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当一个人感到绝望的时候，往往会选择自杀。而日常生活、工作中日积月累的疲劳和压力，会让人产生抑郁。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注意危机的干预和处理，而对于抑郁症，则往往不易察觉，不能防微杜渐。此外，神经类药物，如酒精、毒品、致幻剂等等，也会让人丧失自我监控能力，产生绝望感，发生自杀或伤害他人的行为。
美国在198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中期，抑郁症患者的数量一直居高不下，这也是导致美国在那一阶段自杀率高的微观因素。到了1990年代中后期，一方面是经济、社会宏观环境的改善，另一方面也是美国对抑郁症的预防和治疗力度加大：社区干预、家庭治疗等社会心理支持的加强，高选择性、低副作用的抗抑郁新药的诞生等等，也为降低自杀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美国自杀率变化的趋势，也为我们国家如何提高国民幸福感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首先是“国泰民安”。如果国家政局动荡、经济恶化，肯定会降低国民的幸福程度。因此在经济上，要注意发展、效率、公平之间的关系，防止经济的单一恶性发展，造成两极分化严重，民不聊生的局面。
其次是在舆论导向上，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崇尚个人奋斗，体现个人价值等个人主义文化中好的方面，也要保持我们传统文化中注重家庭和个人内心满足的优良传统。对于过度的消费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或者愚忠愚孝等中西方文化中不好的东西，应当予以摒弃。
对于个人来说，相比生理疾病，国家在国民心理健康上的投入也应当有所加强，如加强心理问题的关注和重视，加强医院心理科室的建设等。以前在里弄中有“居委会大妈”等类似从事社会心理干预工作的人员，如何在新的社区中建立和加强社会干预机制，培养社会工作人员，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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