漏洞。

　　和平时代，各种可在战时激活的计算机病毒已经被各主要国家研发出来。可以想象一下，当敌友双方90%以上的计算机操作系统软件被嵌入木马病毒后，又会是怎样的恐怖场景。木马病毒一旦被激活，可以有选择地瘫痪敌人的电脑系统，严重影响其经济、通信和国防体系的正常运行。

　　相比之下，传统间谍的主要工作还是获取情报，而不是进行破坏。正如克格勃第一总局一位退休军官所说的那样：“当你拔出枪时，情报已不复存在。”

　　“飞行员间谍”登场

　　前CIA局长詹姆斯·伍尔西总结冷战后的世界时曾说道：“就像我们花了45年的时间奋力搏杀一头巨龙(苏联)，当巨龙轰然倒下后，我们发现正站在一座到处都是小毒蛇的丛林中。小蛇在许多方面都比巨龙更难以追踪。”

　　事实也是如此。

　　对美国的国防策划制定者而言，他们并不担心中、俄这样的强国，反而更担心弱国和小国。美国五角大楼就曾在全部由国防部部长罗伯特·盖茨监督下出台的报告中，公开指出：“无政府地区，遭受苦难的地区，管理不当的地区和有争议的地区给恐怖主义和其他邪恶势力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滋生环境。”

　　整个世界正在严重地向“右”转，贫富两极分化不但在各国内部不断扩大，世界范围国家间的贫富差距也在加剧。更多失去秩序的贫穷国家所滋生出的海盗、毒品、恐怖主义正威胁着这个世界。对于俄罗斯而言，其国内的车臣分裂势力和恐怖组织依然是其最大的现实威胁。

　　对于还没有被互联网和电子通讯工具所完全吞噬掉的“第三世界”，传统的间谍们似乎找到了最后一块“自留地”。

　　但在现实中，美国的间谍很难进入那些封闭的宗教部族，而且由于当地居民强烈的宗教信仰，也很难发展下线间谍。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在这一地区担任主角的依然是那些电子化“间谍”。这些“身临”战地的美国间谍往往躲在美国本土基地的空调房之中，下班后还能回家和妻儿老小共享天伦。无人机技术和网络信息技术的出现，真正颠覆了间谍的命运。

　　2010年，德国《明镜》杂志采访了在阿富汗作战的无人机飞行员。CIA的“间谍”戴着耳机、麦克风，端坐在一台连接着五台显示器的电脑前，他们双手紧握着操纵杆，两眼紧盯着屏幕。在这位“间谍”旁边同样坐着一个周围布满各类仪器、面板和显示屏的CIA特工。

　　虽然他们远在阿富汗执勤，但却在美国东海岸弗吉尼亚州兰利总部坚固的地堡内上班。飞抵目标上空的无人机能够清晰地监控地面上每一个阿富汗人，但行动所动用的资源是全球性的，两名CIA特工端坐在地球的一端，他们通过军用卫星、战场数据链所遥控的无人机却在地球的另一端监控着地面发生的一切。

　　这些“间谍”和“攻击者”自嘲为“上班族”。

　　“每天，我们过着与都市上班族无异的、朝九晚五的生活，早晨搭上车去基地作战，晚上则回家与妻儿团聚，”一名37岁的飞行员“间谍”向《明镜》记者说道。

　　这些无人机在阿富汗主要进行情报收集、监视支援以及数据中继，它们每天为驻阿地面部队提供超过400小时的实时监控视频，这些战场情报经数据链直接传给前线指挥部的笔记本电脑中，供其参考。

　　虽然这些飞行员“间谍”过着正常人的生活，但每天却在电脑屏幕上杀人，其精神状况虽然并不紧张，但却背负着极大的压力。CIA顾问律师维绮·迪维尔曾这样警告道：“使用无人机的机械化杀戮仍然是杀戮，由于远离现场，这种心理冲击比一般前线部队更大。”

　　反思“间谍”

　　科技的力量改变了“间谍”的形态，但却改变不了“间谍”受伤害的现实。自古间谍们都违逆着自己的人性而进行伪装，而成为某种社会组织的工具。最常见困惑是：虽然情报部门是以国家为名从事见不得光的工作，但在“为国家利益”这一空洞化的理念下，他们可能也只是在为某些腐败的官僚集团服务。

　　间谍们使用的非常手段，往往与人道主义和派驻国家的法律背道而驰，各种极端的刑讯逼供手段在没有任何监控的条件下被滥用。美国军方情报部门在关塔纳摩虐待战俘的行为，也只是在知情人曝光的情况下才被公众所了解到。

　　各种间谍行为本身时常游离在法律规定的边缘，非常容易越轨。间谍机构权力的过分膨胀将危害到公民社会民众的合法权利。

　　美国境内的反谍报工作在某些方面的权力膨胀已经引起许多人的担忧，认为这将践踏公民隐私权。在2001年美国颁布的《爱国者法案》规定：一些反谍报部门有权在没有法院许可、或者在很小的监管下，能擅自向被怀疑参与恐怖主义和其他威胁美国安全的公民发出传票。

　　这一法案令很多人不安，在被媒体披露，在此法案出台前，美国五角大楼和CIA就早已这样行事之后，保护公民隐私的声音再次响亮起来。限制间谍机构凌驾于法律之上，成为了法制国家公众最关注的问题之一。

　　间谍本身就是“极不信任”的代名词，在国际交往中各国保留的间谍机构往往成为人性中最猜忌、最自私丑陋部分的最大化放大。正如俄联邦对外情报总局所说的那样：“世界上存在友好国家，但不存在友好的情报机构。”在将人性中猜忌和怀疑丑陋面无限放大后，各种猜忌的情报部门根本形不成真诚的合作。

　　即便是美国，其国内众多处于竞争关系下的情报机构间，也很难做到情报共享。这一原因也促成美国对情报体系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来建立统一的、威权的情报管理机构。

　　反谍报工作即使在情报系统内也出现了重大问题。为了打击外国情报机构窃取美国国家安全秘密，2001年国会颁布了反情报加强法案。根据此项法律，成立了国家反情报局，负责美国反情报活动的整合、协调和战略方向，这些权力原先一直分散在独立的联邦机构和部门。

　　2005年，国家反情报局发布了首份国家反情报战略，为美国反情报工作制定了一致、清晰的新战略方针。但是，机构间的内耗和权威的缺失使这个新机构举步维艰。尽管联邦调查局和中情局以及各个军种之间的反情报合作有所增加，但合作的水平远远不够，没有实现2001年国会提出的全面、一体化战略和政策。

　　这种“极不信任”的病因困扰着美国当局整合政策的实施。

　　除了上述种种情报机构难以克服的先天疾病外，间谍本身也伤害着自己。旧时代的间谍，往往面临着死亡和监禁以及心理上的创伤。科技进步虽然让时下的间谍免去了生命之忧，但同样让他们承受巨大的心理创伤……。

　　(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对本文进行了学术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